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回乡三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4 次 更新时间:2019-04-06 1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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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把我们和根庭姑姑一家载到湖江背去。车过廖家村的丁字路口,路更难走了。小面包拉了六七个人,我实在担心它会翻掉,因此提议下车走过去。菊秀姐姐、大嫂和堂弟媳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接过我们的东西便开始收拾起来。只有二嫂抱着她的外甥女,撒欢似地便走便逗孩子:“谢谢!谢谢!”她是用普通话说的。外甥女生在县城,是城里人。二嫂可能觉得自己既然在照顾这个城里人,就无需下厨做事了。

  

   我和伯父在门前坐下来,和围拢过来的几个乡亲说话。其中一个小伙子是养猪专业户,在山里的乡林场租了场地,养了一百多头猪。他的猪四个月就可以出栏,一年能出二百多头猪。这两年行情很好,每只猪能净赚一百来元钱。他不养母猪,每年三次租一辆卡车到河南或安徽去捉猪仔,因为那里的猪仔便宜,即使加上运费也比捉本地的猪仔划算。江西是养猪大省,本地的猪仔价格奇高。猪的主要销售地是广东。养猪的人不直接卖猪,而是先卖给中间商,后者再把猪运到广东去卖。小伙子抱怨说,钱全让中间商赚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也去做中间商。他说:“人家上上下下都有关系。我可做不了。”看来,农村市场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了,每个人都充分地发挥着他的比较优势。更让我惊奇的是,从猪仔的生产到最终的猪肉消费,这其间的链条竟横跨了半个中国!中国的农村经济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各地之间相互孤立,而是存在广泛的联系,像工业经济一样,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江西养猪业的兴旺给远在安徽和河南的农户带来好处,如果江西的猪卖不动了,安徽和河南的农民收入也要跟着下降。

  

   午饭很快就做好了。除了本家的人,我们还请了本族的两位老人,一共摆了三桌。因为没有定好去哪家养老院,伯父没有宣布伯母要去养老院的事。他给每个桌子上的人敬酒。伯父是长辈,给小辈敬酒不合规矩。他的用意,只有我明白,知道他是为了事先堵住堂兄弟们的嘴,好让他们在宣布伯母的事的时候不要阻拦。

  

   吃罢饭,我赶到舅舅家去。我特意从老村子里穿过去。老村子静悄悄的,除了一间闭着门的屋子传来老人的对话声之外,一点儿人烟都不曾见到。抛弃老房子,到村边建新房子,这是稍微发达一点儿的农村常见的现象。在发达地区,老房子一般租给外来打工者住;而在我们家乡,老房子就只能空着。我快步穿过老村子,看到我们以前当教室的二层小楼已经湮没在众多新老房子的中间,而那时它却是到了村边了。新村子和老村子相连。以前村边的一个池塘已经被填掉了大半,用来盖房子,而剩下的那一小半的水面也肮脏之极,岸边到处是垃圾,白色塑料袋随风飘舞。以往的生活垃圾没有化学物质,因此基本上可以用作肥料回田,现在则不同,化学垃圾无法被土壤吸收,遂成了农村一大公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的无组织化。倘若公共机构健全,断不致于让垃圾到处为害。

  

