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华 王翔: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

——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申报》振兴蚕丝业论争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19-04-08 0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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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中华   王翔  

   内容提要: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申报》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各方面观点的文章,提出了形形色色振兴蚕丝生产、改善国际贸易的方案。这场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乞灵于中国传统经验,即恢复和强化行会规制,厉行以“信义”为基础的商业活动,一变而为主张引进欧洲的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蚕丝业进行根本的改造。从其具有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上看,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缫丝工业——在生丝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区破土而出的舆论准备。《申报》文章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包括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界为诉求对象,直接表达民间的言论和民众的呼声,提供了当年思想家著作所不能完全反映的鲜活场景和丰富资料,或可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

   关 键 词:近代工业化  振兴蚕丝业  《申报》论争

  

   进入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一时间,人们怀着强烈的危机感,提出了形形色色振兴蚕丝生产、改善国际贸易的方案。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各方面观点的文章,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缫丝工业——在生丝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区破土而出的舆论准备,对于认识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但迄今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①本文拟以《申报》文章为中心,对这一讨论的缘起和演进进行系统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其产生的影响及所具有的意义作进一步分析,以拓宽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视野,增进对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关系的认识。

  

   一、危机意识的初步形成

  

   相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说,欧洲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和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则显得迟滞。由于农业中蚕桑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需要,能取得的原料茧有限,欧洲近代缫丝工业尽管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的制约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一直依赖从东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进口蚕丝原料。折合计算,鸦片战争前的1830-1837年间,中国每年从广州输出生丝9058担。②鸦片战争一结束,生丝的出口立刻就突破了这一限界,迅速窜升。1845年,生丝出口已达2万担之多。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中国人称为“蚕瘟”的蚕体微粒子病在欧洲蔓延,摧毁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蚕桑业的收成,使得两国的生丝生产遭受到致命的打击。1853年,法国生产了2100吨生丝,次年下降为1790吨,到1855年,跌到了600吨上下。蚕病蔓延之前,意大利生丝产量达到3500吨,到1863年下降为1607吨,1865年仅剩区区826吨,几乎下跌了75%。③蚕病也袭击了一直作为欧洲生丝来源之一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蚕桑产区。

   欧洲生丝需求的巨大亏空,导致了对新供应源的热烈追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打开了国门的中国,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丝生产与出口能力迅速被唤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生丝出口量增价昂,到1868-1872年的五年间,年均生丝出口量已经跨过6万多担大关,价值2394万海关两。④生丝已经成为中国赖以维持贸易平衡的主要输出商品,时人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中国所产出洋诸货,可抵换泰西运来各货者,莫重于湖丝。计每年所出,不下二千万银之数。观此,则丝业岂非大项重利所关系,亦非细故也!故湖丝一业,万不可不细加讲求,查近考远,究微推广。”⑤

   然而,进入70年代后,中国出口生丝价格不再一路上扬,而开始大幅下跌。从1873年的每担500海关两,跌到1874年的300海关两,1875年的285海关两,此后虽有回升,但一直维持在300海关两上下波动。与60年代大多数年份及70年代初相比,价格跌去了1/3,销量也是一路下降,以往“西商皆踊跃争买,今则观望不前”。⑥生丝出口的价跌量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状态的不复存在。中国的外贸收支开始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贸易赤字逐年增加,增加幅度逐年扩大。⑦

