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宇: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0: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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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宇  

   内容提要: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归国这一民初政治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可作为观察民初政争的窗口。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得以回国乃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20余天里,在他周围,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稳健派等各方势力纷纷出场并展开了竞逐与博弈。基于利益方面的考量,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同时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梁归国前后所关联的史事,不仅再现了走进共和之际梁思想历程的变迁,而且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党政治的若干走向。

   关 键 词:梁启超归国  民初政争  袁世凯  共和党  民主党  国民党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了十余年流亡海外的生涯,从日本归国抵达天津,10月20日,又应袁世凯邀请进京访问,至11月1日复返天津,此间20余天,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以及国民党的激进派和稳健派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进行了竞争与角逐,成为民初政治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此恰可作为观察民初政争的一个切入点: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各方力量同梁的关系,亦可窥见民初政党政治中各派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复杂纠葛。

   学界对于梁启超归国这一事件已有一些研究,不过,总起来看尚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二:其一是史实考证的缺失,如清华大学国学院、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对梁归国初期的行踪语焉不详,①《饮冰室合集》对此间梁氏发表演说日期的记载亦讹误颇多;②其二是对于事件的全景把握颇显不足,如胡绳武、张朋园、李喜所等侧重梳理了梁归国前夜的难产之行及政治局势,对于梁归国之际的相关内容论述得并不充分,③曾业英阐释了梁归国前后与民主党成立之间的关系,④朱英解读了梁归国后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演说内涵,⑤所涉及的均仅为梁归国史事的某一个侧面。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且致力于把握梁启超归国事件的全景,梳理其脉络。就前者而言,将挖掘前人鲜有利用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清华大学国学院藏)、《梁启超知交手札》(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以及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就后者而言,力求分析促成梁归国的政局形势,比较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在建设共和理念上的异同,解读梁与共和党、民主党、袁世凯、国民党稳健派、激进派之间的博弈,进而揭示出民元北洋政局的多元复杂性,以期在丰富梁启超思想图景与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方面有所补益。

  

   一、梁启超与归国旅途的“一波三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表达了因应时局的策略:对内控制京城禁卫军,对外利用第六镇吴禄贞,联合发动兵变,驱逐奕劻、载沣,由清廷下罪己诏,速开国会,实行立宪,“以杀革党之势”。⑥与此同时,梁于11月9日抵达大连,拟入京联络第二十镇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然而,三日后,熊希龄忽急电催其立刻返回。这一方面由于吴禄贞被刺杀,使梁的政变计划搁置;另一方面,汤觉顿、罗瘿公“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⑦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一次受阻。

   11月16日,清廷委任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梁启超被拟任命为司法副大臣,这使得梁归国之行再现曙光。⑧然而,梁却并未应允立即动身,仅表示自己可与袁交相为用,“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⑨与此同时,梁写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并派盛先觉等赴江苏、上海等地宣传,只是该言论在国内并未获得有效同情。⑩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二次受阻。

   尽管辛亥年间梁启超两次归国的努力均以落空告终,但各方的呼吁却不绝于耳。“梁党”友人劝说其出山:此时若不归来,将来政党林立,人才济济,政治上恐难寻立足之地;(11)况且,“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诬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辨之”。(12)只是1912年上半年,欢迎梁归国的舆论并未转化成事实行动,这一方面来自革命党人的反对声浪。如戴季陶怒斥梁为“保皇党之魁首”,更乃“水性杨花之妖”。(13)《民权报》列举了梁在清末罪状种种,视其为“国民之公敌”,万不可起用。(14)另一方面,部分“梁党”友人认为其归国虽系时势所趋,但时机尚不成熟。麦孺博担忧称,“此行持何名义,办报乎?立党乎?入阁乎?浪游乎?皆不明瞭”,倘贸然归来,面对流言蜚语,恐无词以白其诬,无力以自保。(15)此外亦有人“虑项城之不深信,漫为延揽”,恐梁归国后成为袁的傀儡。(16)故而,他们建议梁不如留东继续办报,指导国民言论,静待时机之变。(17)孙洪伊甚至论断,“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18)

   然而,至1912年5月底,梁启超的归国议程再度浮出水面。先是5月27日,梁的门生、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各省都督,请梁回国,并促各方“拟合词电请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19)5月28日,同盟会张继、刘揆一电称,“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20)6月17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21)7月3日,蒙古王公亦呈请召梁归来襄理国事。(22)此外,江苏都督程德全、广西都督陆荣廷、甘肃都督赵惟熙、章太炎等均回应赞同。(23)与此同时,“梁党”友人趁势制造舆论称,“兹见有都督等,又同盟会等,仍请先生回……其实全国人民反对先生极小数,不过反对之报纸造谣耳”。(24)

