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回乡三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1 次 更新时间:2019-04-06 1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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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上面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两边侧墙上挂着几张匾,是重修时其它村送来的。匾上的画不但粗糙,而且离题万里,不是帆船就是国外风景,有一张还被小孩掷石头打碎了。看来,议事厅虽然修缮了,但它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作用。出议事厅后门,就看到原先的那口井,但井周围同样是污水横流。跟我走过来的堂弟媳妇告诉我,这井水已经不能喝了,因为污水流进去了。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猪圈的臭味。在这样的气味下走下去实在不是一种享受,我匆匆看了一下祠堂便返回我们家屋子前的空地。

  

   空地上还有一些人在晒太阳,我也加入其中,拣了一条板凳坐下来。我问周围的人,为什么不能修一些暗沟,把猪圈里的脏水引到村外去。堂哥金宝回答:“那要钱呢!谁出得起钱呢?”“可这需要多少钱呢?五、六千元总够吧?”“买材料是够了。”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需摊上一百五、六十元左右就可以把钱凑齐了。以村里人家的收入,出这点钱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做起来,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居住环境,用环境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好的环境的支付意愿不高。如果是这样,这委实是一种悲哀 - 是人性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自甘堕落的那种悲哀。我情愿不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父老虽然吃苦耐劳,但对于清洁的基本需求还是有的;至少那时的污水渠是畅通的,而村前打谷场是平整的;池塘里的水亦可用来洗衣、洗脚。现在,打谷场中央那条蚯蚓般的污水沟恰好在池塘码头边流入塘中,还有谁敢在那里洗衣了呢?也许,另外的一个理由更合理一些,这就是乡村的无组织化。在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村子而言,这种治理方式已经足够了。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那时,虽然没有人喜欢生产队长禾生的指挥,但村里秩序井然。生产队每年养几头猪,虽然到头来每只也超不过一百斤,但每年照例要聚餐一次,邻里关系似乎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回去过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也许这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的缘故,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这是村里无法修排污渠的主要原因。修渠不但要集资,而且要每家分摊劳力(其实,劳力比集资更重要)。如果把今天放在公社时期,这不会是难事,因为村里有积累,钱不成问题;劳力也是统一调配,更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却成了大问题。新队长扯眉要想做这件事,就必须说服全村所有三十几户人家,而这其中总会有人不愿意出钱或出力;比如,那些不养猪的人家就会说:“让养猪的人家多出一些唦。”

  

   村庄的无组织化的后果不仅仅是公共工程无法进行,而且,明显的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制止。一户人家不仅在湖边空地上建了一幢三层楼房,而且又在旁边建了一座沼气池,它的基座已经伸到湖里去了。湖是村里的公共财产,怎么会允许个人私自侵占呢?我问旁边的人,这个沼气池是否得到了村里的批准。禾生回答说:“这有什么批准不批准的?他建就建了呗!”旁边的新队长扯眉跟着笑了笑。这和我记忆中的禾生队长大不相同。记得1977年春天,队里泡在湖里的种谷少了一包,禾生就领着几个干部挨家挨户地查,最后在村里唯一一户外姓人家的猪槽里找到了证据。这户人家在解放前流浪到我们村,一开始只住在祠堂里的一间偏房里。因为根正苗红,这家的男人当过一段队长。后来有了积蓄,他们就在村西头盖了一幢蛮像样的屋子。这家的女人力大过人,可以和男人比拼,因此得了个外号“壮婆”。没想到,这壮婆流浪性格不改,竟偷了队里的种谷,而此事发生在她家新屋刚刚盖好不久。他的男人认为这是极丢面子的事,把她臭骂了一通,队里也罚了她的工分。今天,有人明目张胆的侵占村里的池塘,竟然也就做就做了。这户人家大概是村里最富的,因为他们的儿子开了一家饲料厂。他们家还有两兄弟。三兄弟很团结,因此在村里的势力很大。我小时候在村里时就看出了这点。可那时因为有生产队,他们家的势力再大也不敢和生产队叫板。现在就不同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有了先例,必有效法者。有户人家已经在我们家和湖中间的空地上堆上了石头,湖码头边的一棵老皂角树也已经被砍掉了,显然是想盖房子。伯母私下里对我说:“伯伯在世的时候说过,谁要敢在我们家门前盖房,他就要和他拼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想盖房的人家就作罢了。但石料还堆在那里,而伯父已经去世,说不一定哪一天房子就盖起来了。村子的布局已经因为村前的两幢楼房而变了形,如果湖码头边再矗立起一栋楼房,则村子就完全没有了样子。当人的欲望挣脱了组织的遏制之后,它就成了任何我们可以称其为文明的东西的敌人。

