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及其完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0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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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刑法的介入。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立法适时增设了单位犯罪,并将大量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入罪。刑法立法因此得以不断完善。

   基于以上事实,未来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仍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为必要,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之全面深化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直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进行立法调整。当前我国刑法立法上规定的犯罪,绝大多数都属于法定犯,是以行政管理为前提的。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我国必然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作出一定的调整(如对进出口政策的调整、对金融管制的调整等),这势必会对我国刑法上相关犯罪的构成条件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我国犯罪圈的划定以及相关刑法制度的完善。二是刑法间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进行立法调整。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会对我国国民意识、社会风俗习惯甚至社会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例如,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必将继续上涨,民众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容忍度和对刑法制裁措施的感受性都将发生变化。我国刑法立法需要适应社会的这一变化进行调整。

   (二)发展方向

   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趋势,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第一,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刑法立法的科学化要求刑法立法遵循刑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其中核心是要适应犯罪的发展规律和犯罪治理的需要。这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刑法体系的科学化,即刑法必须不断完善其体系和结构,如刑法整体体系的完善(采取单一的刑法典还是允许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并存),刑法典的总分则结构的完善,以及刑法典总则、分则内部结构的科学划分。其中,对刑法的立法模式,理论上就存在多种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刑法立法走综合化的道路,认为集中性、统一性的刑事立法模式并不现实,我国应由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轻犯罪法分别规定不同性质的犯罪。[34]也有的主张刑法立法走二元化的道路,认为我国刑法立法应采取以刑法典为主、以特别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35]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乎刑法立法的科学化程度。二是刑法制度的科学化,即刑法必须根据犯罪治理的需要不断完善其制度,如应否根据犯罪的低龄化趋势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刑法预防性措施的增设,国际犯罪是否有增设的必要等。三是刑法措施的科学化,即刑法必须不断完善其制度内容,如量刑情节的科学设定,刑法的入罪与出罪范围,刑法条文的合理确定等。

   第二,刑法立法的人道化。刑法的人道化反映的是刑法立法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刑法立法的人道化在刑法立法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刑法对象的人道化,即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主要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的妇女、精神障碍人、新生儿母亲、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应当在刑法上给予特别的宽待,包括入罪标准从严、处罚幅度从宽、执行措施从宽等。二是刑法措施的人道化,即对于刑法上的一些制度需要作必要的人道性审查,对于那些不符合人道化要求的制度应当减少直至不适用,如对于死刑制度,应当从人道的角度给予严格的控制、减少适用直至最终废止。

   (三)主要措施

   关于未来我国刑法立法的内容,笔者认为,主要是要把握好刑法立法内容的“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其中,对于符合我国刑法立法发展方向的措施应当保持“不变”;而对于不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立法发展方向的措施则应当做一定的“改变”。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合理的“不变”:坚守刑法的统一立法模式与体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坚持统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间,特别是1997年刑法典之后20余年的立法经验表明,统一的刑法典模式完全能够适应我国刑法立法的现实需要,能够较好地保证刑法立法的完整性、统一性,应当得到继续坚持。当然,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推进统一的刑法典模式,我国应当适时将1998年《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内容纳入刑法典,取消单行刑法这一立法形式。[36]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刑法结构的章节制。关于刑法典的章节制,刑法理论上曾有过“大章制”与“小章制”的争论。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既非“大章制”,也非“小章制”,而是大小章结合,大章下设节。笔者认为,章节制增加了刑法体系的层次性,有助于更好地理顺刑法规范的结构关系,应当得到继续坚持。在此基础上,我国可考虑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章节制,包括适当增设必要的章节,如将“刑法的适用范围”独立成章,增设“正当行为”、“罪数”、“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保安处分(预防性措施)”等专节;适当调整现有的章节,如有必要在刑法典分则所有的章下均设节,同时合并刑法典分则的部分章节。[37]

