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

——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7 次 更新时间:2019-04-12 11: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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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 (进入专栏)  
“只顺便提到”赫鲁晓夫“关于建立远东和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而对于二十一大“重要的理论结论”、“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却是“只字未提”。以此得出结论:“中共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说服日本同志站到了自己一边。”不过,此时苏方的这种评估不免有失片面,二十余日后,日共第五次中央全会做出的关于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共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以及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的宫本显治的文章《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和加强兄弟党的团结》,都给予了“苏共二十一大”以充分的肯定。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宫本显治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摆出的独立自主的姿态。

  

   是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苏美首脑举行了会晤。当苏联正热衷于宣传苏美和解的“戴维营精神”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0月2日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只是此时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中苏双方都认为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两党关系不能破裂。于是,10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S.F. Antonov)时,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外交做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说中苏之间的分歧“是局部的,暂时的”。这样,四天后,尽管毛泽东在会见野坂参三率领的日共代表团时继续与赫鲁晓夫唱反调,指出:美英集团“有两手”,“虽然形势有所缓和”,但“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又挑起紧张局势”,因此要估计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进而还谈及“日本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已夺取了中国大陆,夺取了半个朝鲜和半个越南。这个因素对你们是有利的”,等等。但是,在其后10月20日两党签署的第二个联合文件中,双方于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同时,还是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及全面裁军的建议。

  

   苏联驻华使馆对中日双方态度上的这种变化似乎略感欣慰,认为日共尚未完全站到中共一边。不过,还是依然警觉地上报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其中指出:日共“部分机关中大约有300名领导干部”在北京的一所“专门的党校”里“受过培训”。“那里用不同于俄罗斯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说“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挑拨和制造混乱”。该报评论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习过的日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区别,即如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方式的区别一样。”

  

   其实,毛泽东能够争取到宫本显治在以后中苏两党斗争的选边站队中积极主动地站到中共一边,是同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密切联系到一起的。1958年夏“日共七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即提出:“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以及屈从于它并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日本“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属国。”当前日本革命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革命的性质是以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和彻底的民主、推翻卖国的反动垄断资本的统治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民主革命”。大会还通过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等政治方针。三年后“日共八大”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确定了上述七大草案中的这一定性,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废除旧金山体制,即: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的统治,实现日本真正的独立和民主。而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在于“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的“广泛统一战线”——“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日共的斗争目标和革命任务,与赫鲁晓夫倡导的同西方缓和、同美国合作的方针政策大相径庭。而中日两党则在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下,有了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共识,以及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修斗争的共同基础。至于日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提出“和平革命”的方针,是与其当前任务相一致的。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即如他对野坂参三、袴田里见(Hakamada Satomi)等人所言:“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是,现在这样的口号,有利于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也有利于日本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进入1960年代后,中国通过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论坛,首次正式向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苏共随即反戈一击,在6月下旬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论坛上第一次公开面对面地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这场斗争中,日共中央选择了脱身事外的态度。日共当时没有派代表参加,而是由日共驻《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代表、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原昶(Yonehara Itaru)与会。苏共代表将指责中共的文件送给米原看,米原出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考虑,没有参与这一攻击。不过,时隔不久,日共即显示出了向中共的理论观点倾斜的态度。是年10月—12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与会各党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不仅与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基本一致,而且还根据1950年以来日共自身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关于苏共是国际共运的“中心”“为首”“先锋队”等提法,反对关于设置国际常任机构的建议,主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今天都不能设置像共产国际那样的民主集中制的国际组织,不允许成立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翌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批判,中共代表团予以反对,日共代表团也拒绝了苏共提出的一起指责阿劳党的要求。

  

   日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的种种立场,无疑使中共看到了争取其在同一战壕里与苏共展开斗争的前景。但是,苏共认为,日共等几个党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是中共代表团对与会者“加紧进行幕后活动”的结果。苏共领导人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除了追随中共的阿劳党和缅共、马共外,越劳党和印尼、日本、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表现出动摇,认为这些党在地理上同中国接近,与中共有着传统上的紧密联系,他们的代表们受到了来自中共的特殊的压力。

  

   1962年末1963年初,欧洲保、匈、意、捷、德五个兄弟党举行代表大会。在苏共代表团的主导下,五党代表团与参会的中共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中共拉开了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的序幕。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聋子式”的对话,7月14日苏共中央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之时,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此条约的核心意义在于,约束核武器发展起步较晚,尚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而对核技术比较先进,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苏美英三国则无妨碍。可以说,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彻底惹恼了毛泽东。在中国看来,这个条约就是要剥夺中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以拥有核力量的权利,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谈判代表哈里曼(Harriman)在去莫斯科谈判之前曾发表谈话说,美英苏三国达成此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为此,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肮脏的骗局”;指斥苏联“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是在“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毛泽东8月初在部署对苏公开论战时便提出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全面禁核基本上是日本民众、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的共同要求。而日共的一贯立场则是全面禁止核武器、反对核战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试验是不得已的防御性措施,日共不会把对美苏核试验的不同看法强加于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在8月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召开前夕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并把这个条约称为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突破”,令以美国和日本垄断资本为首要敌人的日共,立即将矛头直指试图以此为前提谋求与美国妥协的苏联。《赤旗报》7月29日发表社论、8月3日发表日共中央政治局声明,表明了批判这个条约的态度。日共中央认为,这个条约是使核武器试验和生产合法化的条约,是要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核垄断体制,助长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

  

   可以说,苏联与美英两国签订此条约的举措,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苏关系的走向,而且成了使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这样,在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的中日两党,借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舞台,首次密切配合,展开了一场抵制“三国条约”的斗争。

  

   1963年8月5日至7日,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日本的广岛市举行,二十个国家、七个国际组织和来自日本全国的两万多名代表集会于此。与会各界人士表示欢迎和支持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建议;大会通过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加强当前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号召坚决争取禁止一切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并通过“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呼吁反对美国的核战争政策,粉碎美国把日本变为核基地的阴谋。苏联代表团要求大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计划未获成功。面对中日两党鼓动各国代表对苏联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针进行抵制的局面,苏联的对应措施是,转而支持日共内部的反对派。出席这次世界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茹科夫(G.A. Zhukov)与被日共开除、从事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活动的“日共分裂主义者、反党分子”秘密会谈,“对他们煽风点火”;回国后又在8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广岛的呼声》,以第九届大会没有支持“三国条约”等为由,批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公开指名攻击日共,并积极肯定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等举行的支持“三国条约”的会议。

  

   以此为契机,苏共及其领导下的团体加紧了干预行动。例如是年8月到9月日苏协会代表团访苏时,苏日协会试图强迫日苏协会代表团与之发表联合声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向日苏协会总部下属的各县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直接写信,寻求支持,一度在日苏协会内部引起混乱。苏联《消息报》赴日本的特派记者动员日共党员“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等等。苏共支持日共内部反对派,支持其另起炉灶举行集会响应苏联的做法,无疑犯了宫本显治及日共的大忌,被视为支持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干扰日共内部,公开破坏日共领导机构,是对日共和日本民主运动进行严重的大国主义干涉的开始。日苏两党一度“出现了双方断绝关系的危险性”。苏共的这种方针,成为促使日共走上与苏共决裂道路的助推剂。此后,日共与苏共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朗,中日两党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基础和条件。

  

在中日两党联合抵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期间,两党领导人频繁接触,毛泽东连续接见日共代表团成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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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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