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物观史——读王晴佳著《筷子:饮食与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3 22: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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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受欧美学界的影响,物质的文化史研究最近很流行。通过一个小小的“物”来透视大大的“史”,这真是一个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的好办法。不过,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太像当年谢弗写《撒马尔罕的金桃》、劳费尔写《中国伊朗编》,以及季羡林写《蔗糖史》那样研究“物”的路数了。那时的重心是,观“物”而写“物”之“史”,现在重要的是,透过“物”来看“文化”的“史”,目的是要在在小小的物品上,讲出一番大大的道理。我曾经读过一些类似的文化史著作,比如《地图的文化史》、《内衣的文化史》、《礼物的文化史》等,都很有“横通”的启发。

  

   王晴佳先生以做中西史学史的学养,转过身来写这本讲“筷子”的书,实际上,就是在“筷子”这个小小的物品上,融入了很多他原来有关宏大的历史之思考。

  

   “筷子”真是很有趣的东西。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我曾努力回想学界曾经有过什么论述。印象较深的是,过去在讨论“汉族文化”和“非汉族文化”的一些论著中,学者曾经把使用还是不使用筷子进食,作为中国内部“汉”与“非汉”族群的区分;在讨论“中”与“外”的文化交通与联系的论著中,同样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之外受到汉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越南,使用筷子又恰恰和“汉字文化圈”重叠,于是,筷子又成了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的文化象征。换句话说,在中国之“内”,筷子曾经是区分“汉”与“非汉”的标志,在中国之“外”,筷子又是连缀“汉文化圈”的象征。同样,在这本《筷子:饮食与文化》中,王晴佳先生也借助了筷子,一方面“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传统,并未把筷子的历史局限在一国之内”,另一方面“从饮食与文化双重角度”(中文版序言,5页),书写了别开生面的“物”的“文化史”。

  

   使用筷子,还是使用刀叉,或是干脆用手抓,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我一直坚信,文明有先后而文化无高低,正如王晴佳指出的,这“只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偏好,而不能表明文明程度的高下”(30页)。因此,我不太敢相信用筷子的族群“比其他人要文明”(30页),也不大敢相信用筷子能够促进手脑平衡,促进儿童大脑发育之类说法(这是王晴佳书中引用的日本学者一色八郎《箸的文化史》的说法,15页)。顺便可以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亚洲日本和中国乒乓球崛起,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直握球拍优于横握球拍,有人甚至追究文化背景和生活原因,据说是使用筷子的习惯,使得亚洲乒乓球手手腕灵活因而水平高。但如今乒坛风水大转,亚洲乒乓球运动员也大多改用横握球拍了,直拍优于横拍,连带着用筷子高于用刀叉的说法,显然就没有依据。

  

   其实,毫无来由的自负和根根里来的自卑,原本就是一回事儿。作为比较文化史,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王晴佳指出的,“在中国古代,为何勺子作为饮食工具比筷子出现更早也更为重要”(20-21页),然而,尽管有“匕箸”并用,后来却是筷子取代勺子,成了汉族饮食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什么?除了从汤中取小块食物时筷子比勺子便捷,吃长长的面条时筷子比勺子方便等具体原因之外,还有什么更深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这才是这部书的主题。

  

   说到主题,毫无疑问,任何有意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有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但是,仅仅有好的主题,也就是有好的idea,能够做好也没那么容易。这个小小的筷子,从时间看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空间看又遍及中国、东亚以及世界;作为一个“物”,它不止涉及饮食和日常生活,还涉及到礼仪、风俗和象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物件虽小涉及却宽,对它的研究亦不易。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书的写作其实相当用心,从一开始就有周密的设计,这使得全书呈现出相当完整的结构。除了第一章《导言》之外,第二章讨论了筷子的起源,以及筷子与早期汉族中国的饮食、气候、环境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第三章则是历史,几乎叙述了整个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变迁史,不仅要讨论汉族传统,而且还涉及中古异族的渗透甚至佛教的影响;接下来的第四章,则更将有关筷子的话题,扩展到所谓“东亚汉文化圈”的越南、日本和朝鲜,在这一章中不仅要说明汉文化以及筷子的传播,更要细心地梳理这个“筷子文化圈”中呈现出来的大同与小异;再接下去第五章,则进一步超越饮食中使用筷子的具体话题,把筷子这一物品,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风俗和礼仪变化联系起来,正如王晴佳书中引用艾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的《礼仪》(Etiquette)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所说的那样,这时餐桌上使用的筷子就和“教养”,也是就和“文明”的历史有关(233页);而第六章中更进一步,筷子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物”,这一章的题目是《成双成对:作为礼物、隐喻、象征的筷子》,筷子被作者放入社会学意义上的“礼物”、文学意义上的“隐喻”和历史学意义上的“象征”。

  

   特别有趣的是最后的第七章,作者把视野从古代历史转向现代世界。他考察了随着东亚和中国食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流行,筷子如何“架起世界饮食文化之‘桥’”。显然,这时王晴佳笔下的“筷子”,不再仅仅是“物”,而已经是“史”,甚至还是横跨各种社会、风俗、族群的一个“联结点”。这样,王晴佳就从筷子这个小小的“物”,论及文化和文明的大历史,给新文化史或者“物”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作品,非常让人佩服。

  

   我们虽然每天使用筷子,但如果习以为常,正所谓“司空见惯平常事”,也许很难想到从一个筷子,可以解释出这么多意义。更重要的是,看这部书的时候,我很惊诧的是书写筷子的文化史,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使得作者不仅要涉及那么多的中文论著,要参考那么多的英文文献,还要引述日本、韩国、越南的资料。这样的工作有相当大难度,因为他对筷子的考察,不仅要跨越筷子和饮食文化史,要跨越传统典籍到考古发掘,跨越图像资料到文字文献,还要跨越中国传统论著到亚洲其他文明研究。

  

   最后,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王晴佳在此书扉页上的献词,他把这本书献给母亲和儿子:“母亲在中国教我用筷子,儿子在美国学习用筷子。用筷子进餐的传统不但连接了过去和现在,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这一段话,非常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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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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