   第二,必要的“改变”:不断完善刑法的制度与技术。这包括:(1)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相关制度。这包括:一是进一步扩大特殊群体刑法保护的范围,如适当降低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将精神障碍人、新生儿母亲、残疾人等纳入刑法的特殊群体范围;二是进一步调整刑事制裁体系,如进一步严格控制、减少死刑的适用直至最终废止死刑,进一步推动刑罚的轻缓化并不断增设非刑罚处罚措施,适时建立并完善保安措施体系;三是进一步完善犯罪治理犯罪,如进一步合理划定犯罪圈,不断强化对网络犯罪、腐败犯罪、恐怖犯罪、生物犯罪等重点犯罪的治理。(2)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立法技术。这包括:一是合理划分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如有必要将一些分则的规定(如终身监禁制度、分则规定的量刑情节、战时缓刑等)上升为刑法典总则的规定,进一步理清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一般与特别、概括与具体关系;二是合理设定刑法典分则的罪名体系,对于一些划分过细的罪名(如诈骗类犯罪)有必要作一定的整合,对于一些规定得过于概括的罪名也有必要作一定的细分;三是合理平衡刑法的条文关系,重点是充分利用法条竞合、数罪并罚以及牵连犯、想象竞合犯、转化犯等罪数理论理顺总则与分则条文以及分则不同条文之间的关系;四是合理运用刑法的条款设置,如不断调整刑法的用语以进一步增强刑法的明确性,合理地在刑法典的条文上“开天窗”和填补“天窗”等。

  

   六、结语

  

   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我国刑法立法起步、扩张和不断完善的40年。这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基本上完成了立法理念由单纯注重秩序走向秩序与自由并重、立法模式由分散走向统一、立法内容由相对科学走向更加科学以及立法技术由粗疏走向精细的过程,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和人道化不断增强,基本实现了我国刑法立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过程。这其中,改革开放的起步、全面展开和深入完善为我国刑法立法提出了新的且更加具体的任务与要求,同时也为我国刑法立法提供了积极的动力。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间的刑法立法历程是我国刑法立法顺应改革开放不断前行的过程,也是我国刑法立法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要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刑法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基本法理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刑法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生命力不断增长。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当顺应当代刑法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科学和人道的发展方向,不断推动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重要制度和关键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众的幸福安康。

   注释

   [1] 参见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2] 参见张爱宁:《国际人权法的晚近发展及未来趋势》,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

   [3] 参见苏彩霞:《刑法国际化:内涵、成因及其表现》,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4] 参见康树华:《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国犯罪状况与治理》,载《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

   [5] 同上注。

   [6] 参见王立峰、张玉鹏:《当代中国的犯罪状况与防治对策》,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7] 参见袁曙宏、杨伟东:《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法治历程、作用和发展趋势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8] 同上注。

   [9]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

   [10] 参见征汉年、章群:《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11] 参见征汉年、章群:《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2] 参见曾秀兰:《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下社会管理之应变》,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3] 赵秉志、袁彬:《最新刑法立法争议问题研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以下。

   [14] 赵秉志主编:《中国特别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9页。

   [15] 赵秉志:《晚近中国大陆死刑制度演进之观察——纪念韩忠谟先生百年诞辰》,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3期。

   [16]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17] 这里所称的24部单行刑法不包括1981年通过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18] 高铭暄、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19] 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331页。

   [20] 前注18,高铭暄、赵秉志主编书,第44-52页。

   [21]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载《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第7期。

   [22] 前注①,赵秉志文。

   [23] 同上注。

   [24] 参见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宏观问题探讨》,载《法治研究》2011年第3期;赵秉志:《<刑法修正案(九)>修法争议问题研讨》,载《刑法论丛》2015年第4卷,第34页。

   [25] 前注24,赵秉志文。

   [26] 参见周其华:《论骗购外汇罪》,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4期。

   [27] 参见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前注①,赵秉志文。

   [28] 前注16,赵秉志文。

   [29] 参见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宏观问题探讨》,载《法治研究》2011年第5期。

   [30] 参见赵秉志、袁彬:《中国刑法立法改革的新思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载《法学》2015年第10期。

   [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2] 胡必亮:《中国为什么成功——纪念改革开放40年》,载今日中国网http://www.chinatoday.com.cn/chinese/sz/zggc/201801/t20180103_800113555.html,访问时间:2018年1月3日。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2/28/c_1122467973.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1日。

   [34] 参见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35] 参见孙力、付强:《对我国刑事立法模式的反思与重构》,载戴玉忠、刘明祥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机制的协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以下。

   [36] 参见赵秉志、袁彬:《建议将惩治外汇犯罪决定纳入刑法典》,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12版。

   [37] 参见赵秉志:《关于完善刑法典分则体系结构的新思考》,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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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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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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