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等:洋畜入中国:以民国时期美利奴羊进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9-04-08 07: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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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峰   焦帅帅   朱冠楠  
以免疾病。羊得疾病,即剪耳出血,再用盐水灌入口中,疾即愈矣。”(49)等等。颇为讽刺的是,关于“山羊肠痘,当系一种胃肠痘病,但兽医学上无此名称,殊难考察,”(50)更不用说预防和治愈。而在民间,则有一套预防的办法。“每立冬时,隔十天则可以豇豆小米,及乾油菜根煎汤,令各羊均饮一次,以防痘也。”(51)这样看来,并非所有的疾病运用西方技术都可以治愈,往往一些西方没有记载的疾病,运用中国的土办法则可以治愈。

   (三)繁殖与哺乳

   关于繁殖办法,主要包括人工授精和自由交配两种。中国民间的土办法则主要是自由交配。相比较而言,自由交配是最善的方法,适合大多数的羊只,人工授精是最快的办法,但是只可以用于少数的羊只。绵羊选择在什么时候最适合交配,则根据羊种情况而异。“山羊之芒种后,雌雄宜间隔,霜降后再令其交配,若绵羊则在芒种后交配。”(52)另外,美利奴羊与山羊、绵羊时间则不同,“美利奴羊,其交配时期,最好是在阳历正月交配,生产期为在阳历五六月。”(53)相对于山羊和绵羊的五六月份交配,美利奴羊正月交配,五六月生产,则不至于受冷。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羊都在同一时间进行繁殖交配,不同的羊种有着不同的交配时间。

   关于绵羊的哺乳,也有详细的记载,并且根据母羊不同的情况,民间有着不同的哺乳办法。如:母羊不爱羔羊,厌恶食乳,就要一日数回,强行抱持它,使羔羊得以吸食;母羊毙后,可将羔羊幅附属于别的母羊。但母子接近时,可将母羊的粪尿涂在小羔身上,并使同居不甚明亮的地方,惯习几天后,母羊就喜欢哺乳(54)。此外,更为有趣的办法是,如果母羊不愿哺乳小羊后,则制作一木架,将母羊推入,用绳拴上,使身体不能自由,然后抱着小羔在架旁吸食(55)。可见,民间哺乳方式的多样性,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总而言之,阎锡山政府在改良失败后,重新召集各地的羊倌制作《畜牧经验纂编》,弥补以前的错误。从经验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放牧、饲料、饮水、疾病防制还是繁殖、哺乳,都是运用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经验而非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和讨论的。

  

   五、认识与反思

  

   通过梳理美利奴羊从引进到推广、出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具体的过程,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山西畜牧业形成一些总体认识:

   首先是通过以美利奴羊被引进山西为例来认识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单向化。民国时期山西美利奴羊的引进和改良,都仅局限于政府办理的模范牧畜场,尚属于初步的试验与示范阶段。虽然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办理畜牧学校等行政措施推广,但是由于宣传不当,并没有真正调动普通民众参与改良的积极性。对此,阎锡山亦有所认识,其在1918年8月对实察员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因言之不当,致人民诸多误会。譬如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种棉花,人民则疑为将按亩抽款,遂亦不种。”(56)反映民众对于绵羊改良运动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并不积极。而“当群众知道美利奴羊产毛量多,毛质纤细,是毛织品的重要原料时,曾出现争先饲养美利奴羊的情况,但由于日军侵入山西,大部分羊群被日军宰杀,深为可惜。”(57)从政府推广到接受美利奴羊的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与民间互动单向化。推广美利奴羊的措施主要是依靠强大的行政权力支持发挥作用,多停留在宣传或示范层面,各项政策并没有真正的传达于民众,影响于民众。即政府与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信息交流机制和信息监督机制。虽然后期看到饲养美利奴羊带来的利益后,民间出现大量饲养美利奴羊的情况,但由于战乱的影响,只能“有心无力”。因此,山西美利奴羊的改良由最初提出设想到实现改良,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需要经过不断的摸索。

