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君道再还:钱穆宪制思维中的元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0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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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内容提要】 钱穆在抗战末期的《政学私言》中专文论述元首问题,直指民国初年来数次制宪时刻民主心智的一大迷思,呼吁正视元首的独立价值与复杂性。在政体革命之后,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的稳定团结与持续发展,这是钱穆论元首制度所触及的根本秩序问题。思考现代中国的政制构造需要将其内置于以立国之道为中心的文化与政治大传统。钱穆强调立国规模中文化积业的惯性力量,这一方面表现在“政民一体”下的宪制平衡之中,涵括国民一体和“君相一体”,另一方面展示在以政治家风度为驱动的宪制演进中,二者揭示出元首制度以尊严和活力为职分的双重蕴涵。在时贤以欧美政制为法的窠臼外,钱穆的元首论开辟出一个传统本位的保守化进路,同时又显示出吸收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君道气质,潜涵了辩证开放的历史线索。

   【关键词】 元首 君道 钱穆 宪制 政民一体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①讨论抗战后的国家宪法,在位者与在野者激辩的焦点问题之一是总统制抑或内阁制。这是自民国初年以来一再上演的政制热剧,反对派藉彰显民主意志的宪制机构来制约日益令人不安的政治强人权力,希望由此确保民国的共和轨道不致被后者引向歧路。君主复辟已成旧梦,但君主制的幽灵会不会改头换面,操控民主的事业?这的确构成热爱民主共和人士挥之不去的梦魇。

   就在政协召开前的一两年,现代儒者钱穆撰写了一系列政理论文,以《政学私言》为名结集出版。②文集依据作者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理解来讨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兼及对于“五五宪草”③的评价。书成,钱穆赠予准备参加政协会议的梁漱溟,后者以为此书有向政协建言的意图。不过,正如书名与作者自序显示,钱穆以学术立业,身不属党派,也未以“无党派”地位(如傅斯年、郭沫若)参与政协宪草组,此书非针对政协而作,乃是着眼政学传统长期演变提出的书生建言。④

   话说回来,既然围绕五权宪法展开学理讨论,事关政制结构、立国之道等宪制主题,我们还是可以将其置于由宪法草案演进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法政话语脉络中,加以对照。相比政局中人依据英美宪法模式与五权宪法模式展开宪法设计的斗争,相比另一位现代儒者张君劢凭借“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获得广泛赞誉,钱穆更多肯认中国政治传统与五权宪法的启示意义,其宪制思维是否有值得深思之处?⑤譬如,相对政协激辩总统制与内阁制,钱穆专文讨论元首制度、国民大会,却没有像时贤一样以政体论方式提出问题、限定论域,其思维逻辑及其蕴涵有无可取之处?

   元首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君主制传统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现代政治的视野下,这个问题得到的考察却相形见绌,甚或晦暗不彰。民主浪潮浩浩荡荡,为什么还要正视甚至重视这个看起来与民主精神极不协调的构制呢?相比历史学维度的考古与宪法学维度的衡今,关于这一现象的政治学研究与其实践重要性极不匹配。⑥现代政治的元首问题,需要从政体制度、人物行动与文化系统等多个视角得到阐明。本文首先介绍钱穆围绕元首问题提出的政体论述,然后聚焦于这一元首论的政治运思逻辑,从钱穆概括出的“政民一体”“君相一体”等体制原理阐释其思维特质。在宪制思维的结构性视角以外,最后引入政治风度所蕴涵的“人物-传统”之动态维度,揭示钱穆元首论对于制度之行动基础的重视,最终呈现其政治运思逻辑的全体大貌。

  

  

  

   《论元首制度》原先以《论元首》刊发于《东方杂志》,时在1945年5月。这是世界局势发生巨变的一年。在刚刚过去的一两个月里,罗斯福病逝于第四届美国总统任上,墨索里尼遭游击队处决并暴尸示众,希特勒下令德国自毁之后不久战败自杀。文章一开头,便强调长治久安是一国政制得以不断改进的先决条件。而一国元首的尊严与稳定,又是政局安定的“惟一先决条件”。即便在民主政体,也不能违背这个定律而祈求政治安定。⑦制宪建国不能轻视元首制度,因此不言而喻。钱穆的问题是,君主制在中国已成故物,国王不能再有,新中国的元首制度应当如何安顿?《论元首制度》围绕“五五宪草”中总统与国民大会、五院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榷意见。

