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援平:世界变局中的突出矛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22: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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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援平  

  

   内容提要:2018年以来的国际形势主脉清晰,几大全局性、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激荡,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对立,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安全挑战与安全机制的反差给“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数百年未有大变局”之说下了注脚,也给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嬗变性。需要从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角度,观察分析这些矛盾的因果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态势,总体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变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性脉络,站在人类共同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点上,集众智谋划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大战略,乃至国际合作探索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路径。

  

   2018年以来的世界异常复杂,偶然与必然、苗头与趋势、乱局与变局交织。然而,国际形势较之以往主脉清晰,几大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并贯穿始终,给“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数百年未有大变局”之说下了注脚,也给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嬗变性。需要从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角度,观察分析这些矛盾集中凸显的因果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态势,以期透过“碎片化”的国际乱象和“主观性”的报道评论,总体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变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性脉络。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


   数百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由分散割裂到整合融合的发展进程。冷战结束27年后,数十亿人口摆脱两极格局、殖民体系等旧羁绊,进入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统一大市场,全球化从以开疆拓土为主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到以争夺市场为主的“贸易投资的全球化”,再向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主的“全球化”发展,给后起国家分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了相对同等的契机,也改变了建立在“中心”与“外围”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上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按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也是世界大变局根本的驱动力量。历时近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没能迟滞这一进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新的时空观念拉动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人工智能、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和空间技术等集群式发展,催生出一批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需求,孕育着机械化与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相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国力增强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

  

   受内在规律和治理不善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不同生产要素和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及从中获益的能力差异很大。由于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瓦解、亚洲地区和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垄断全球化收益的能力逐步下降,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应对危机举措又向金融资本和富豪阶层倾斜,加剧其内部社会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公正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等被剥夺群体扩大,从社会稳定的基础变为愤怒的群体和不稳定因素,难民潮涌动更是雪上加霜,导致民怨沸腾、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自由贸易、反外来移民、反传统建制等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朝野泛起,并产生民粹势力在多国主政、英国被拖上“脱欧”之路、法国“黄背心”运动兴起等“蝴蝶效应”,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带来很多不稳定变数。

  

   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民粹主义的新型代表人物,他认定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现实发展,已经偏离美国利益和美国意志,让新兴经济体钻了空子、占了便宜对美国垄断地位和绝对优势形成竞争甚至挑战。遂带头掀起逆全球化和反多边贸易风潮,利用“关税”、“毁约”、“脱钩”、制裁、“排他性条款”等极限施压手段,推行贸易、投资和科技保护主义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起贸易战并引起连锁反应,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北美自贸区调整为美加墨自贸协定,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要与欧盟、英国、日本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和双边安排,废弃“让美国吃亏”的国际经贸契约,削弱主要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重塑对美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和“美国第一”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国和核心动力源,以政府力量取代以往反全球化的民间力量,成为此轮逆全球化风潮的主推手,给2017年后整体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一股不小的“倒春寒”,造成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需求疲软、走势生忧的局面。

  

   尽管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突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此轮逆全球化风潮不过是对金融危机后遗症和全球化发展现状及弊端的阶段性反弹,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整体和局部演进的大趋势。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震荡之后,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一轮改革较量,经济全球化进入周期性、结构性、规制性调整阶段,将在主流与逆流的激荡中持续深入向前发展。

  

