吴景平: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与政商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1:11:03

进入专题: 近代银行制度     政商关系     洋务派官员  

吴景平  
根据邮传部所拟并奉旨“如拟”的《交通银行奏定章程》七十四条,交通银行的基本制度体现了“商”与“官”两方面取向的结合。如《章程》宗旨的第一条便宣布:“交通银行纯用商业银行性质,由邮传部设立,官股四成,商股六成,一切均照奏定商律办理。”对于私人存款,规定“应按照外国银行通行规则办法,妥为收存营运,不能问其款之所从来”,“非持存款凭券不得用官力向银行强迫阅帐查办,致使银行信用稍有损碍。”在向官府借款方面,强调“该行系官商合办之业,凡各部省、各地方官,虽因公事,若无抵押的款,不得违章挪借,致失国民信用。”交通银行的基本经营范围包括存放款项、买卖生金生银、汇兑划拨公司款项、票据贴现、贵重物品保管等一般银行业务,没有经理国库、发行公债等特权。但在人事和管理方面,归由作为“最大股东”的邮传部来决定,如定派总理和协理各一人,专管总分行事,“总理、协理均听邮传部堂官命令”;总行、分行均定派总办一人,酌派副办一人,有办事全权;另由邮传部派出总稽查一人,随时赴行专司稽查之责;银行每季须详造营业资财报告呈送邮传部查核,年终结账转咨度支部查核,邮传部可随时调查各帐,“此外各项贸易事业,公家决不干预。”(30)与户部——大清银行相比,交通银行带有更多商业银行的特点,而与政府财政较少直接的关联。

   除了上述专门针对国家银行的《试办银行章程》《大清银行则例》,以及邮传部主管的《交通银行章程》之外,其他商业银行的章程规则也有获得奏准或咨准。如1905年,商部曾奏请设立模范商业银行,“整理商业,必以银行为基础。银行者,所以汇集资本、酌盈剂虚,握商界交通之机关。银行益众多,商业益发达,国势即益强盛。”(31)当时清廷已经意识到,除了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银行之外,将陆续出现“普通银行”,亦即“民立银行”:“东西各国有中央银行,复有普通劝业储蓄各项银行。考其制度,约有两端:一为国家银行,由国家饬令设立,与以特权,凡通用国币,发行纸币,管理官款出入,担任紧要公债,皆有应尽之义务。一为民立银行,为商民之所请立,必由政府批准然后开设,大旨皆与商民交易,凡其集股数目,营业宗旨,以及一切办法,均当呈明于户部,而款项营业情形仍须随时报告。”(32)有鉴于此,1908年2月度支部颁发了《银行通行则例》共15条,其第一条即规定,凡是开设店铺经营所列银行业务的,无论用何店名牌号,总称之为银行,皆有遵守该则例之义务。这一规定就其本质而言,确定了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代表性行业的地位,而钱业等本土传统金融业均被归入该法规的适用范围,不复有单独法规颁行之可能;《银行通行则例》较明确地规定了银行的业务范围、申请开设银行核准注册的基本程序和申报内容、银行开业后按期向政府申报资产和收支情况并须向社会公布,但对于银行开办资本未设最低限额。根据《银行通行则例》,各省官办或官商合办之行号,亦须限期申报注册,并遵守则例;官办行号每省会商埠只准设立一所,商办金融机构的数目则无相应的限制(33)。同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多个关于银行业的条例,如《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34)。可以认为,清末已经形成了华资银行业制度文本体系,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大门业已打开,银行业的准入、营运、监管等方面已经有了“法定”意义的制度规定。这也意味着围绕银行制度的政商关系将有新的定位。