  

   我想去舅舅家。舅舅所在的村子叫廖家,离湖江背很近。不知为什么,家乡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无论什么都比现在所看到的要高大,要开阔。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屋子很高大,家门口的湖很大;而现在我发现,老家的屋子其实很低矮,湖也不过是一个小池塘而已。就连到廖家的路,我的感觉也变了。小时候我上学的小学在廖家,每天上学、下学感觉要走蛮远的路。可现在,大约五分钟就走到了。我知道舅舅家在村外的大路旁盖了新房,因此径直往那里去。到了村边,发现这里比原来热闹多了。这里原来是几个自然村之间的农田,除了大路旁的小学外,没有其他房子。现在,这一片全都盖起了楼房,几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中心是一个丁字路口,开着几家小店。我走进其中一家买了一瓶酒,又要去买猪肉。这时,舅舅走过来了,可能是有人已经给他报了信。舅舅只比我大十岁,可头发已经花白了。我一阵心酸。舅舅曾经风流潇洒过。我上小学的时候,外公、外婆还健在,舅舅也没有结婚。他吹笛子,好听。有一次,我缠着跟他去山里打柴。吃过午饭,我们上路了。过了沂江上的摆渡,我们往山里走。因为兴奋,我一直没有觉得上山的路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舅舅说到了砍柴的地方。说是“砍”,其实不用花多少力气,那时山上的枯树多,我们尽拣那些比较干燥的树枝,很快两担柴就凑齐了。我的那担当然少许多,不到舅舅的三分之一的份量。我高兴的挑起那担柴,可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舅舅把我的柴减少了一些,插进他的柴担中。继续走,我又不行了。就这样,到家的时候我干脆背了一小捆干树枝。这一次经历虽然打击了我干活的积极性,但沿路所遇的风景,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旷神怡。记得我们在一个山头上歇脚,放眼望去,山下的农田屋舍尽收眼底,远处赣江似白练般飘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陶醉了一番,暂时忘掉了挑柴的辛苦。后来舅舅结婚了。舅母很漂亮,对我也很好。此次再见到她,发现她也有了白发。舅舅家的新房子在几户人家的后面,也是三层的,但现在只使用了第一层。表弟正在装修二楼,三楼干脆就不管了。一会儿,两个表妹也回来了。她们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很漂亮。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回老家时,她们还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我牵着她们到河边去玩。如今她们已经出嫁,有了孩子。

  

   本打算在舅舅家吃晚饭,此时手机响了,原来是根庭姑姑的儿子建辉弄了一辆车来接我和南昌伯父去水边镇。水边是峡江的新县城,离我们那一带有十里路。因为要经过廖家村,建辉的车子已经在丁字路口等着了。我只好和舅舅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过来吃饭,然后便到丁字路口上车了。伯母和南昌伯父都在车上。由此到105国道是一条石子土路,坑洼不平,甚是难走。好在路不长,很快就上了国道。伯母指着路边不远处对我说:“洋仔,那是伯伯的墓。”现在要找一块墓地已经不容易了。伯母告诉我,伯伯的墓地是南头村给的。南头人也姓姚,照顾我们这个姚姓的小村。国道上基本没有车,十来分钟我们便到了水边镇。根庭姑姑的丈夫在水边医院工作,以前他们一家就住在医院的院子里。现在他们搬进了靠国道的楼房。房子是几户人家合建的联体建筑,一层出租,二至四层住人。这种格局的房子在南方各地都比较普遍。姑姑家在楼后还建了两间平房,一间做厨房兼饭厅,另一间放杂物。他们家的房子面积已经很大了,按理不用单独建这样不方便的厨房;他们建两间房子完全是为了占一块地,以后好再建房。水边虽然是县城,但居民的想法和周围的农民别无二致。