   其次是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行为。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冲击,中国社会发生了由排斥到逐步接受的转变,并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然而,在学习西方的具体过程中,总会出现盲目学习西方的情况。山西美利奴羊的改良运动即是如此,在山西省政府从澳洲引进美利奴羊的过程中,阎锡山政府是极力倡导的。不仅创设模范牧场和畜牧学校,而且还聘请国内外牧畜专科学者。但是由于在改良过程中出现盲听美国人的言论,盲从西方的经验和技术,结果出现美利奴羊不适应山西自然环境、羊群机制不适应山西社会环境、羊病防治不适应山西地方环境的问题,迫使改良运动一再停滞。最终迫不得已利用中国传统的“土办法”来弥补损失。这就告诫我们在借鉴西方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不能盲目学习西方,更不能忽略自身的传统文化。只有将西方的技术与传统的经验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存在的难题。这虽然发生在山西,却是整个近代社会的缩影,带有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时代特征。

   最后,本文以美利奴羊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初步讨论畜牧业背后的国家制度、政策、社会层面是如何运行的,这对于分析畜牧业与社会变迁无疑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在民国时代的山西,类似于美利奴羊改良运动的还有巴夏克猪、荷兰牛、美国速步马改良等等。这就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具体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可能,也为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从以土地和水为中心到以畜牧为中心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具有创新意义,值得下大力气耕耘。

   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水利社会史研究,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第二类水权与水案研究,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张俊峰:《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三类是水井研究,王仰之:《中国古代的水井》《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2期;朱洪启:《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水井的使用与管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等。以水为中心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②钮仲勋:《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开发》,《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第59~72页。

   ③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④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9页。

   ⑤杨常伟:《民国时期山西省绵羊改良实证考查》,《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⑥毛怀志、岳文斌、冯旭芳:《绵、山羊品种大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⑦毛怀志、岳文斌、冯旭芳:《绵、山羊品种大全》,第5页。

   ⑧毛怀志、岳文斌、冯旭芳:《绵、山羊品种大全》,第5页。

   ⑨毛怀志、岳文斌、冯旭芳:《绵、山羊品种大全》,第5页。

   ⑩《阎伯川言论先生辑要》,山西省图书馆藏。

   (11)祝彦著:《“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12)李茂盛:《阎锡山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295页。

   (13)祝彦著:《“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14)李秉权:《山西模范畜牧场与美利奴羊毛》,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二十号,第13~16页。

   (15)李秉权:《山西模范畜牧场与美利奴羊毛》,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二十号,第13~16页。

   (16)《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卷四,《养成公式信用以发展国体事业》(八年四月四日对各官吏第三十四次讲话,山西省图书馆藏。

   (17)徐月文、张郑生、杨纯渊:《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62页。

   (18)平鲁县志编纂委员会:《平鲁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19)孝义县志编纂委员会:《孝义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20)忻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忻州地区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21)大同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同县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22)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八卷《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737页。

   (23)《山西省政府公告》,1927年第7期,第15~18页。

   (24)《农矿季刊》,1930年第5期,第39~40页。

   (25)《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38页。

   (26)《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38页。

   (27)《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38页。

   (28)李秉权:《战前之山西美利奴羊及其对于中国绵羊改良之影响》,《农业推广通讯》第5卷第4期,第52页。

   (29)《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41页。

   (30)《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43页。

   (31)《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43页。

   (32)《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年,第1143页。

   (3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8卷《农业志》,第449页。

   (34)石楼县志编纂委员会:《石楼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35)徐月文、张郑生、杨纯渊:《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62页。

   (36)《畜牧经验纂编》,《农学月刊》,民国三十年(1941年),第74-78页。

   (37)《畜牧经验纂编》,《农学月刊》,民国三十年(1942年),第75页。

   (38)《畜牧经验纂编》,《农学月刊》,民国三十年(1942年),第76页。

   (39)《畜牧经验纂编》,《农学月刊》,民国三十年(1942年),第76页。

(40)《畜牧经验纂编》,《农学月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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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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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史》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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