   “五五宪草”规定,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任命、罢免,并对后者负行政实际责任。总统有权任命行政、司法、考试院院长,行政院对总统负责。立法院和监察院首长委员由国民大会选举,立法院无直接监督行政院的权力。总统任期六年,得连任一次。总统拥有紧急命令权和紧急处分权,并未规定立法机构对其权力的明确限制。这样的安排被认为是一个强总统制,符合三四十年代国民党蒋介石的集权需求。⑧而1946年政协达成的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为削弱总统至上权力,致力于实行内阁制,在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建立制约关系,使前者向后者而非总统负责,总统的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得到很大的制约、削弱。这一取向在随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促成了一个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混合政体。⑨

   与强总统制相比,钱穆的元首观强调总统不任事、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五五宪草”将总统置于国民大会的全面制约下,钱穆指出,这一点更甚过美国,因为美国总统并非由国民大会选举和罢免,至少二者可以“抗立不相下”。⑩而相比英国,“五五宪草”的总统类似内阁,但无解散国会、重新召集新国会以听取国民最后意见的权力(缺乏“英国政制一种衡平之精义”)。11

   鉴于国民大会易受政党力量的操控(国民党训政时期实情),钱穆认为国家元首袒曝于实际政斗之下,地位易波动,尊严难维系。元首地位的尊严与稳固,是钱穆思考这一制度的两大因素。“一国元首之地位不尊严,则有损于国家之团结;一国元首之地位不稳固,则有损于政局之安定。此二者,皆非国家之福”。12从国家的安定和团结着眼,英国王室的元首地位较为可取。内阁之上,“尚有王室超然于政潮之外,犹无损于全国最高最崇重之庄严之屹立,与夫全部政局之稳定”。13

   “五五宪草”对于国民大会的规定,也不利于二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国民大会任期六年,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会期一月。会期间隔太长,总统无法听取大会意见,后者也无由表达,很容易导致二者的隔膜和龃龉积累,最后走向冲突,国会罢免总统。国民大会会期较短,国民代表无法熟习政事,罢免之权很难获得实际有效的运用。若非滥权,则国会疲软,无法实现制约总统之功能,总统权力实无限制,这也是政制之患。又,总统无解散国民大会的权力,如果为了保持总统的尊严和稳固,而减少国民大会召集次数并缩短会期,对于国民大会权力“不啻阳予而阴夺之”,14与宪法初衷不合。

   钱穆的元首观因此一方面致力于削弱总统受到的国会制衡,另一方面要妥善安排好其与五院的权任关系。

   前一方面,可改为总统产生不由国会选举。钱穆提出的产生办法,借鉴了中国古典思维,如《尚书·尧典》中的元老推选与资历限制,又吸收了现代民主因子。要之,提高候选人年资要求(从四十岁提高到五十岁),曾任职各院院长三年以上或前后几度任各院院长五年以上,功高德重。由宪法特定提名机关,每届选举提名若干候选人,再由全国民众以间接选举法产生。钱穆认为,不由国民大会举出,而由全国国民大选,正可表示“元首体制之尊严”。15元首的罢免也不由国民大会,“非叛国或大贪污,则不受弹劾”。16元首任期六年,可以连任一次,不超过十二年。17

   后一方面,元首虽不任实际政事,却并非偶像。国家大政令,必自元首出,如公布法律、宣战媾和、缔结条约。而元首政令,需要政府其他有关各院各部长官的副署,元首不能直接自己出命,直接处理政事。“全国政事,各有司存,元首仅居虚位。三十辐共一毂,而元首当其无”。18另外,总统负责五院院长的任命和罢免,五院院长分别行使全国政事,而其间的联络与衡平,任在元首。院长虽由总统任免,“皆须对国民大会负责”。19再者,“遇政府有大争端,社会有大事变,元首之左右向背,可以决国家之命运,荡荡乎民无能名,乌得谓之偶像?”20这包含紧急或例外状态下的特别决断权。

