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

——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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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 (进入专栏)  
其中宣称:“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共的态度无疑激怒了赫鲁晓夫,苏共已完全失去与中共继续进行协商的耐心,时隔一天,苏共中央即复函中共中央,直接通知说,将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26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至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彻底撕破了脸皮,中苏两党分裂实际已成定局。其后,中苏两党围绕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展开了又一轮斗争。在此过程中,日共和印尼共是中共要继续联合和巩固关系的重要对象。

  

   8月26日,日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4月18日给日共中央的来信。复函围绕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和经过、日苏两党会谈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和平共处政策、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等理论问题,以及关于恢复两党正常关系的问题等,全面阐述了日共中央的看法,反驳了苏共对日共的批评等等。接着,9月初,宫本显治在出访印尼,与印尼共产党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后再次访华,于9月10日同刘少奇举行了会谈。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宫本显治。《人民日报》于这次会见的当日全文转载日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函,为中日两党领袖的会谈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在这次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我们两党意见基本一致。只要基本一致就好,世界上没有完全一致的道理。”紧接着便提出日共因抵制4月17日罢工而犯错误的事情,说他才知道此事,询问这个错误的确“是受我的影响?”以及“是受我的什么影响?”等问题。宫本谈了他对日共中央这次犯错误根源的认识,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同志提出在国际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原封不动地运用到国内”,“只强调反美”,轻视反对垄断资本,“是错误的”。“因此责任完全由我们的同志负。”毛泽东于是重申中共国际斗争的三个口号是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表白说“第三个口号一定不可少”,意指或许听涛克己对他的话的理解有差误。宫本则阐释了日共的纲领,强调说:“美、日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要利用,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垄断资本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军。”表明了他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毛来说,此次同宫本的会见,最重要的是了解日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的态度,寻求日共对中共立场的支持,故他随后将话题转到了开会的问题上,了解日共中央是否回复了苏共中央关于召开筹备会议的邀请,并在宫本表示日共想发表声明,对苏共进行批判后,直接询问说,这个声明“是否将指出筹备会议的非法性”?宫本答道,“我们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并且强调作为国际会议应该是团结的会议。此时,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不失时机地向宫本透露道:“最近有消息说,赫鲁晓夫派特使到日本,要志贺以观察员的名义出席会议。”这种信息对于宫本而言,无论可靠与否,都会加重他对筹备会议的抵触情绪。在宫本表示日共对这次会议还须考虑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团结的旗帜后,毛泽东介绍了朝劳党的做法,他说:“朝鲜党也是这样,没有说参加不参加,但是有一条,要他们承认错误。”借此为宫本提供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这次会谈,毛泽东虽然没有获得宫本拒绝参加赫鲁晓夫召集的筹备会的鲜明态度,而且宫本在会谈中还反复强调日中两党在原则上基本一致,具体做法却可以多样化,但是,宫本站在中共一边的立场还是明确的。会谈结束时宫本宣称:日共正在大力运用公开争论的方式,“苏共首先向我们进攻,我们被迫应战,我们的公开论战还刚刚开始”。

  

   9月末,中国邀请世界各国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国十五周年国庆活动。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2600多人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典礼,成为15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悉数到场,另有印尼、日本、新西兰三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日共由于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只派出了由日共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这次庆典大请的倡议虽然是阿劳党提出的,但在中共而言,其实也不无与赫鲁晓夫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举措叫板的激情在内。日共中央派团参加中国国庆典礼后不几日,即于10月5日的《赤旗报》上发表社论,明确表态说坚决反对召开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此后未出半个月,最先倡导举行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赫鲁晓夫下台了。

  

   10月中旬,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苏联共产党成立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的领导机构。新的领导集团开始考虑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的问题。其中关于日本一项,苏共为了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和巩固苏联在日本的影响,提出了“进一步开展正式的会晤、接触,为以后的政府代表团互访做准备”等建议。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讨论了党际关系问题,认为苏中两党之间的论战,已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苏共与朝、越、日、印尼等国兄弟党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由此考虑“与这些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商讨相互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只是,此时苏日两党关系能否实现改善,似乎还要看苏共能否对其干预日共及日本民主运动的方针做出一定的调整。

  