   舅舅家新房子的装修全是表弟一个人自己做的。他在外面做过很长时间的事,见过世面,因此装修的设计还蛮不错的。我们一起上楼到楼顶的平台,整个村子尽收眼底。由于大肆扩建,廖家已经和周围的三个小村子连成一片。我问表弟房基地是如何审批的,表弟说:“没有审批,自家就可以在自家分的地上建房子。如果自家地离村子远,可以和地离村子近的人家调换。”靠近村子的地都是好地,却被用来建房子。有人认为,这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土地三、五年就要重分一次,因此没有人关心土地的用途。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无恒产者无恒心嘛!但是,转念一想,难道土地私有了就不会发生占地盖房的事吗?在巨大的建房冲动的驱使下,土地私人所有未必就会起到阻止的作用。在湖江背,我的堂哥和堂弟的房子是盖在自留地上的。这些自留地原先种蔬菜,基本上是属于家庭所有的,但建房的冲动仍然把它们给毁了。如果说湖江背的房子是在人口压力下建起来的话,廖家的新房子则纯粹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的缘故。在城市,老城改造需要大量的搬迁和回迁,这样浩大的工程只有政府能够完成。农村是否也存在老村改造问题呢?以我的观察所见,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在像我的家乡这样的村子里,由于没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威的组织,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在舅舅家吃过晚饭,按照计划,伯母的一个外甥五庚开车来接我和伯父到水边根庭姑姑家,商议伯母到哪家养老院去。五庚在新干县附近开了一家藤器厂,生意还可以。他的厂子对面就有一个养老院。他答应去问一下情况。根庭姑姑说水边镇有一家峡江县办的养老院,条件蛮不错,也许可以试一试。我想起伯母的另一个外甥年庚当过峡江县的领导,也许可以帮忙,因此给他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年庚说,水边的养老院是为峡江县的居民办的,只接收本县的老人。但他答应第二天早上去县民政局问一下。第二天一大早,年庚就打来电话,说养老院现在可以接收外县的老人了,因为本县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吃过早饭,年庚的车就来接我和南昌伯父,去养老院看情况。峡江县城原来在水边对面的赣江西边,因为峡江的主要部分在江东面,河上又没有桥,九十年代初期县城开始搬迁到水边来。十几年下来,新县城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

  

   养老院在新县城的一个靠山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几栋建筑都是欧式的,颜色是这一带少有的粉红色。院子里种着草,中央有一个水池,池边有回廊和一个亭子。这两天我已经习惯了农村的肮脏环境,乍进这个院子真有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接待我们的一男一女都是很专业的年青人,男的是经理,女的是会计。他们一边带着我们楼上、楼下看房间,一边给我们介绍,这间住的是县里某位领导的母亲,那间是位退下来的领导,等等。尽管整个县城对社会化养老的接受程度还很低,但还是有一些开明的老人选择了自己进养老院。我们最终选择了一楼的一间单人房。这间房间容易见到阳光,而且离饭厅也近,只隔两个门就是。房内的布置像宾馆一样,有电视和洗浴设备。经理说:“让老人先住单间,以后她和其她老太太熟悉了,可以邀个伴一起住。”我们认为这个主意好,便准备签合同。合同上规定有三种等级的护理。一级是老人能够基本自理,养老院提供一些日常服务;二级是老人需要一些护理,但能够下床活动;三级是老人卧床不起,需要专人护理。因为伯母身体还算健康,我们就为她选择了一级护理。快要过年了,我们商议让伯母过了年,等到正月十九再住进来。经理和会计都很高兴,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院门口,直到我们的车启动才回去。

  

   在车上,年庚讲起往事。他母亲在伯母的四姐妹中排行老大。他小时候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伯父、伯母就把他接到湖江背住,供他读完高中。他还在那里从伯父那里学会了打算盘。伯父是文盲,却打得一手好算盘,最绝的是他会打“对仗”,就是两只手从算盘的两头往中间打。年庚也学会了打“对仗”。可以说,没有两位老人当年的恩典,就没有年庚的今天。他说:“知恩图报。小洋你不养伯母,我也要养。”南昌伯父接着说:“我那哥哥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我小时候上小学,要走很远的路,总是他给我挑铺盖卷去学堂。”他又对我说:“没有你伯伯,你父亲不可能读得起书的。你伯伯为了给你父亲挣学费,走到遂川去挑油卖。一百多里路啊!”

