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 孟晓旭:安倍执政后期日本政治走势与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19-04-06 1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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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   孟晓旭  

  

   在2018年9月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晋三毫无悬念地胜出,进而实现第二次上台后党总裁选举的“三连胜”。如不出意外情况,安倍将执政到2021年9月,并由此成为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同时,安倍也是历任首相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内外政治不仅突破了日本战后体制,个人执政风格也具有强势、聚拢权力、培植“小圈子”、操控舆论等特点,安倍执政后期日本政治向何处发展,外交安全政策如何演变,中日关系何去何从,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自民党将维持长期政权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至今,已经历第八个年头。总体看,安倍执政根基相对稳固,既没有受到在野党冲击,在自民党内也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虽然此间安倍饱受各种丑闻困扰,但都能化险为夷,平稳度过,自民党执政地位渐趋稳固。目前,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因素显然在增多,但这些因素有别于“五五体制”时期自民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其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日本政治生态呈现新特点,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一是各在野党规模不断萎缩,呈现碎片化迹象,主张和利益诉求多元,难以形成与自民党相互抗衡的格局。曾几何时,国际学界探讨过所谓的“日本两党制”,尤其是2009年民主党取得政权后,一些学者甚至断言日本政治将进入自民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的时代,进而形成两党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由此构筑起稳定的民主政治基础。如今,日本各在野政党不仅不具有昔日的斗争精神,更提不出具有鲜明政策主张的社会治理方案,已经沦落为政坛的点缀品。二是日本社会舆论环境整体向保守化方向发展,尤其体现在政治选举中,选民缺少求新求变以及烂中选优的心态,无形中等于默认了自民党长期以来养成的政治沉疴痼疾。三是由于自民党遭遇不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些国会议员出于选举考虑,虽然已经意识到党内问题累累,却文过饰非,对安倍唯命是从,自民党内呈现一种唯唯诺诺的政治风气,助长了安倍恣意骄纵、唯我独尊的执政风格。在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成功地安抚了岸田文雄、野田圣子等党内实力派人物,使其放弃参选念头。选前,安倍表示可以与竞选对手展开“自由豁达的辩论”,承诺在组阁时采取人尽其才的施政方针。但据日媒透露,作为安倍唯一的竞争对手、原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在党内的支持势力遭到安倍亲信的打压,安倍支持者甚至威胁农林水产大臣斋藤健如果支持石破茂就应辞职。不仅如此,安倍还将自己的亲信悉数延揽入阁,进一步强化安倍政权色彩。此外,安倍还将原防卫大臣、后因丑闻困扰而辞职的稻田朋美安排在自民党高层,让其担任自民党常务副干事长。稻田是安倍的铁杆粉丝,政治理念与安倍相近,颇受安倍器重。安倍将稻田拉入自民党高层是想借助其在右翼阵营中的影响力,推进修宪等政策主张。为兑现竞选承诺,安倍将属于石破茂派的山下贵司安排到法务相位置,以平衡党内各派系影响,化解舆论风波。

  

   第二,“安倍经济学”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产生一定成效。安倍自第二次上台以来,大力推动“安倍经济学”,虽然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摆脱通货紧缩方面成效有所显现,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最大亮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18年8~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1.2%~1.4%。另外,日本企业收益明显增加,就业环境得到改善,股市上扬,股指维持高位运行。尽管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财务省数据造假等丑闻被披露出来之后,安倍内阁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没有触底,稳定的经济形势和股市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同时,安倍的经济政策还得到企业、财团以及一般商业阶层的支持,尽管“安倍经济学”有其局限性,但总体上对安倍稳固执政地位起到了加分作用。

  

   第三,安全政策成为安倍迎合右翼选民的重要切入点。安倍内阁从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修订“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大幅增加军事防卫预算,购买进攻性武器,推出2018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在出台过程中,虽曾遭到在野党以及少数民众反对,但也迎合了大部分国民的安全心理。近些年,在右翼政客、媒体以及日本安全战略文件渲染下,日本民众对东亚安全环境认知发生了明显的错位和扭曲,安全威胁来源指向渐趋清晰具体,昔日那种求和平谋发展的和平主义意识、反对政府突破宪法束缚扩充军力的安全理念不断受到侵蚀。这种安全认知上的变化与安倍推出的安全政策导向形成“共振”,其负面效应不断发酵扩散,并间接演化为安倍内阁的支持基础。当然,这些选民并不一定完全赞同安倍内阁的所有内外政策,但在安全政策领域与安倍内阁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默契。

  

   另外,对自民党执政相对有利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的支持。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鸠山由纪夫首相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被国内亲美势力视为排斥美国在东亚影响力、弱化日美同盟的举动。尤其在普天间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鸠山首相主张公开与美国对立,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打压日本,最终导致鸠山首相黯然下台。总体看,自民党具有较强的亲美色彩,在冷战期间,自民党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将本国安全保障交给美国,美国则把日本作为“桥头堡”,一直支持自民党政权。美对日政策的核心是确保日本执政党不与美国离心离德,如果有脱美倾向就会无情打压,乃至不惜搞垮政权。安倍上台后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不仅大力采购美国军火,还主动拉近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加大对美战略协调力度,这些无疑有助于消除特朗普对安倍政府的疑虑,同时,密切的日美关系也有利于安倍长期执政。

