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锻造“政治民族”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0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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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内容提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颇致力于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此外他相信,实践“新中华民族主义”是对全球不平等支配体系的冲击,如果中国的革命者能和周边地区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么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新亚细亚主义”,将提供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让李大钊得以更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让他能够从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日趋清晰透彻。

   【关键词】 李大钊 新中华民族主义 新亚细亚主义 马克思主义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它“作为一种政治纲领,一种理论体系,一股社会思潮,绵延不断而又高潮迭起,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①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伴随着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与海外留学人士的巨大改革热情,民族主义思潮更是风行一时。②尽管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具有一面宣扬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③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民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④因此,“今天对五四思想的再认,不要太受民族主义观点的牢笼”⑤固然十分重要,但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主张,较之力图用世界主义来稀释其意义与影响,或许更应深入具体文本,仔细解读其中的思想内核与理论意涵,以求更为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特色,分析为何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论述者中,李大钊无疑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代表人物。不同于陈独秀一度质疑国家的存在有无合法性,李大钊不但强调救亡图存的重要性,而且在1917年2月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具体宣扬其民族主义主张。甚至有论者认为,李大钊“生活在有浓厚民族主义气氛的环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倾向著称”,同时认为“民族主义是促使李大钊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⑦本文即以李大钊所提倡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他的民族主义主张之思想特色与理论意涵,并且探讨其民族主义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主张之间的复杂关系。⑧

  

   一、“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调

  

   自从参与政治论争开始,李大钊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唤起广大民众的“自觉心”,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让中国走出动乱与衰败的颓势。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宣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就这一点而言,“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因此实难让人心生爱戴之情。⑨他甚至认为“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⑩针对此论,李大钊强调: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是故自古无不亡之国,国苟未亡,亦无不可爱之国,必谓有国如英、法、俄、美而后可爱,则若而国者,初非与宇宙并起,纯由天赐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凭其国民之爱国心,发挥而光大之,底于有成也。11

   可见,李大钊固然承认中国当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病,但这并非抛弃国家观念的理由。他强调“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因此每一个国民能否产生祛除弊病、建设良好国家的“自觉”,实乃能否出现“可爱之国家”的关键。12在这里,李大钊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之良莠建立在国民是否有“自觉心”上面,呼吁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对于改造国家的情感与能力,在这一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锻造国民对于国家的基本政治认同。13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按照时人的理解,“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14此处所言的“风俗”“历史”“语言文字”,意在强调民族主义思潮与过去延续的传统之间具有不可或缺的关联。也正因为如此,晚清许多历史论著,都强调如何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培育爱国思想。15而这种从公民性与政治性着眼来强调“历史”与“传统”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16

   与之不同,李大钊认为国民热爱国家的“自觉心”,不能主要依靠历史与传统的因素,而应唤起人们对建设新的政治与文化之热情。他认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因此,有志于从事救国事业者,必须“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17基于此,李大钊认为今世最能担当更新中国、再造国家之任者非青年莫属。他坚信“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所以“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18很明显,李大钊强调的个人突破旧因素的网罗,呈现出青春的各种样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使其能够以新的理想与诉求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事业当中。19

   关于这一点,有论者认为,在李大钊那里,作为个体的“小我”之价值在“大我”面前居于次席,甚至为了实现“大我”可以牺牲“小我”的利益。20从一种苏格兰启蒙运动式的自由主义后见之明来看,李大钊的思想或许有这样的特点,但如果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来看,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总体而言并非处于对立状态,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乃一以贯之的过程,个体为构筑一个更好的群体(家族、乡里、政权)有所贡献,才能在伦理与道德上符合“公”的标准,否则便沦为“私”之体现。相应的,某一类群体(家族、乡里、政权)实为个人在社会上形成较为稳定的认同、达到心之所安的重要对象,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格。21也正由于这样,恰如沟口雄三所论,近代中国对民权的诉求,在推翻一个不良的、专制的政治集团同时,还要求参与者克服利己性,致力于巩固新的集团,以此实现“大众的”民权。22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调之上展开论述的。他强调:

   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23

   突出青年的重要性,是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内容。24而他这里所言的民族问题乃当时世界的主要问题,可以放在一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战局的观察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东方杂志》的作者们多聚焦于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的关系。他们多认为在这一体制下,民族认同超越种族认同,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争。为了避免被殃及甚至瓜分的命运,必须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自觉。25或许可以认为,李大钊竖起“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也和这一言说氛围息息相关。26

   在李大钊看来,“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27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动之下,欧洲许多小国从过去的帝国当中独立,旧有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左支右绌。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世纪欧洲,“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28对此李大钊亦十分清楚。他认为在近代,“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卒能有成者,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著矣”。29在此风潮之下,“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30李大钊注意到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具有本国特性的民族主义,如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俄罗斯的“大斯拉夫主义”、英国的“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甚至他把美国的“门罗主义”与印度的独立运动都视为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虽然他并未辨析这些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帝国主义借民族主义来进行全球扩张与殖民地国家运用民族主义口号展开独立运动之间决然不同的性质,但通过审视这一全球局势,李大钊认为如何建立中国的民族主义纲领,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主题。

   李大钊指出:“民族主义云者,乃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也。”因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里,就有可能出现“或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或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的现象。31那么“新中华民族主义”能够实现的政治与文化基础为何?这更是李大钊必须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作为19世纪著名的民族主义阐释者,勒南认为民族精神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集体拥有的丰富回忆,其次是当下在一起生活的愿望。32某种程度上李大钊对“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体现出类似的思路。在他看来,“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33可见,李大钊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长久的交往与联系、中国文化里“高远博大”的政治传统是构成“新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而他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也基本继承了清末梁启超、杨度等人提倡的整合各民族于一体的“大民族主义”理论。34这一点显示出晚清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体而微的影响。

   不过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除了显示“中华”代表因“高远博大之精神”而形成的各地人民“畛域不分、血统全泯”这一历史与文化遗产,更为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语境里,各民族所可能产生的休戚与共感:

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属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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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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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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