  

   读费孝通的书,明白中国是一个血缘社会。费老提到血缘时,多少带着贬义。按照他的比喻,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就像池塘里一圈圈的涟漪,以每个人为中心散开,离得越远,痕迹越轻。我本人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时只知道亲戚多,把走亲戚看作一件乐事;长大了接受了费老先生的思想,对亲戚关系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此次回乡,看到四面八方的亲戚为了伯母在张罗,我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血缘社会的意义。我相信自由主义,但决不是哈耶克式的权利至上主义者。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自由主义,就是在保全社会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由的追求。“保全社会”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的结构,而且在于给予社会的每个组成部分人道的保护。在以往的写作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传统人文理念以及社会结构是相通的,此次回乡则在现实的层面上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但每个传统都未必十全十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让英国人务实,但同时也妨碍了他们进行德国式的行而上学的思考;德国的理性传统产生了伟大的哲学家,但同时也让德国人变得呆板;法国式的浪漫可以产生福柯这样蔑视世界的思想狂人,但也让法国在现实中经常变得碌碌无为;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但社会也因此变得四分五裂。也许是因为压抑太久的缘故,清王朝一倒,“五四”运动便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更是借其笔下狂人之口,声讨中国是“吃人”的社会。胡适和傅斯年等人认识到这种激进口号的危害,因此开始“整理国故”。可惜他们所整理的只是经学,尚未触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评价。梁漱溟先生比胡适等人前进一步,不仅在学理上为中国传统辩护,而且知道中国底层社会结构对保存传统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地投身到村治实验中去,由此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草根社会相结合的先河。这些实验因为日本人的侵略而中止了,实为可叹。然而,它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最重要的,是它们试图将一个个村庄从社会中割裂出来,以实现没有外在污染的传统农耕社会。设计者没有意识到,村庄必定要溶入外部的商业社会,而外部世界的行为规则往往与他们所推崇的乡土社会的理念是相冲突的。更准确地说,他们没有找到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商业文化价值之间的契合点,更没有找到承载这个契合点的社会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今天我们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回乡三日的所见所闻映证了这一点。一方面,在正式层面上,农村社会因为无组织化正在走向瓦解;另一方面,正式结构的瓦解却凸现了非正式结构的作用,血缘和亲缘再次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纽带。如果传统价值在农村基层还有所体现的话,它的载体也就只剩下血缘关系了。时下村治所面临的任务,依我所见,正是寻找一种契合传统价值和现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组织形式。

  

尾声

  

   为伯母签好合同之后的那个下午,南昌伯父和我回到湖江背向全家人宣布了送伯母到养老院去的决定。伯父说:“这是一件好事。老太太可以享福了。”然而,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哽噎着说不下话,一个人出门到湖边去了。一位老人守着一群后人不能在家养老送终,对中国人老说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在农村,那更是要丢后人脸的。可是,几位堂兄弟都没有反对。我如释重负,但也像伯父一样,喉咙哽着无法说话。环顾老屋,我明白,一旦伯母进了养老院,我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也许,再过几年,它会被堂兄弟们推倒,盖起楼房,我与家乡的联系,也会因此中断。

  

   回到城市,家乡就成了回忆。但是,我知道,那里有一位老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这个思念,就成了联系我的梦和现实之间的一根游丝。我急切地汇去了伯母住养老院一年的费用,急切地等待她住进去的消息,等来的却是伯母说不去的电话。她说大堂哥和菊秀姐姐劝她不要去,怕花我的钱。我明白这是他们怕别人说闲话,在电话里劝了伯母好长时间,又给年庚打电话,请他去说服伯母。终于等到农历十九,我又给年庚打电话,知道他已经将伯母送进了养老院。然而,过了不到两个月,伯母就打电话来,说住在养老院不习惯,一是饭不好吃,二是身上长了圪塔。老屋没有水泥地面,比较潮湿,伯母适应了,到了比较干燥的环境里,就开始水土不服。她说她要回家。我知道,除了不适应,伯母更大的问题是寂寞,因此只好答应,让年庚把她送回去了。看来,农村养老社会化不仅需要社会的努力,而且需要老人们心理上的适应。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写于200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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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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