  

   吃过晚饭,我们到姑姑楼上的房子里聊天。建辉在县电管局工作,因此家里用电极便宜,姑姑家从做饭到取暖,样样用电。我们就围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炉子坐着。伯母心情很不好,开口就说:“我活得太长了,拖累了小辈。”她今年七十六岁,即使是在农村也不算高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南昌伯伯接口道:“不是你的问题,是小辈对你不好。”原来,在我到舅舅家的时候,伯母已经对南昌伯父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伯伯去世之后,伯母孤单一人,厨房被堂弟小三占了做猪圈,老人只好到厅里支了一个小灶做饭。伯母分的一亩地给了小三种,每年给他150元买谷吃,可小三还认为是他养了老人,要老人替他到屋顶上去晒谷。二堂哥两口子本来与老人没有利害关系,二嫂却找茬来骂她。我回到家,是伯母最盼望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细仔”长,“细仔”短的。南昌伯父劝导她:“小洋回来就几天时间。离了他你不一样要好好过?”伯母叹口气:“怎么过呀?”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老人过份依赖于他们的子女。这种依赖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希望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生病时子女到身边照顾等等。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也许时因为时代使然,这一代老人普遍没有精神寄托,因此总是把情感投射到子女身上,同时又期望子女给予相应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情感宣泄只是徒增了子女的负担,而且也往往演变成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子女的回报可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然而,面对伯母的述说,我无法把上面的道理跟她讲一遍。我平时能做的,只是每年给她寄一些生活费,但日常生活的料理仍然要靠几个堂兄弟。在农村,谈养老的社会化还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次回乡我要做的一件大事,恰恰是把伯母送到养老院去!

  

   这是第二天早晨开始的事。一大早,南昌伯父就对我说,根庭姑姑昨晚告诉他,伯母的几位外甥有意要将伯母送到养老院去。伯母有三个姐姐,都过世了。但她们的儿子们都对伯母很好,知道伯母在家里过得不开心,因此商量由他们出钱送伯母去养老院,但因为怕我的堂兄弟们不同意,所以没敢提出来。根庭姑姑因为和他们之间有走动,因此知道了。但是她认为这做不得,因为外人会骂死我们家的。南昌伯父听了,反驳道:“怎么做不得?我看这是个好主意。这次我陪小洋回来,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南昌伯父自己也已经七十一岁了。他说:“我就是放心不下这个嫂嫂。哥、嫂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哥哥去世了,嫂嫂要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听此言,我的鼻子酸了。我的理性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饱蘸亲情的酸楚。伯伯接着对我说:“小洋,这事你应该负担。你负担得起不?每年要近五千元呢!”我告诉他没有问题,也知道妻子会同意我的决定。能把伯母的养老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正合我的“理性”想法。我只是担心伯母不同意,也担心堂兄弟们反对。在早餐桌上,我把想法对伯母说了,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她的几位外甥已经问过她了,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剩下的事因此就只剩下如何说服堂兄弟们了,另外还要找到合适的养老院。

  

按计划,这天中午全家人要一起吃饭。在回湖江背之前,我们到水边的一个农贸市场去买东西。南昌伯父执意我们俩每人出一百元钱。农贸市场上的东西谈不上便宜,有些甚至比南昌和北京贵。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的大部分货是一大早从南昌拉来的。伯母对这里很熟悉,领着我们到熟人的摊点上买东西。看着她满意的样子,我开始担心她到了养老院,会不会感到寂寞。建辉又从单位搞来一辆小面包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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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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