   严峻的现实使得此前因生丝出口畅旺而兴高采烈的朝野上下感到危机来临,人们开始检讨蚕丝出口“减价滞销”的事实和成因,以寻求应对之道。1873年7月5日,《申报》刊出《湖丝减价滞销说》,揭示了“近年外国湖丝之价,较前大减”的事实,并分析了“湖丝之价减滞销”的原因所在:“一因各处所产之丝渐多,泰西各种绸匹较前精巧,不须全用湖丝。且从前丝价过昂,今不全用,是以湖丝渐滞。一因现今外国各织房织绸,皆丝纬而布经,故所用丝骤减其半。然用他物以代丝,不过暂易时式耳,倘丝价渐廉,势必仍归旧制。若丝价日昂,则布经既便而用丝日少矣。”该文提醒人们注意:“盖西人向来织绸,经线粗纬线细,今日经线既不以丝,则粗丝为无用,所用惟细丝而已。此事之利害已大可验矣。”明确指出中国生丝规格已有不合西国织绸之用的趋势,并以伦敦市场上粗、细各丝的销行情况作为佐证:辑里粗丝1872年库存7502包未销,1873年增至15430包;大蚕粗丝1872年库存4122包未销,1873年增为6288包;广东粗丝1872年库存5899包未销,1873年增为7938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细丝的销行情况要好得多:辑里细丝1872年库存未销量为2929包,1873年降为2594包;日本“所出皆细丝”,1872年库存未销8870包,1873年则降为6993包,情况尚好于辑里细丝。因而文中警告:“是亦明用他国之丝,而渐弃中丝之一证也。操此业者,可不慎乎!”该文慨叹:“吾中国奈何不设法权变,以求供世用乎?”“于抽丝之时何不精益求精以成为细,而置其粗乎?”⑧

   1874年,生丝外贸仍无起色,《申报》文载:“今据外国新来信息,外国市面仍旧阻滞,照前概无转移之机”。国际市场丝价低减和丝销阻滞,连带影响到国内生丝市场一片萎靡不振:“非但泰西市价之不佳也,即由产丝之地运至上海,除初次之丝,偶尔小得利息外,后到之丝,无不折本,惟大小多少不一耳。……故凡上海今岁贸丝之客,大约均经极受其累。所有本银仅在四五千两之谱者,皆将歇业,不克支持其失,其情良可悯矣。”文中惊呼:“夫丝茶者,实中国最重之土产,亦出洋最大之货物,乃历年之情形如此,而今岁更甚于前,若今年之丝价,更属从来所未有,岂非贸易场中非常之大变乎!”丝市不振,势必会对蚕丝产区的民众生计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苏南四府和浙西三府,“七府之地,蚕桑之利,数倍于农。七府钱漕之重,甲于天下,承平之世,民力已不能支,所赖者茧丝丰稔,获利较厚,尚能弥补耳。向来七府所产之丝,实能甲于四海五洲,今闻泰西之境,已有数国产丝,其丝也不亚于七府所产,故中国之丝,至于滞销跌价如此。将来若无转机,七府之民力,更将不堪矣。”作者对此忧心忡忡:“此固关乎天下之大局也,岂徒七府诸民之不幸哉?丝乎,丝乎,吾甚为尔危矣!”⑨

   蚕丝业面临的危局,使得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摆脱危机的道路,传统生产方式既然已经在危局面前欲振乏力,那么,“他山之石”便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治茧为缫丝之前道工序,近代治茧方法更是机器缫丝工业得以成立的基础。1874年7月15日,一篇名为《论西国治蚕茧法》的文章于《申报》刊出,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诚如文中所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和评论西方先进国家的治茧技术及原理,是因为“每见中国产丝之区,其治丝也,多夹杂龌蹉,推其故,由于抽取太急。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作者相信:“如依之而行,则其茧可以放置数月之久,待至治丝人得暇,然后当心抽取其丝,抽出可以一根到底,一样柔细,毫无断续杂乱,以及打结等弊。”⑩这表明,一些先进人士已经对中国蚕丝业传统技艺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把消除中国丝业弊端、扭转丝业不振局面的希望寄托于引进西方的制丝技术。

