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剑波:哲学直觉方法的合理性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19-04-11 0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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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剑波  

   诉诸直觉是所有学科都需要的, 在哲学中则更重要、更常见。在哲学论证中, 哲学家常常借助自己对某一特殊事例或某个思想实验的直觉得出结论, 或者当争论无法进行下去时, 在“理屈词穷”时, 常有意识或无意地把他们立论的关键前提说成是直觉的。哲学家诉诸直觉的标志是作出了这类主张:“直觉地, ……”、“很显然, ……”、“众所周知, ……”、“人们通常认为, ……”、“我们会说, ……”、“大多数人会同意, ……”、“毋庸置疑的是……”、“显然, 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通常会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将是自然的”等等。这类等同于“凭直觉获得p”的语言形式 (例如, “‘虐待无辜的幼儿取乐’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 ‘杀鸡取卵’是愚蠢的”) 。

   虽然哲学家喜爱直觉方法, 而且使用直觉方法是哲学上最经常、最长久的, 然而, 诉诸直觉通常没有任何值得尊敬的理论基础, 在哲学中使用直觉方法没有得到任何辩护 (Hintikka, 1999:127—133) 。不少学者基于没道明论证、无校正性论证和多样性论证, 对哲学直觉作为证据的可靠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面对来自实验哲学家雨后春笋般的合法数据, 面对方法论反直觉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攻势, 任何曾经应用直觉作为证据而又追求理论自洽的哲学家, 任何主张在哲学中直觉地位重要而又负责的知识论者, 都应该直面质疑, 接受挑战, 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 而不能采取不负责任的简单否认的态度, 更不能采取“鸵鸟策略”。哲学家以擅长反思并能找到“根基”为傲, 然而, 对哲学上广泛使用无根基的直觉方法却不加反思。参照人们把归纳法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有效的辩护称为哲学的耻辱, 本文把直觉方法的合理性没有得到有效辩护称为哲学方法论上的耻辱。兹就管见所及, 力图对哲学方法论的耻辱加以概括, 在借助他山之石的基础上提出消除哲学方法论耻辱的策略, 以此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质疑哲学直觉的方法

  

   方法论反直觉主义者对“直觉方法能否作为合理的哲学方法”这个问题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挑战直觉的证据地位, 反对诉诸直觉的传统哲学方法, 主张抛弃或限制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使用。方法论反直觉主义否认直觉是合法的哲学方法的主要论证有:没道明论证、无校正性论证和多样性论证。没道明论证基于人们对直觉的性质、来源、运行方式、目标等认识没有说清也没有道明, 对直觉能作为哲学理论的合法证据提出了怀疑;无校正性论证主张, 任何证据都要有独立的校正手段, 然而直觉不能校正, 因此直觉不是合法的证据;多样性论证基于直觉认知的多样性、敏感性对直觉方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1. 没道明论证

   直觉不仅在分析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且在全部哲学中, 甚至全部学科中,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把直觉作为证据自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是最常用的一种认识方法。然而, 直觉就像斯芬克斯之谜, 充满神秘。“什么是哲学直觉?”“哲学直觉的本质是什么?”“哲学直觉的特征是什么?”“直觉是一种神秘的能力还是一般的能力?”“直觉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直觉可以训练吗?”“直觉的产生仅只基于理解吗?”“直觉是信念还是表象?”“直觉在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吗?”“直觉能作为哲学理论的证据吗?”“多样性的直觉判断为什么可以信赖?”“直觉确证的本质是什么?”“直觉确证的过程是什么?”哲学家对与直觉相关的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更没有一致的意见。哲学擅长刨根问底, 然而却把直觉这种来源不清、性质不明的方法, 作为我们认识的根基而不加反思, 这不能不说是哲学方法论的一个耻辱。T.威廉姆森 (T.Williamson) 在谈到直觉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后, 话锋一转说:“然而, 在直觉是如何运行的问题上, 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甚至还没有大众欢迎的说明;在‘我们有直觉P’和‘P是真的’之间希望得到的相互关联上, 还没有可接受的解释。由于分析哲学标榜自身的严密性, 在直觉根据上的这种空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方法论的耻辱。我们为什么在哲学上应该赋予直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Williamson, 2007:215) 的确, 仅仅因为直觉判断对哲学家来说是“明显的”, 就假定直觉在哲学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是武断的;仅仅因为直觉方法在哲学上大量使用, 就假定直觉方法在哲学上是合法的, 这是不严肃的。作为反思典范的哲学, 还要认真思考直觉为何在哲学中起重要作用, 是否应该在哲学中起重要作用。

   2. 无校正性论证

   在《反思反思平衡》 (Cummins, 1998:113—128) 中, R.C.康明斯 (Robert C.Cummins) 基于“校正” (calibration) 概念对直觉在哲学中的证据地位提出了挑战, 认为由于没有独立检验直觉判断的手段, 很难独立检验直觉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即直觉因缺乏可校正性而不适合作为证据。康明斯的论证策略是:通过类比观察数据, 主张相互冲突的证据需要校正, 然而直觉却不能校正, 因此直觉不能成为证据。

