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

——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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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 (进入专栏)  
同时加配长段标题,以日共“强调必须停止”召开国际会议的提法,强化了原文“应当坚决停止推行”召开“国际会议的计划”一句的语境。2月10日柯西金(A.N. Kosygin)访问越南后在北京停留一日,毛泽东会见了柯西金。会谈中,毛泽东指出:“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即便如此,对于3月1日召开国际会议一事,毛泽东的态度仍然是,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他并明确提出了中共参加会议的条件,那就是:苏共中央须宣布1963年7月14日发给苏共全体党员的点名批判中共的公开信,以及含批判中共内容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等文件,“都是错误的”,要“把它们废除掉”;包括毛泽东表示反对的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纲领。以此传达了中共中央抵制这次会议的毫无转圜余地的强硬立场;同时也显示了中共要联合“少数派”遏抑会议的决心。

  

   事实上,《赤旗报》社论在强调应坚决停止推行召开“片面的”国际会议计划的同时,还根据越战升级的趋势,提出了当前“要就展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的意见。而新的苏共领导集团其实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即已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承诺对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支援其抗击美帝的侵略战争。2月,约翰逊政府下令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苏共中央即“呼吁各国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按照柯西金对毛泽东说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而苏共领导人此时坚持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运各党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据此观之,不仅中苏两党关系,而且日苏两党关系也出现了弥合意识形态裂痕,缓和关系的基础。只是这时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下定了与苏共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的决心,中苏两党关系已基本没有转圜的余地。

  

   而日苏两党关系,据日共中央的看法,苏共插足日本的民主运动,严重干涉日共的内部事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其对志贺等反对派的支持。因此,对于宫本来说,苏共中央如无改变其态度的意向,日共便有在中共的支持下,继续与苏共唱反调的必要。就苏共而言,一方面,日共在宫本显治、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态度鲜明地站在中共一边,批判苏共的路线纲领,特别是抵制苏共中央计划于3月1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另一方面,从日共分裂出去的以志贺义雄为首的一派,虽然力量尚嫌单薄,但却一直旗帜鲜明地维护苏共的立场,令苏共生出了培养代理人的希冀。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扶植志贺打击宫本,不仅是改变与日共关系的需要,而且更是打击宫本背后的中共,维护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需要。日苏两党由此继续相互排斥,关系一时陷入难以调和的螺旋状态。

  

   在苏共看来,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日苏协会等团体,实际上是活跃在日本民主运动舞台上受日共观点左右的反苏力量,其中日苏协会各支部的大部分活动,还都是在日共的领导下进行的,由此,苏共中央加大了插手日本民主运动的力度。2月份,从上述两个团体中分离出来的部分人员,相继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和“日苏交流协会”。其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领导人茹科夫同筹备成立“国民会议”的中心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以保卫和平委员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的名义发出贺电,对这个组织的成立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则根据苏联苏日协会领导人的计划,参与了日苏协会的分离活动。苏共中央对日本的民主运动采取这种方针,在于他们认为:苏日两国民主团体的非政党性质,决定了双方之间不是在“同一定的政党”谈友谊,而是要建立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此,支持日本不同派别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并未越出正常的行事范畴。但是,在日共中央看来,这种行为不啻是对日本民主运动、日苏友好运动“进行的分裂活动”。苏共中央是试图通过利用日本民主力量的一部分人,“设法分裂民主团体”,以将其“错误路线强加给”日共和日本的民主力量。

  

   不久,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起草委员会“协商会晤”在莫斯科如期举行,26个兄弟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7个党拒绝参加。这次的19党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两份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面对莫斯科三月会议取得的成果,中共掀起了一轮批判攻势,针锋相对地指斥说,这次“协商会晤”,表明苏共新领导人实现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进一步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基础加以摧毁了”,所谓的“共同对敌”“一致行动”,“是骗人的”。

  

   同期,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M.A. Suslov)则在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除了指责中共“努力贬低”“协商会晤的积极成果”,“歪曲会晤所通过的文件的实质”;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疯狂地攻击会议”外,还特别点名说:“对与会者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日共没有“辜负”苏共领导人的批评,在4月13日的《赤旗报》上发表题为《评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的文章,称片面的召开这次会议,“成了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又一次破产、特别是它的大国主义的组织路线的破产”。对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赞扬日共揭露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本质。

  

