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印度对印太外交的考虑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 次 更新时间:2019-04-03 22: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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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内容提要】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其东向政策,初心是为融入亚太。以莫迪2018年6月香格里拉论坛讲话为标志,印度已全面接受“印太”概念,印太外交或印太构想将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新视角和新支柱。印度的印太外交将继续重视东盟外交,尊重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印度将与美、日、澳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强化互动与合作,会继续参与四国集团但会适度保持低调。尽管在应对中国崛起上印度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但印度目前仍希望在中美间采取对冲战略,不想过早选边站队,因此其印太外交将保持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印度印太外交的局限在于:印度的主要战略方向印度洋与其印太外交的主要方向——亚太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印太本身冲击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以及印度同时参与四国集团和上合组织也让人感觉印度“脚踩两只船”。

  

   【关键词】印度;印太;中美印;东盟中心地位;东向行动政策

  

   2017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印太概念既成为国际政治话语构建的新动力,也成为国际关系演进的新变量,同时还是当今世界经历变革与调整的一个缩影。作为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下称“四国集团”)中的一员,印度对印太的战略设计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倍受瞩目,因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不同,印度与美国尚不存在同盟关系。从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下称“香会”)上的讲话来看,印度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有不少差异,其核心强调印太是地理概念而非地缘政治概念,印太不是战略也不是“小圈子”(a club of limited members),印度不搞遏制性同盟。本文将就印度对印太外交的基本考虑、背后动因和实施前景做初步探讨。

  

一、印度“印太外交”的演进过程和基本理念


   尽管印度拒绝“印太战略”,但并不拒绝“印太”这一概念。事实上,印度战略界和学界对印太的讨论已十年有余,印度政府则在2012年正式接受这一概念,印度外交从此日益受到“印太”这一框架的影响,因此本文称之为“印太外交”或“印太构想”。粗略看,印度的印太外交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初步接受阶段(2012年-2014年)。印度学界和战略界对“印太”一词的使用最早始于2007年。时任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IDSA)研究员的库拉那(Grupreet Khurana)发表题为《海上航线安全:印日合作前景》的论文,称印太指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洋空间,沿岸国包括亚洲(含西亚/中东)和东非国家。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于 2011年撰文称,是时候创造一个新词了,即印太,它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他特别强调,“Indo”不是指印度而是印度洋,其与太平洋交汇的地区构成21世纪的世界中心。同年,印度前外秘萨仁珊(Shyam Saran)也撰文指出,印度的传统战略关注一直集中在印度洋,但随着国家利益的向东拓展,印度应将西太平洋纳入国家安全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考量。

  

   2012年底,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印度-东盟峰会上表示双方要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的未来彼此相联,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地区对我们各自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这是印度领导人首次公开谈及“印太”,表明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的正式接受。此后,印度外交和国防高官开始频繁谈论印太。时任印度驻美大使拉奥琪 (Nirupama Rao)曾提出“核心印太”的概念,称其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空间”,包括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菲律宾海和西太平洋。这实际将印太限定为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时任印度驻韩国大使毗湿奴?普拉卡什(Vishnu Prakash)直接称印度是一个“印太国家”。时任印度海军参谋长乔希(DevendraJoshi)曾于2013年2月以“未来20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为题发表公开演讲,称“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战略界的讨论中,表明该地区日渐成为一个地缘战略实体。与拉奥琪不同,在他看来,印太范围更广,从非洲东海岸到“远东”和澳大利亚,涵盖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洲。

  

   二是高调拥抱阶段(2015年-2017年)。2015年,莫迪政府先后与美国和日本达成重要双边文件,即:《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以及《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合作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这是“印太外交”在印度官方正式文件中的较早呈现,标志印度对“印太”从参与讨论到推动落实。印美文件指出,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构建伙伴关系,支持该地区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包括促进南亚、东南亚和中亚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加强与该地区第三方的三边磋商。印日文件更是在“印太”框架下规划两国未来合作路径:一方面要深化双边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特别强调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对接;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其他伙伴国的互动,包括确认美印日三国马拉巴尔军事演习的机制化、美印日三边官方对话机制正式升格为外长级、以及启动印日澳三边官方对话。201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Turnbull)访印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互为“印太伙伴”。同年 6月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称,印美是印太地区的“民主中坚”(democratic stalwarts),两国“紧密的伙伴关系”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2017年5月下旬,印度与日本联合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倡议,称将联手在非洲开展质量基建、发展合作、能力建设等,“通过促进亚非发展与互联互通实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同年11月,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马尼拉东亚峰会前举行了司局级对话,这是2007年以来四国官方的首次再度对话,标志着当年带有安全同盟色彩的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即“四国集团”的复活。亚非增长走廊的提出和四国集团机制的重启,表明印度的印太外交日益由虚向实。