   梁启超归国转机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武昌起义以来,梁即表现出“联袁”的姿态,拟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25)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3日梁向其发出贺电,(26)并提出建立财政系统,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大政党,同革命派对抗的意见。(27)4月,梁撰《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发表了支持袁建设“强有力政府”的主张。(28)6月,梁又撰《财政问题商榷书》,阐述了将银行政策、货币政策、外债政策、内债政策,冶为一炉的理财方针。(29)与此同时,袁亦同梁保持了密切的对话关系。2月13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致电梁,“项城急于融洽党派……亟申延揽兄”。(30)袁阅梁氏所著后,则亲自致函,述及想念之殷,并以政党与财政问题相讨教,倚重之情流露其间。(31)正逢此际,“梁党”友人亦向袁进言,称目下亟须理财能手,若假梁氏以政治实权,“则天下事不足平也”。(32)而张继、蔡锷、黎元洪等人的相继招请之电,恰同袁氏邀约梁氏之诉求,一拍即合。

   其二,党争发展的新形势,使得共和建设讨论会敦促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显得极为迫切。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于1912年1月,由汤化龙、孙洪伊、张嘉森等人发起,该会成立之初即有奉梁为党魁之意,梁氏于4月、6月所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均由该会代为印行。而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密切者,属国民协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统一党、共和党等数政团。先是5月底,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公党拟同统一共和党合并。然而,各方却因安置梁职务问题上的不合而分道扬镳。统一共和党反对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推梁为总理,国民公党则欲另举岑春煊。继之,6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又欲同共和党合并。只是,共和党仅准许梁担任理事一职,同样未能满足推举梁为协理的愿望。(33)于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决议,仅使该两党合并,另行组织“第三党”(民主党),举梁为总理,一面遣刘崇佑、张嘉森二君赴日本与梁氏会商组建办法,(34)一面极言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35)故惟赖富有声望的梁氏出面,即时“正式提出兄名,正正堂堂请各省支会赞同”。(36)至于蔡锷、黎元洪先后发表的欢迎梁归国之通电,均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暗中运动的结果。(37)

   其三,杨度的推荐,以及孙中山、黄兴的默许,在促成梁启超返国问题上亦有推波助澜之效。1912年夏秋之交,孙、黄先后进京晤袁,达成了“八大政纲”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梁作为建国大业中不可或缺之人才,呼之欲出。9月20日,杨度、王揖唐向袁极力推荐梁出山,谓“梁君优于政治学问,若任以重职,定获佳果”,至于梁在前清力主“君主立宪”,无非为改良政体起见,断无私意,并援引孙黄北上期间所持“融洽感情”之立意,以“百政得人而理,不可弃才异域”为举荐之词。(38)次日,袁接受了杨度等建议,并恰得孙、黄二人同意。黄兴表示,“宜速请梁返国,昔日虽政见不同,今则共和新建,宜消融党见,以国家为前提”。(39)可见,孙黄北上一度调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既为梁归国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也符合了其对归国时机的判断。由是,万事俱备,梁归国之期指日可待。

  

   二、梁启超归国与孙、黄、梁、袁共和建设之讨论

  

   据《大公报》记载,梁启超自日本神户起程的日期为9月30日。(40)10月8日晨6时,抵达天津,10月20日,又应袁世凯之邀进京,至11月1日返津创办《庸言》杂志。如梁本人所述,“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41)场景热闹非凡,可想而知。从民元政局的大背景而言,梁归国恰逢孙黄北上访问结束。孙、黄、梁等围绕建设共和的目标,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理念。(42)

   首先,推动政党政治进步是孙、黄、梁、袁共同的目标。表面上看,他们均力主调停党争。袁表示,各政党当蠲除成见,邀孙黄来京,“从此南北怀疑之心涣然冰解”。(43)孙在北行中反复强调,“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融和党见“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44)黄在北上期间屡屡提及“南北一家”。(45)梁归国后亦多次声言,一方面,各政党之间应清除前清时代拜把子之陋习,万不可存有共和成立后立宪党即无政治发言权等“不祥之言”;(46)另一方面,重视党德,勿因一己之利益,牺牲同党党员之利益,凡各政党之对抗,必“行动于宪法及法律范围之下”,以“化有血之政争为无血之政争”。(47)

   只是,上述不免为各方握手寒暄的台面说辞,一旦深入讨论政党建设诸问题,如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内阁”或“人才内阁”等,各方则存在明显的分歧。

其一,孙中山倾向于“两党制”,梁启超在“两党制”之外,关注了“第三党”的意义,黄兴主张的是一大党执政,而袁世凯所容许者乃“多党制”。孙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故支持五党合并组建“国民党”,同共和党在朝在野相继更替。(48)对于孙的“两党制”,梁一面肯定了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两党“展转互引,相反相成,故国家之进步无有已时”;(49)一面阐明了对“第三党”的看法,认为其应取两党之长,补两党之短,以“不争政权”“监督政府”“调停两党之争”为原则。诚然,梁承认目下尚不具备实施的土壤,故此仅为理想政治。(50)不同于孙、梁的“两党制”理念,黄建议将民初现有各小党整合为“一极强有力之大党”,因一党执政有利于集中全国政治人才,并消除党争、统一思想。(51)与前三者主张迥异的是,袁对于政党政治的认识并不深入,仅表达了“国无政党不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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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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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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