   在中日两党密切配合,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成果进行抨击,与苏共唱对台戏的过程中,苏共紧锣密鼓地予以回应。一方面,利用日本民主运动以及国际民主运动做文章。当苏联在4月份举行赫尔辛基“和平、民族独立与普遍裁军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时,不仅拒绝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还设法以另外一种名义,邀请“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的代表参会。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今日苏联》杂志1965年5月1日号以《新的日苏友好团体的诞生》为题,报道从日苏协会分离而出的“日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的情况。苏日协会领导人在致词中表示,“很想扩大苏联的真正朋友的队伍”;苏联驻日大使则致词预祝协会的工作获得成功。苏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的活动,也公开邀请大批日共反对派人士前往苏联,参加7月的贝加尔湖“日苏青年联欢节”,以及8月的“争取日苏友好与和平的哈巴罗夫斯克集会”,等等。

  

   另一方面,苏共积极联络志贺义雄等人。不仅苏联驻日大使馆在举办各种集会时都继续邀请志贺等人参加,而且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还在其通讯杂志《保卫和平》1965年5月号的报道中,正式给志贺领导的政治组织“日本之声同志会”冠以了“日本共产党”的名称。该委员会并且接受了日共“代代木(日共总部所在地)派”的称谓,也即承认日本存在着“日本之声”和“代代木”两个共产党,从而赋予了“日本之声同志会”以政党的性质。虽然此期苏共领导人回避同志贺义雄确立“正式合作”的关系,但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上述做法,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算作是一种政府行为。而这种行为,对于宫本领导的日共来说,是“绝对不能宽恕的事情”。苏共的支持,实际上提高了“日本之声”的竞争能力,志贺开始染指日本国会的竞选活动。在7月初日本第七届参议院选举拉开帷幕时,志贺等人以日本共产党的名义推举候选人,同时抨击日共,试图阻止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当选,只是未获成功。

  

   此期苏共新领导集团对日本民主运动,尤其是对日共的种种做法,无疑越过了宫本显治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日共着力进行新一轮反击。先是在致函邀请苏共参加7月末8月初在东京举行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提出:“你们应该对去年所犯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表示不去参加日本的分裂主义者所举行的另外一个集会”,“这样,你们才能来参加。”致使苏联未能派代表团出席这届大会。继之,8月14日,《赤旗报》发表重头文章,点名清算苏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启动以来的所作所为,对其提出了历史的“审判”,日苏两党关系可以说降至最低点。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支持日共的力度。一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地报道日共的消息、转载日共的文章,为力挺宫本显治造声势见以上注释所引的《人民日报》文章。另一方面,针对苏共扶植志贺义雄一派,培养日共代理人,插足日本民主运动的现实状况,中共也着手在这个舞台上寻找有所作为的机会。

  

   8月上旬,由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个团体共同出面,倡议在北京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并在其后向日本40多个青年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出了邀请。该活动计划在8月中旬到9月中旬,从北京开始,在中国的15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最终,有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的271位各界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了这场活动。8月23日各代表团抵达北京时,首都各界青年二千多人聚集北京火车站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了23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及参加这次大联欢活动的其他日本人士共400多人,当时在京的日共中央书记砂间一良(Sunama Ichiro)、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赤旗报》特派记者和驻京记者等人也参加了接见。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还宴请了参加大联欢活动的日本人士,出席宴会的中日两国人员有二千多人。8月29日,中日两国青年共一万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体育大联欢。这一系列迎接仪式、接待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8月26日晚,日本青年在东京举行集会,谴责佐藤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本青年赴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日共中央书记塚田大愿(Tsukada Taigan)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日本青年团结起来,继续斗争。鉴于“现在在日本,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的,日共中央领导人对这次日中青年的大交流活动予以积极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来华参加联欢活动的日本青年,是对日共“很大的支持”。

  

9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由于这次会见是在中日两党反修斗争新一轮密切配合之后进行的,谈话更加深入,日共领导人的态度也更加坦率。袴田在会见一开始就向毛泽东通报了志贺义雄等人在7月日本参院竞选中试图让野坂参三落选的活动情况,指出:支持“志贺义雄一伙人”的“苏修在日本完全遭到了失败”。当说到苏共对“日本的群众运动进行破坏”时,袴田通报说:“苏修在最近两年来邀请了社会党和“总评”里面的老牌的反共分子,背叛日共的叛党分子”访苏,“利用他们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破坏分裂活动”。而“这些事实,我们完全都掌握。因为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人员打进社会党的书记局里面,在社会党的书记局里面有我们的党员在工作。”袴田并且表示,日共各方面的工作“都从中国党的经验中学习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关于抓民族旗帜。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当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则在袴田提及刘少奇向他介绍的,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以及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时,再次谈起,日共以及别的党“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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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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