  

   三是回调构建阶段(2018年至今)。如果说之前莫迪的印太外交更多表现为与美、日等国的积极互动、甚至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迎合,那么其 2018年的香会讲话则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的整体回摆,有印度知名学者甚至称之为印度的“新万隆”(a new Bandung),即是对不结盟的一种回归。尽管该学者的判断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莫迪在这次讲话中用相当篇幅阐述了印度对印太的原则性看法,即:“包容、开放、东盟中心地位与团结是新印太的实质”。首先,莫迪以“印太不是什么”强调了该地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印太不是战略,而是一个自然区域;印太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俱乐部(即不搞小圈子),而是涵盖区内所有国家以及在该地区有利益关切的域外国家;印太不是遏制性同盟,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应该反对大国对立,坚持多元、共存、开放与对话。其次,东南亚是印太的中心。东盟一直引领着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构建,因此为印太地区的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如东亚峰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两个重要倡议,因此印度支持印太以东盟为中心。三是应通过对话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共同地区秩序,这一秩序应该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一律平等、以及依据国际法平等使用海洋、天空等国际公域的权力。印度信仰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四是印度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和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支持印太地区保持基于规则、开放、平衡和稳定的贸易环境。五是印度支持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认为这种互联互通应该是促进贸易而非战略竞争。尽管莫迪有关印太的表态仍然过于笼统,但还是指明了印度印太外交的总体方向,相信其具体政策的构建仍需要一个过程。

  

二、印度“印太外交”的内在动力与战略逻辑


   印度“印太外交”的发展是个渐进过程,其背后动因较为复杂,既是印度自身崛起的战略需要,也是印度对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特别是权力转移的回应与利用。总体而言,可概括为融入亚太、深化印美关系和应对中国崛起三大考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考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

  

   (一)印度接受“印太”首先是为融入亚太。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其东进战略。印度东进始于1990年代初,最初名称为“东向政策”(Look East,又译“向东看”)。此后,该战略不断拓展,经历了从经济到安全、从双边到多边、从东盟到东亚再到亚太的复合演进与升级,体现了印度国力和地区影响的提升,也越来越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其对亚太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并认为印度的崛起与其融入亚太的程度密切相关。2012年2月,印度时任外秘马塔伊(Ranjan Mathai)明确表示,“印度东向政策发展到今天,其基本逻辑就是,印度必须与更多的亚洲伙伴以及世界其他伙伴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命运。我们认为印度的未来及经济前途取决于我们融入亚洲的程度”。同期推出的、备受媒体关注的印度智库报告《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政策》也称,亚洲是经济机会、秩序建设、大国博弈、海上竞争的“主战场”与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

  

   然而,印度要真正融入亚太,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亚太”一词本身,因为亚太是一个成熟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印度很难在其中现身。而“印太”却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一瓶颈,让印度自然融入该地区,并从边缘走向中心。印度时任驻美大使拉奥琪指出,“以前的亚太概念特意将印度排除在外,如今印太这个词则让次大陆成为东方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也称,亚太一词“将印度边缘化”,而“印太”一词使印度成为该地区“核心国家中的一员”。他并指出,印太就是指“马六甲海峡两端、从印度到西太平洋的地域”。有印度学者因此称“印太”是“3.0版的东向政策”。2014年莫迪执政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表明印度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的决心。有人因此将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称为“印度的新亚太政策”,也有人视之为“印太外交”。即便是四国集团2017年11月会晤后印度所发的新闻稿也强调,印度将其“东向行动政策”作为其与印太地区接触的基石。由此可见,如果说印度最初接受“印太”概念时,其心目中的印太不过是“包含了印度的亚太”,其印太外交无异于升级到亚太外交阶段的东进战略,那么即便是当下,印度仍更多以东向行动政策的视角看待印太外交。

  

(二)印度拥抱“印太”与不断深化的印美战略合作密不可分。印度对“印太”概念的拥抱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以来日益提速的印美战略互动几乎同步,而印度“印太外交”的演变与起伏也反映着印度对与美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战略一致前后政策出现的一些微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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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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