   日共领导集团在赫鲁晓夫下台消息传来的当天,宫本显治即在为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剑指志贺义雄等日共“分裂分子”,说“这件事情说明”,与赫鲁晓夫“合为一体”的“这些人所押的牌决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幸运的”。时隔不久,10月25日,日共中央书记土岐强(Toki Tsuyoshi)在就赫鲁晓夫下台问题答记者问时,进一步明确表述了日共中央对此事的看法,并强调指出:“日苏两党关系今后将会怎样的问题,取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是否改变过去对我们党的大国主义态度,是否停止对我们党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对于有关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提问,土岐强再次表明了日共反对苏共“片面召集会议”,即召开把国际共运“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国际会议”的立场。

  

   不过,事实上日共中央的这两点诉求,对于继承苏共以往路线纲领方针的新的苏共领导集团来说,是无法统一到一起予以满足的。尤其是此前被日共定性为反党集团并清理出党的志贺义雄等人,一直是苏共坚定的拥护者,是苏共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建议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由此,苏共中央对日共的方针不但没有什么新的起色,其对日共和日本民主运动的干涉活动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用日共中央的话说就是:“在赫鲁晓夫解除职务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这些人也丝毫不想改变这样一种分裂主义立场:不仅没有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以便为改善日苏两党的关系并使其正常化开辟道路,相反地却公开支持志贺、神山(Kamiyama Shigeo)等反党分子同我们党相对抗。”

  

   例如,志贺等人除出版发行其机关报《日本之声》外,还编辑出版了《新世界月刊》《国际》《国际劳工资料》等杂志和一系列刊物,着重发表批判日共理论、政策和活动的文章等,同时宣传“分裂主义的路线”。11月,《新世界月刊》创刊号出版,其中刊载了志贺等人的文章,批判日共领导集团已“堕落成为反苏、背叛阶级的集团”等等。以此为开端,《新世界月刊》每期刊载的文章,几乎一半是志贺等“被党开除的卖党、反党分子”所写的谴责日共、为“修正主义路线”辩护的文章,另一半则是介绍“以苏联为中心的外国现代修正主义者”论点的文章。苏共领导人派代表对这种出版活动,给予了种种具体帮助和政治指导。在日共中央看来,尤为恶劣的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竟然邀请志贺访苏。志贺于11月4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打算同新的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如果得到支持,回国后就着手建立‘第二共产党’。”与此同时,11月4日出版的《日本之声》第17期则发表社论,肯定赫鲁晓夫的退职,称道苏共新领导人的集体领导将会进一步加强。日共反对派与苏共领导集团这种遥相呼应的状态,预示了日苏两党关系持续恶化的前途。

  

   随着11月12日中苏两党新一轮莫斯科会谈的最终破裂,中共结束了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休战状态。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于在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期间,毛泽东已给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戴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此时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批判。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重新吹响,宫本显治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党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进来。11月22日,《赤旗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全面批判这条路线,旗帜鲜明地宣称:“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路线”,说明把苏联政府和党引入困境并给国际共运造成混乱和带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其后,11月24—30日,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东京举行。大会召开前的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祝贺“日共九大”召开,宣示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可以深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11月24日下午,宫本显治做长篇政治报告,谴责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分裂国际共运的活动,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兄弟党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恶劣态度,等等。其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抗议日本政府拒绝中国、朝鲜和越南党代表团入境;通过开除志贺义雄等四人党籍的决议。翌日上午,日共九大全体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和贺词。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大会的贺词态度坚决地指出:“可以断言,对于这些背叛了日本无产阶级和日本人民利益的叛徒,不管有多少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者支持,不管有什么看来好似了不起的靠山,都不能挽救他们彻底破产的命运。任何步赫鲁晓夫后尘、支持这些叛徒的人,只能落得赫鲁晓夫一样的下场。”11月30日至12月1日召开的日共九届一中全会,再次选举宫本显治为总书记。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日共九大”胜利闭幕;重申了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评语:“这次大会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日本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其时,鉴于苏共中央已决定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翌年3月初举行,《真理报》12月12日发表通告,正式宣布将于1965年3月1日举行这一会议。中日两党合作抵制苏共的斗争随之转入下一年继续进行。

  

三、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与中日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


   1965年1月21日,《赤旗报》发表题为《再论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的社论,声明日共对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因而,也没有对这个会议的延期表示过赞成”。以此姿态,揭开了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

  

对于日共中央坚持原有立场,抵制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态度,中共中央积极地予以肯定,《人民日报》于1月30日全文转载了该篇社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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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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