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走近胡适

——参观胡适纪念馆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2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23:17:41

进入专题: 胡适  

陈剑 (进入专栏)  

  

   2013年5月22日下午,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笔者专程参观了坐落在台北市115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30号的由胡适故居改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以及相邻不远的傅斯年纪念室,并同时去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只隔一个马路的胡适公园,凭吊了在此安息的胡适先生。

  

   20世纪中国历史,胡适是难以绕过去的人物。应当怎样评价胡适先生呢?学者、政论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者?甚或是民国的“罪魁”,共产党的死敌?

  

   在20世纪下半叶,将近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胡适是被彻底否定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历史画面的一些图像渐渐地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胡适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历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却在很长时期,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却成为诚如先生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随着人们对胡适认识愈益清晰,人们发现,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社会改造到追求民主理性,胡适几乎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似乎也都与胡适有一定关联。但即使是在历史画面逐渐清晰的今天,对胡适先生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或是海峡两岸的不同团体机构,仍在两极跳跃,或是“罪魁”,或是”巨匠”。但如果我们能够以理性和历史眼光看待胡适,就有可能超越左右,超越党派,超越海峡,对其评价就容易趋于一致。

  

   对胡适的认识,绕不开以下两个问题:

  

1.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与蒋介石,这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位人物。从1932年的正式交往到1962年胡适逝世,胡适与蒋介石,30年的互动来往,对立与合作,共事与批评,信任与冲撞,几乎构成了30年交往历史。俩人关系错综复杂,一言以蔽之,可谓“道不同而相为谋”。

  

   1928年,南京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后,开始以党治国的历史,胡适那时还没有与蒋介石有任何往来。他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党治,他这一期间的著述较为集中体现在其《人权论集》中。他直接指斥蒋介石等“生平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就应该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学,好好用功进修一下”。胡适的批评引起了激烈的反弹,即遭受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文化的全力围堵,杂志没收,文章被禁。1932年与蒋介石正式来往,也在以后获得了蒋的某些信任,并在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代表中国寻求美国的支持。但即使是在信任、合作期间,胡适始终没有放弃对蒋及其威权体制的批评。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一辈子的宗旨,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与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他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捷径,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知难行易”的三民主义。他相信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相信有几份证据,说几分话;他相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既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也不愿意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他跑到美国当寓公去了。我们可以设想,胡适如果留在大陆,1957年的坎是过不去的;即使能够躲过1957年,是断不能躲过文革。直到1958年,经过友人劝说,胡适回到台湾当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即使回到台湾,他仍然和蒋介石有着深刻的民主与专制的分歧与矛盾,并时时受到攻击。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发生的“雷震与《自由中国》”案,与胡适密切相关。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大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其宗旨就是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这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和其代表的威权体制。

  

   1960年9月4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有所制约。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对台湾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且也提及要“蒋先生辞去国民党总裁”等。对此,蒋介石回信中赞成了他的部分观点,却对宪政和党派问题避而不谈。正是蒋的拒绝,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但却超越了蒋介石所能承受的底线。

  

   1960年,74岁的蒋介石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他曾建议蒋,“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但蒋却没有接受胡的建议,也没有意愿要做出这样风范。

  

   胡适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蒋介石对胡适也给予了礼遇和容忍,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评和讽谏。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出席仪式并致词,胡适当场表示异议,令蒋气愤之至。在日记中,蒋批评胡适真是一个狂人,也是有生以来第二次遇到的难堪,

  

   但蒋公还是有一些雅量的。胡适去世后,蒋介石出席追悼会,并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2.胡适的“全盘西化”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想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人们共识。在很长时期,“全盘西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曾被说成是一个严重的、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政治性罪名。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批胡适运动,到八九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在当下,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全盘西化”都是最主要的罪名。每批判一次“全盘西化”,必把胡适拉出来陪绑打屁股,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似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如何,需要专作一些探讨。

  

   胡适出道并成名于其提出的文学革命,进而推进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1917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中,就明确反对用西方所谓“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的“旧文化”。

  

   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怎样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等问题。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胡适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因此我又想起了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评,为此,胡适回应说:“我现在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详细地、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变“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的三个理由。胡适认为,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胡适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反对抱残守缺,并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胡适更主张充分世界化,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由于长期在美国学习,胡适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式文化、美式民主有着强烈的亲切感。但同时,胡适又是中华文化的一代宗师。所涉猎的学科有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在其所涉猎的学科,他都有着重大的贡献。胡适同时又是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过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实际又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的基础上。

  

   胡适的文化取向呈现出二元性的特点:既要向西方学习,拥抱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又自觉悟或不自觉地依恋于传统的价值,无法完全从传统的网罗中冲破出来,学习西方的呐喊不时被回归传统的吆喝声所校正和吞没。

  

   胡适选择“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实际与当时中国的贫困落后的时代背景有关。正是中国的贫困落后,在一些人中形成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对中国的文化反思,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惰性”特征的认识。就胡适的思想分析,实际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让中国的古老文化在与这一新文明的密切接触和自由交流中,吸取新的成分,除去治疴痼疾,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

  

   胡适纪念馆给参观者提供的“胡适的精神”小册子写到,“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的热烈赞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并对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全盘西化的基因,中国文化有着很强的过滤功能和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功能。对中国文化传统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赞同全盘西化主张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却曾经走过一段全盘西化的弯路,就是将一个德国人,即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创立的一种学说全盘接受,不考虑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因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1年-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实际是全盘西化或者更确切表达是“全盘马化”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促使全党深刻反思。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适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86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4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