二、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矛盾


   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各国力量消长变化的必然性。27年前,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以苏联退出而告结束,美国单极独霸世界志在必得。然而,由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失误,单极世界昙花一现,美综合国力受到损耗,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有所削弱。欧洲面临经济、社会、政治、难民潮、暴恐活动等多重困难,一体化遭遇英国“脱欧”的现实冲击,整体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利益格局和战略取向的变化,加之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承担更多盟主责任,不惜牺牲盟友和伙伴利益,西方联盟整体裂痕加大。新兴经济体群体性、梯次性崛起,金砖五国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中国占美国经济总量约63%,印度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之势,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排名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从金融危机前的25%提高到80%,国际力量对比向南北均衡方向发展。各地区组织坚持自主自强,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叠加涌现,形成几百个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非西方主导的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诞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和跨国企业等各类行为体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国际力量更加多元化,国际舞台角色多样化,国际权力趋于分散化,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强权势力主宰世界、集团对立分割世界难以为继。虽然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尚无以匹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军事力量和软实力仍占优势,世界格局多极化远未形成定式,但上述变化产生的整体效应、局部感受和心理冲击,足以引起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的高度警觉和焦虑不安,萌生全面启动预防性遏制战略的冲动,带来全球和大国战略层面的重新审视与调整。

  

   美国对国际形势作出草率而片面的消极判断,按权力政治博弈等传统思维逻辑,把世界格局变化的复杂动因简单归结为新兴大国崛起,把自身失误和问题的成因刻意归咎于外部因素,认为美国力量正在衰退,美国霸权遇到挑战,大国战略博弈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不甘心全球霸业被打破、绝对优势被赶超,要维护霸权地位、制止下滑趋势、遏阻新兴力量、让美国“再次伟大”,自然成为美国两党、府会和朝野各界的广泛共识。在各种主客观因素助推下,美国认定中俄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崛起势头最猛的中国更是“出头鸟”。美国国家安全、军事防务和各地区战略陆续出台,以中俄为主要战略威胁、主要竞争对手、主要防范对象和主要假想敌进行调整更新。

  

   正是在美国焦虑不安的政治气氛中,在极端势力的把控操弄下,中国被上述战略文件定性为主要战略对手,甚至被贴上“全球性、全方位战略竞争对手”标签,实行30多年的对华战略大框架被否定,支撑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被撼动,中美关系似乎由“一超多强”变为“老大老二”的关系,形成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二元化的结构性矛盾,被美国作为全球战略最大威胁摆上台面。迫使各国在不对称的“新两极”中“选边站”。虽然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对手”,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和对华战略新框架尚未出台,中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是否发生质变等也众说纷纭,但不争的事实和基本趋势是,现阶段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定义变化,不甘心坐等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加大遏制和恶性竞争的一面上升,经贸和科技领域首当其冲,以迟滞中国追赶速度、重置中美竞争态势。即使此轮贸易战得以缓解,美国还会在阻遏高科技发展、折损制度性优势、取消发展中国家待遇等事关中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上,采取更加精准的打压措施,中美之间也会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更敏感问题上,形成新的矛盾和摩擦。如何扭转这种“非理性”战略选择,建树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架构,攸关两国及世界前途和命运。

  

   中美关系太重要了,对世界变局和中国崛起都有全局性影响。必须立足中美关系阶段性变化现实,认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美国战略焦虑和盲动期,强基固本、坚持合作、管控分歧、共谋出路等多管齐下,为非理性颠簸“减损、止损”,为找到两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路径不懈努力。

  

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


   二战后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战略稳定基础和国际秩序支撑。近10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国际社会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及份额改革,取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和联合国改革的积极成果,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效果在国际、区域和重要议题上有所增强。

  

   美国面对世界的变化,认为自己在多边体系和国际机制中透支了、受损了,让其他国家搭了便车,需要有选择地“破旧立新”。特朗普总统为此不惜进行战略收缩、打乱国际秩序、动辄背信弃义、伤害盟友伙伴,将美国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以特立独行替代于己不利的多边规则,用“退群”举动冲击主导建立的制度体系,两年创下退出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历史纪录。诸如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伊朗核协议,宣布退出美俄《中导条约》,威胁退出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的质疑和冲撞,即便没有伤及国际制度体系的筋骨,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也是当头一棒。

  

美国的举动在国际上引起反弹,一些国家在探寻“没有美国”或“特朗普治下”的国际合作新出路。法德推动组建“欧洲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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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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