   近代银行制度从早期构想,到第一家华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制度文本的问世,是以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与实质是绅商的企业家群体之间,通过较长时间的充分交流而达成的共识。事实上,在银行股本构成、主要组织和人事、权益与风险等问题上,不仅官商之间有着不同的取向和分歧,甚至洋务派官员与清廷决策机构之间、不同绅商之间,观点主张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各种讨论甚至争议的参与者,对于中国人自办银行且股本均为本国资本的必要性、迫切性上,则是基本一致的;政商之间所持的立场也都是积极和建设性的。第一家华资银行制度的本质,与绝大部分洋务民用企业实行的“官督商办”制度大体相同,但能够以“商办官护”的形式出现,即“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合法性与准入的把控、对于全部制度文本的核定;“商”的定位则是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并承担相应的利益与风险。这些都表明,华资新式银行的诞生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更是这一运动的升华。正是通过近代银行制度的早期构想到第一家华资银行制度文本的问世及初步运作,待到设立国家银行与一般商业银行的时机成熟之后,相应的银行制度文本体系的形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还应当指出,经历辛亥鼎革、清廷退位等政治风潮之后,中国通商银行依然维持运作;在清理改组大清银行基础上成立的中国银行,其体制的基本属性,即国家控制的政府银行,并无本质性区别;交通银行条例虽有些微变化,其制度的连续与延续,也是基本的。而对于晚清末期建立的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体系,北京政府财政部于1912年9月18日颁令:“兹暂定在则例未修正以前,仍暂照前清度支部奏定各种则例及注册章程办理。凡有设立银行号者,仰即转饬遵照办理可也。”(35)直到1920年代中期,前述《银行通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等依然得以遵行。可见,围绕晚清银行制度的形塑过程,政商之间的合作、互动乃至博弈关系,其作用和结果基本上是积极、稳定的;近代银行业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制度文本,银行业的经营运作则是制度文本得以检验和存废的基本依据。

   注释:

   ①参见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李飞等主编:《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2002年5月、2008年5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②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③“中国拟设银行”,《申报》,1876年3月18日,第1页;“华商新设银行纪畧”,《申报》,1876年5月20日,第1-2页。

   ④盛宣怀上李鸿章说帖(1882年冬),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68页。

   ⑤督办军务王大臣等关于开设银行的奏议,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896年2月3日),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705页。

   ⑥“谨拟有限国家银行章程恭呈宪鉴”,《申报》,1886年1月27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版。

   ⑦米建威禀及会议章程,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日(1887年7月23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697-699页。

   ⑧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日(1887年7月23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697页。

   ⑨华、美绅商集股设立中国官银行草议,光绪十三年六月(1887年7月,天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697-699页。

   ⑩盛宣怀上翁同龢禀,1887年夏(光绪十三年丁亥夏),《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68页。

   (11)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527页。

   (12)(13)(14)(2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637、641、641-642、1039-1042页。

   (15)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折附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896年11月1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4页。

   (16)军机处关于盛宣怀开办银行的批文,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1896年11月12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8页。

   (17)银行商董呈递说帖,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1896年11月),《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8-9页。

   (18)银行董事酌拟章程四十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1月12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0-35页。

   (19)张振勋拟呈银行条议,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896年12月20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6-37页。

   (20)严信厚等关于设银行、发行钞票的条陈,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96年11月6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4页。

   (21)严信厚所拟银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897年1月12日);严信厚所拟第二个银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97年1月20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42-48页。

   (22)(25)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97年2月20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6、8页。

   (23)盛宣怀咨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文,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897年4月12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8页。

   (2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盛宣怀文,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1897年4月19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71页。

   (26)拟设银行官见六则,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1月,上海),《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28页。

   (28)据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度支部尚书载泽折:“臣部所设银行原名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见于《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下册),第1044页。

   (29)《大清银行则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下册),第1045-1048页。

   (30)《交通银行奏定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邮传部奏颁),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72-181页。

   (31)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7月,第369页。

   (32)度支部尚书载泽折—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并厘定各银行则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下册),第1044页。

   (33)《银行通行则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奏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45-148页。

   (34)《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48-156页。

   (35)财政部致京师商务总会令稿(1912年9月18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45页。

  

    进入专题: 近代银行制度     政商关系     洋务派官员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931.html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