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锻造“政治民族”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0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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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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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李大钊认为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新中华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出现,为“新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共同致力于“共和国体”的奠基与建设,是“新中华民族”能够形成稳固认同的情感与心理基础。借用韦伯的观点来理解,“这种政治命运的共同体,即生死与共的政治斗争共同体,会在各个群体当中产生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语言或人种共同体的纽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36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确立起由人人自主而奠定的民族主权”,进而锻造一个“政治民族”,37那么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正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不再将民族主义内涵单纯地借助于符号式的、本质主义式的“文化”,让在中国国土内生活的各族人民,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38

  

   二、“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还强调: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主义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39

   无可否认,李大钊在这里对中国面积之大与影响之广的具体描述,或许有溢出历史实相之处,40但他强调在审视亚洲问题之时,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国在历史上曾极大地影响周边地区的政治与文化形态,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显示出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并非停留在中国内部展开思考,而是设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会给周边地区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因此,李大钊提倡“新中华民族主义”,必须面对当时另一种由日本所描述的亚洲政治图景——“亚细亚主义”。作为近代日本在面对西方势力东渐的危急时刻,围绕着“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特定的亚洲观及其政治思想与实践诉求,41“亚细亚主义”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应形成怎样的对华策略。随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海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强,古典亚细亚主义中的那种认同东方文化,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力求振兴亚洲的思想因素日趋衰亡,通过侵略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获取自身利益,维护日本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扩张型亚细亚主义尘嚣直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42对此,一战爆发之后,杜亚泉、章锡琛等人在《东方杂志》上频繁专文讨论这一思潮,一方面介绍日本舆论界对“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另一方面批评这一主张在学理上有不少缺陷,在实践上只能导致亚洲局势越发扑朔迷离、危机四伏。43

   依李大钊之见,提倡一种区域联合的政治口号在当时实属必要,但其内容实质必须区别于日本为对外扩张张目的“亚细亚主义”。44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口号之下唤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造中国,能够给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设想新的区域联合之可能性:

   以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45

   近代中国之所以衰微,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息息相关。中国内部状况的巨变,本身就是对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所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象征着突破这一极不平等国际关系的尝试。就此而言,将“中华民族之复活”视为另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曙光,并非单纯建立在古代中国不容忽视的文明辐射力之上,而是象征着20世纪亚洲反侵略、反殖民运动的重要一环,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46即“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47正如汪晖所言,在这一分析视角里,“构成亚洲之为亚洲的不是从儒学或某种文明类型中抽绎出来的文化本质,而是亚洲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个特殊位置不是产生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叙述,而是产生于有关亚洲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和历史传统的动态分析”。48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批评日本式的“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49它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根本无助于亚洲的区域和平与平等。他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50在另一篇文章当中,李大钊更是直言:“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51

   近藤邦康曾以民众作为帝制时期被统治的客体,如何经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论述而逐步转化为革命主体为线索,来分析李大钊与晚清思想的内在联系。52其实李大钊在分析“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之关系时,也延续并发扬了晚清思想中的相关议题。章太炎在1907年曾发起创办“亚洲和亲会”,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而中国在其中的意义,便是作为一个亚洲的大国,“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53换言之,章太炎所构想的亚洲区域体系,是要在各殖民地与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并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全新的、平等的政治格局。章太炎希望中国的反清革命在其中能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反帝运动。此外,他认为“中华民国”的“中华”,代表了特定疆域内创建各种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以及不断实践与完善这套制度的人,“中华”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承认与概括。正是拥有了数千年丰富的生产、交往与组织经验,“历史民族”才有可能成为具有自觉政治意识的“政治民族”。54可以说,李大钊关于“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进一步继承、延续了章太炎对“中华民国”的性质与意义的分析,深化了清末革命的时代主题。55

   前文谈到,李大钊认为践行“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力量是中国的青年,“新中华民族主义”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正是新的政治主体诞生、成熟的过程,这也是“新中华民族主义”之所以“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设想中国青年在从事更新中华的事业的同时,也应成为“新亚细亚主义”的重要参与者:

   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56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强调:

   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57

   梁启超认为:“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是即所谓天下也。换言之,则我中国人之思想,谓政治之为物,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之际,严复就预测:“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59当时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期待一战能一扫19世纪列强争霸之惨状,为缔造全球大同式的世界主义制造条件。60与很多人一样,李大钊在当时也对世界主义心向往之。他呼吁:“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61这一点表面上确实呈现出与“新中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歧性”。但如果分析“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即二者都旨在打破旧有的、不合理的束缚与压迫,突破不平等的内外体系,向往通过新的政治主体来实现新的联合形式,那么我们便可看到,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出发,“新中华民族主义”堪称塑造一个新世界的起点,可以“打出一道光明”,提供了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而非苦恼于一厢情愿地把西方当成“世界”,但后者却并未把中国视为其中一员,因此只能沦为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62因此,李大钊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具有不少共通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

  

   三、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在比较中日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时,丸山真男认为中国在晚清未能通过改组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来实现现代化,因此遭受了列强的长期侵蚀与渗透。但也正由于这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了能够最终反抗帝国主义,必须完成从根本上改革旧社会与旧政治体制的时代任务,所以民族主义与革命运动具有内在结合之特点。63回到历史现场,辛亥革命之后,列宁从全球革命形势变化的角度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因此,“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64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全球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也可以理解李大钊从提倡“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李大钊的政治生涯,最开始主要是与汤化龙、孙洪伊等进步党人关系密切,直至1917年,李大钊与高一涵还替孙洪伊起草地方自治法规。65章士钊则回忆,李大钊“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即高一涵——引者注)、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66但是目睹民初政治与社会的各种乱象,依李大钊之见,在内忧外患并存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之再生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恐焉。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67在此焦虑下,章士钊对于现政府的支持态度,让李大钊感到不满;而李大钊经常对研究系进行攻击,章士钊也并不同意。二人之间,分歧日增。68因此,十月革命的成果,给予李大钊一个彻底有别于进步党式的、新的分析中国问题与世界格局的视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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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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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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