   可以看到,钱穆的元首制构想既非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他对照五权宪法的理论构思,强调元首的尊严与稳定,势必要重新安排其与国民大会和五院之间的关系。总统摆脱了国民大会的制约,钱穆同时建议国民大会当每年开会一个月,表达民意,向五院问责,否则会变成告朔之饩羊。五院向国民大会负责,而五院间关系,钱穆仍强调其各个独立,分工合作,而非制衡牵掣。联络衡平的职能则在元首。这一点也与内阁制、三权分立不同。

   钱穆的元首观强调尊严与权力的不同。元首不任事,不以直接处理政务的权力绩效为重,其所关系到的国家安定团结、政制衡平有效,来自尊严,而尊严实系于德行。所谓元首“称德不称力”,德行尊严构成宪法结构的一大要素。这在元首的产生与职用中都有体现。如强调总统候选人“称其德不称其力,年耆则信孚而望协”,“以德望镇群伦”,“总统选举,不在选拨贤能,而在崇重勋德”。21副总统职位的设立,也是出于此。“总统之选既以德望,不负实责,其德望相比肩,名业已高,又愿小休,不乐当政府实职者,可设副总统位为其优游回翔之地,亦得备总统之周咨襄赞”。22

   相对于国民大会,总统不对其负责,超然其上,实由于不负具体事责。“行政院长重在能,总统重在德,行政院职权,关涉全国行政事宜,易受国民大会之质询。总统端拱默化,义不受诘,以行政院长代总统任,非所宜”,23“元首者,乃受全国之尊崇,而不受其质询与斥责。元首者,乃以代表国家,而非肩负政事,故元首必超然于实际行政之外。惟其为全国之最高位置,故亦为全国之最尊严者”。

   相对于五院,总统的德行尊严表现在“既不负政治实责,故得超然事外,旷观玄览,心清神足,以其高年劭德,楷模百僚,导达其窒碍,而消解其结塞,潜移默运,裨补实大”,24“元首贵渊默”,“端居默运于上”。25以其德望楷模和智慧经验,引导通达宪法机构和官员之间的互动,并针对紧急危难事件做出应对。“默化”“渊默”“默运”中自有一种高明而深刻、不能完全显明甚或不可预测的活力和能量,超于一般化的政治行动、言辞与规则。对于整个共同体,尊严有其宪制妙用,所谓“奏假无言,时靡有争,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此为元首之政治地位,亦即元首之政治作用”,“元首者,举国之所仰望,政治重心之所寄托,一跻其位,不动不摇,四时行,百物生,彼则正南面恭己而已矣”。26

  

  

  

   除了制度设计方案,最值得探究者,是钱穆元首论所透露出来的思维逻辑。

   他提出,“然则新中国将来之元首制度将奈何?曰:衡之以国情,揆之以政理,参之以并世列邦之利害得失”。如何理解国情、政理、列邦利害得失呢?

   在反驳模仿美国总统制时,钱穆列举了三条意见:一是美国联邦立国的基本规模,二是美国地理优势较为超脱于国际斗争格局,三是美国人民移民前就形成的文化渊源和政治习惯。27提炼言之,可概括为立国格局、文化和政治传统。这需要看具体国家的立国情状,而其中又蕴涵着未必同一的政治道理。如对应美国联邦立国,中国古来的立国之道、文化与政治传统大不相同,构成一时国际格局之外的长时段因素。钱穆概言:“若轻效美制,改为联邦,自趋分裂,而适当列强角逐之漩涡,殆无幸存之理。抑中国亦自有政俗,自有文化积业,模仿美制必利不胜害。”28

制度模式自然可以进行某种借鉴,如尊奉元首,不使负行政实责,钱穆指出可“略效英伦王室内阁分立之制”。29但钱穆论述显示出的,不是落入非总统制则内阁制的窠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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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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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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