   康明斯认为, 相互冲突的观察数据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作为证据的观察数据必须是被普遍认可的, 具有主体间性, 只有当观察是主体间的, 才有资格成为科学的证据。消除数据间的冲突, 获得准确的数据, 就是校正数据。数据作为证据的必要条件是数据能够被校正。校正必须是独立的, 既不依赖被测试的设备或程序, 也不依赖新的观察所支持的理论。康明斯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为例, 来说明观察数据是如何校正的。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月球时, 看到有像地球上山峰一样的污点, 这与当时流行的月球是完美天体的看法不一致。因此, 怀疑望远镜观察到的山峰是否是人为现象, 这是合理的怀疑。对这种合理的怀疑, 伽利略不能合法地诉诸待证的哥白尼天文学假说来排除。伽利略的回应是用望远镜观察一个形状、颜色、大小等属性都已知的对象, 看看望远镜除了发挥放大作用外, 是否还改变了该对象的形状、颜色等其他属性, 最终以此来解决观察结果与传统看法的冲突, 从而证明观察的设备或实验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康明斯把直觉与观察相比, 认为哲学直觉不像科学观察那样, 它们从来没有被校正过。以公平直觉为例, 为了校正某人关于公平的直觉发生器 (intuitor) , 我们需要有一个测试答案 (test key) , 告诉我们什么分配是公平的, 什么分配是不公平的。然而, 我们却无法得到这个答案。我们可能借用每个人事先都没有争议的案例, 然而, 如果每个人都同意, 这种测试就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如果答案只是相对的一致, 那么这种一致性不能保证没有相互冲突的答案;如果受试者给出的回答是“错误的”, 那么这仅仅说明这个答案不在测试中。也许可以咨询专家的关于公平的最好理论而不必凭借他们关于公平的直觉。然而, 由于有不同的关于公平的最好理论, 专家意见也不一致。而且, 纵使专家们有一致的看法, 他们仍可能出错。此外, 当追问专家如何得到最好的理论时, 答案很可能是“基于相应的直觉判断”得出来的, 这是一种循环。这表明, 不存在校正有差异的直觉的独立途径。康明斯承认, 仅仅在假设有一些通往哲学直觉的目标的非直觉途径下, 哲学直觉才是可能被校正的。他倾向于认为, 在某些案例中存在非直觉的、通向直觉目标的途径。例如, “如果当前的物理学理论为真且有解释力, 那么我们能放弃关于时空本质的直觉, 取而代之问兽类的时空观是怎样的吗?如果当前的认知理论为真且有解释力, 那么我们能放弃关于表征内容的直觉, 取而代之问表征是怎样的吗?”不能校正的哲学直觉不能作为理论的证据, 能够校正的直觉是理论不需要的, 因此, 他下结论说:“在知识论上, 由于只有在不需要直觉时, 直觉才能被校正, 因此哲学直觉是无用的。一旦我们能识别直觉中的人工产品和错误, 哲学就不再使用直觉。” (Cummins, 1998:126)

   温伯格接受了康明斯的“直觉不具可校正性”观点, 把证据源 (sources of evidence) 分为“有希望的” (hopeful) 和“无希望的” (hopeless) 。他说:“在实践中不是不可错的证据源是有希望的, 是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能力发现并纠正它的错误”, 而“无希望的证据源”是指“我们的实践对它们的错误缺乏适当的敏感性, 而且当错误被发现时缺乏纠正这些错误的能力”。温伯格宣称:“不应该相信任何无希望的、来源于想象的证据源。”哲学直觉是无希望的, 因而是不应该被相信的。温伯格认为, 值得信任的证据源不必是不可错的, 而是必须对错误敏感且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这样的证据源才是有希望的证据源。有希望的证据源有4种: (1) 外在的校正; (2) 内在的一致; (3) 边缘的可侦测性 (即能侦测出不好的设备) ; (4) 理论说明 (对设备能起作用时如何工作, 以及对设备不起作用时为什么它们不起作用的理论说明) 。 (Weinberg, 2007:327—330)

   3. 多样性论证

   直觉作为证据建立在直觉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预设基础上:即在通常情况下, 对同一个问题, 每个正常人 (1) 的直觉都是基本相同的, 无需进一步检验, 可以作为共享的常识接受, 从而作为判断问题、构造论证和建构理论等的证据。假定直觉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 是能诉诸直觉的前提, 因为任何解释都要遵循经济原则, 都是以不变解释万变, 而且, 任何强的说服力都以普遍同意和没有异议为标志。以稳定的和普遍的直觉为基础作出的哲学论证和构建的哲学理论才必然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

   然而, 大量的实验哲学研究揭示了认知直觉的多样性和语境敏感性, 对直觉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 对直觉的方法论地位提出了挑战。在2001年发表的标志着实验哲学诞生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 (Weinberg, Nichols&Stich, 2001:429—460) 一文中, 温伯格等人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知识归因直觉受文化背景的影响。随后迅猛发展的实验成果表明, 哲学直觉是不稳定的、多样的, 受种族、性别、性格、年龄、所受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案例叙述方式、案例排列顺序、场景呈现的方式、问题的道德性、提问的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不恰当的语境敏感性。 (参见曹剑波, 2016:33—39;曹剑波、万超前2013:1—8) 为什么直觉对这些因素敏感会挑战直觉作为证据的地位呢?斯温等人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 直觉对这些变量敏感, 表明直觉不适合哲学家要求它们从事的工作。直觉不只追踪思想实验中与哲学相关的内容, 还追踪与思想实验试图解决的问题无关的因素。思考思想实验的个人的特定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应该与思想实验是否描述了一个知识案例无关。对无关因素的敏感性削弱了直觉作为证据的地位。” (Swain, Alexander&Weinberg, 2008:140—141) 在某种意义上, 由于我们受到的文化教育、我们的种族、性别、性格、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是偶然的, 不追踪真理, 相反, 还可能追踪谬误;由于我们既不能预料这些因素, 也不希望它们出现, 因此, 直觉对错误东西的敏感是不恰当的。正如人们用某种测量仪器如温度计来测量某个对象时, 如果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受温度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气压等其他因素影响,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测量温度的仪器。正如不能把坏的温度计看作是好的测量温度的仪器一样, 我们不能把直觉看作是一种好的认识方法。

方法论反直觉主义者基于没道明论证、无校正性论证和多样性论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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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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