  

   未来几年,如果国际和地区局势不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国内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自民党政权还将得以延续,日本政坛尚没有足够的势力能对自民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执政可以高枕无忧。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石破茂就公开提出自民党应建立“诚实”“正直”的政府,这话显然是针对安倍的政治操守而言。2019年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届时安倍尚未撇清的各种丑闻无疑会被舆论再度炒热,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炮弹”,一些自民党的支持者出于平衡国会政治势力、牵制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心理,也不能排除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如果自民党败选,安倍在党内面临的压力将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或将出现要求安倍引咎辞职的声音。近些年,日本自然灾害呈多发态势,一些灾民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灾后重建还没完成,若再度发生重大灾害,政府应对不力,将导致民怨沸腾,也会对安倍内阁构成冲击,在自民党内蛰伏的实力派人物或伺机挑战安倍的执政地位。

  

二、打造以修宪为标志的“政治遗产”


   作为一名政客,安倍具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谙熟日本政坛规则以及议会政治的基本套路。安倍出生地日本山口县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像伊藤博文、桂太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多个首相,这些人对推动战前日本对外殖民扩张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地域政治环境影响以及家庭熏陶,安倍政治意识中具有强烈的右翼保守主义色彩,安倍也自称是“务实的保守主义者”。就执政风格而言,安倍拥有坚定执着的韧性,同时也不乏灵活妥协的变通性,日媒称其为“蛇性”人格。此外,安倍还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在政策上比较务实,善于把控政策风向,能及时调整行动策略。对于未来两年多的执政前景,安倍希望在现有政绩基础上推进修宪以及“脱战后秩序”进程,解决社会保障、增加消费税等一系列问题打造个人政治遗产。安倍将上述执政夙愿视为构建“美丽日本”的一部分。

  

   从2006年9月第一次组阁开始,安倍在推动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摆脱战后体制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涉及内政、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包括从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到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再到修改《国家公务员法》,对修订后《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增设“共谋罪”条款,等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各项举措,安倍所推动的“脱战后体制”是在“破旧立新”基础上实施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改革。上述法律出台,一方面大幅强化了社会治理法制基础,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紧张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整体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平稳,犯罪率较低,东亚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也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内乱和大规模战争之虞,国际社会对此存有共识,认为日本是全球安全度较高的国家。安倍推出的这些法律、法规显然是针对本国公民和入境的外国公民,这不仅平添社会紧张氛围,给民众带来恐惧和不安,形同暗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社会治理上有开历史倒车之嫌。有学者认为,安倍推出的这些法律发挥着战前社会治安法和国家总动员法的机能,自然使人联想到战前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社会形态。尤其是《特定秘密保护法》。

  

   在安倍拟定的诸多“政治遗产”中,最为看重的就是修改现行和平宪法,安倍将其视为政治使命,在两次执政当中,修宪均是安倍内阁所推动的重要议题。安倍之所以重视修宪,究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修宪是安倍倡导的“脱战后体制”的核心标志,也是其他各项变革的政治基础。自民党自1955年结党时就标榜“自主立宪”,宣扬“摒弃外国人强加给日本的宪法”。鸠山一郎、岸信介内阁时期曾主张“改宪即时实现”。不过,那个时期的“改宪”和现在的“修宪”内涵不完全相同,“改宪”是推倒重来,“修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删改。此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不断富庶充盈,日本很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一方面,深刻的现实使精英阶层认识到,战前日本通过侵略扩张没能达到的目标,战后经过美国民主化改造很快得以实现,日本民众逐渐认同并接受战后所确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包括自民党内部分年轻议员的意识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且“大部分国民已经接受了新宪法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社会党为核心的革新势力同自民党的修宪势力进行了长期斗争,围绕修宪与护宪是战后“保革斗争”的焦点之一,修宪议题成为各党派不敢轻易触碰的禁物。此外,战后历届内阁所采取的内敛式安全政策有助于彰显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其中和平宪法的作用不可或缺。这几方面因素客观上使战后和平宪法体系得以完整保持下来。就本质而言,安倍心目中“脱战后体制”和修宪互为表里,“脱战后体制”的核心在于修宪,修宪是“脱战后体制”的重要标志。现行宪法规定着日本政治、外交以及国家防卫政策取向,尤其在安全政策上,尽管有些条款已经名存实亡,但条文本身仍然存在,在形式上与安倍执政理念还没有理顺关系,为打造个人“政治遗产”,安倍执意在战后修宪议题上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二,修宪可以进一步明确日本安全政策走向以及自卫队在宪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有效化解法律与现实的矛盾。目前,修宪势力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处理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的关系。安倍的构想是保持第九条前两个条款不动,增加第三款,以该款确立自卫队的性质、地位。而第九条前两款规定了战后日本“不保持战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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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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