   《申报》对西方治理蚕茧的理念和方法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技术有了一个最初的认知。在刊出《论西国治蚕茧法》后的一年左右,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的徐寿,利用西方的治茧方法,开发出蚕茧的杀蛹、干燥技术,“倡立烘灶”,“人争仿效”,排除了在蚕区以外设立缫丝工业的一大障碍,从技术上确立了在远离蚕茧产地的上海经营现代缫丝工业的基础。(11)与此同时,专收蚕茧烘制储存,运往上海以供丝厂原料之需的新型茧行,也已经在蚕茧产区出现,且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展,从而解决了运营新式丝厂所面临的原料供应的难题。

   在治茧技术寄望于“照西法治之”的同时,时人也对蚕丝贸易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开始进行改弦更张的摸索和思考。1874年7月,《汇报》刊文《丝茶宜出洋自卖论》,揭露现行丝绸贸易体制的弊端,呼吁华商自运丝茶出洋销售。7月16日,《申报》登载《书〈汇报〉丝茶宜出洋自卖论后》一文,在肯定前文“所论各情,亦足征识高言正”的同时,也指出其与现实脱节的软肋,“中国士与商分,著论者士也,而于商情仅知其所当然,尚不知其所以然也”,从而以熟知商情者的视角,对丝茶出洋自卖之“果能照行”提出切实建议:首先,对华商在蚕丝贸易中存在的“作伪”、“掺杂”等习惯行为深恶痛绝,对这些作弊手段带来的恶劣影响深以为患。“以丝论之,各商见货易销,作伪特甚,遂有掺杂之事,货既不高,而价亦必减,势也,亦理也。而且近日印度等国,其所出之丝,生质既美,拣选亦精,反出于中国之上。目下中国之丝,尚能售卖者,因外国所产尚未多也,倘外国所产,足敷各国之用,而中国之丝恐渐滞销,岂仅耗折乎!”其次,列举了蚕丝贸易中存在的中外商人之间的隔膜与分歧:“夫中西通商,事体各异,华商则有行规,西人则各行其是,安能不歧?而言语不通,主客相见仍须藉人说价,安能不隔?”在这种情况下,“即令丝茶各商自行运往外国亲卖,于用丝食茶之人,仍须仰仗通事也”。这种中外之间各行其是、言语不通、只能仰赖买办的贸易机制如不加以改变,中外蚕丝贸易便如盲人摸象,全凭运气,常常归于亏折一途。“查丝业连四年以来,虽偶遇有小利,然每年合算,而大折竟似成例。”再次,指出“自运丝茶出洋贩卖”陈意虽高,但所提办法却未触及核心问题,不能给予此事推行以切实助力。“论中所言先出告白、招人代卖等事,亦何尝不可行,特无从向人先行汇银耳。试思中国丝茶各商,非皆有家资巨万也,或向钱庄挪移,或向银行借贷,货至上海,即须卖出归还,安能俟伊海外归来再行清款乎?故古人言多钱善贾,良不诬也。论中所言果能照行,何尝非生财之道,但未深知商贾之三昧耳。”又次,就《汇报》时论中所谓“转托驻上海之西商汇洋代售”的提议,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盖中国丝商,已连四年经往转托西商代卖,独不记西人在会审署迭控索赔亏项于华商乎?故丝商之贸丝上海者,少有不痛念其事矣。今反以为沾利之业,吾想诸商亦不愿再沾此类之利也。”围绕着蚕丝“寄番”的做法及其所带来的纠纷与争端,已成为中国商人的痛苦记忆,无不视之为畏途,岂能重操旧业,再蹈覆辙。《申报》指出,在以上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之前,空言“丝茶出洋自卖”并无实际价值。况且“西商自行贩卖,亦未有不亏折也”;同理,“即令华人自往外国,恐亦难免折耗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12)

总的来看,19世纪70年代前期《申报》关于中国蚕丝业面临危局的揭示和论述,基本上局限在历年的产量、价格以及市场需求状况等,对欧洲先进蚕丝技术的介绍和评说,也只停留在收获蚕茧后实行杀蛹上。实行杀蛹固然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良,可以无须在收茧后的短期内匆忙缫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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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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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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