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哲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19-03-26 06: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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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一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警句可能是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影响最为深远、流传最为广泛的名言。40年前,我们国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的思想大讨论,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中国40年来社会的大变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文献以及围绕其所展开的哲学和思想争鸣,成为当代中国以哲学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经典个案,甚至可以说,把这一事件放到整个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也堪称哲学“改变世界”的值得纪念和回味的经典范例之一。毫不过分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显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真谛和精髓。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切实地发挥了“改变世界”的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暨改革开放40周年,当年的具体历史条件已不可复制和重现,但对于哲学而言,它彰显的一个重大课题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哲学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哲学究竟应以何种方式介入和参与现实社会进程?或者说,哲学应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

  

   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

   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本性,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从而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哲学改变世界,只能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而哲学的方式意味着,哲学始终是一种“思想”,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但无论在表现方式和存在方式上,哲学首先直接的是一种“理论”的“批判的武器”。作为“批判的武器”,哲学改变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打破事物的封闭循环,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使之暴露自身的非自足性和非完美性,从而推动其突破曾被视为神圣不可逾越的绝对的界限。哲学先行揭开了事物的“裂口”,并促使人们自觉到这一“裂口”,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裂口”,其后果就如同马克思所说:“谬误在天国为神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②,这就为“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和“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从而为“改变世界”、推进人与社会面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两个凡是”的盛行和人们对它的无条件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样描述这种历史背景:“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即是说,“两个凡是”意味着存在某种自因自足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它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并规范和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内容,正如该文所述,它要求人们的全部生活躺在“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

   这种历史背景,正是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的“哲学性情境”。巴迪欧对“哲学性情境”做出这样的规定:“哲学情境的第一个定义是:弄清选择,做出决断。哲学情境的第二个定义是:弄清真理与权力之间的距离。”③即是说,面对特殊的历史课题,哲学必须做出选择,必须弄清其追求的真理与占据绝对控制和支配地位的、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实施专制和压迫的“权力”之间的距离。这种“哲学性情境”,为哲学介入当下,改变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正是充分把握和利用了这一“哲学性情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改变世界”,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找到了最为切近、最有力的方式,那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认识论原理”扯开了那些“现成的条文”的“裂口”,使“凡是”失去了其神圣的色彩,随着“裂口”被揭开,其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力量和支配地位随之坍塌和丧失,新的可能性世界于是向人们悄然敞开,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在此“情境”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和发挥。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能够扯开“裂口”,最关键和要害之处在于它发现了使“现成的条文”显露“裂缝”的有力切入点,即与僵死的“现成条文”相对立的活生生的“实践”,以人“实践活动”为基点,前者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整性将暴露无遗:生活实践总是“全面而丰富的”,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片面”而“抽象”的;生活实践是包含和容纳无限“异质性”的“大全”,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同质”的“同一性”;生活实践总是显现为不断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显现出相对“凝固”的“非历史性”。因此,相对于生活实践,一切理论都是有限和相对的,后者具有基础性和本源性的地位。生活实践所具有的异质性、全面丰富性、历史性等等,意味着任何思想教条和理论话语都无法获得对它的“终极”把握,企图从有限的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出发,以生活实践这一“无限的总体”为认识对象,去实现对它的“总体性”规定,必然导致对生活实践的僭越和抽象。

   可见,在实践活动的平面上,“现成的条文”和被绝对化的“凡是”性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赖以存在的自我闭合的圆圈和循环在根本处被击破,它们不再是自足自因的、不可挑战的神圣偶像,而是根源于实践活动并被实践活动所制约和规范。这也就是说,由神圣思想原则和理论教条的自我迷恋和自我崇拜所编织而成的虚幻整体被实践活动所炸开,它必须向生活实践保持开放以获得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这种敞开中,思想原则和理论教条的“裂口”和“漏洞”被清晰地显示,它失去了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曾经拥有的规范力量和指引功能。在此前提下,面向未来的社会变革才成为可能。

   40年过去了,随着学术水准的提升和反思深度的拓展,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提出了种种学理上的商榷和质疑,但过分纠缠于细节,其结果是淡化和模糊了其“改变世界”的哲学意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哲学事件”最重大的意义之一是撕开了抽象教条和神圣偶像的“裂口”,从而为“改变世界”铺平了道路。它最恰切地显示了哲学“改变世界”的方式,最本己地体现了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这才是我们从中最应该反思和总结之根本,也是其超越时代的恒久意义之所在。

  

   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推动社会文明进程

   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人们常对哲学寄予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希望,认为哲学将提供其他具体学科无法提供的更高级的“特等知识”或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法”,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观。但如果从“改变世界”这一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就将自觉地放弃哲学的这种自我理解,并自觉到:通过“思想治疗”,揭示人们思维与观念中所存在的“病症”及其种种症候,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和眼光,转变人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改变世界”开辟现实的道路,是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此问题上,伯林的概括颇为中肯:哲学家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④等方式实现的。

   通过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世界”,这一理解基于如下自觉认识:人之区别于自然存在物,在于其行为和生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历史,都深受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然而,人的观念和思想对人的行动、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影响具有双面性或两重性:它既可能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又可以把人带入迷乱和疯狂;既可能促进人的自由创造并因此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可能成为僵化教条并因此阻滞社会的文明进步;既可能成为人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启蒙”力量,也可能试图让人停留于“幼稚”的“蒙昧”状态而成为“启蒙”的敌人。观念和思想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效应,构成哲学所必须关注和回应的又一重要的“哲学性情境”,它要求哲学做出回答:如何“治疗”思想和观念的“病症”,防止和规避它对于人的行动、生活和社会历史所带来的风险和恶果,如何转换思维方式,使思想和观念成为推动人与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内在积极力量?毫无疑问,这既是一个“观念选择问题”,更是一个与“改造世界”相关的“生存实践问题”。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并因此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开启了先声。以它为肇始,改革开放40年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力量,或者说,它为哲学通过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破除了障碍,打开了通道,使得通过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变革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成为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出场”方式之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一开始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义,但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实践观点被人们进一步把握成为马克思哲学整个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并被确立为马克思哲学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取代“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是一次具有范式性的哲学观念变革。40年过去,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这视为不言自明甚至“稀松平常”的观点的时候,却遗忘了这一观念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当初所经历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仅源于纯粹观念的层面,更源于观念变革背后所牵动的社会现实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一种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并从这种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出发,强制性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从而使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与此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再把先验的原则,而是把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理解为“真实的存在”,认为后者才是对人而言的最为“源始的现象”,这是一次与“现象学还原”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向:它把那些抽象的、先验的、本质主义的“终极实体”悬置起来,而把实践活动以及根源于实践活动的现实生活把握为自足的“事情本身”和无条件的、无需其他外在条件的、构成全部解释和证明“终端”的真实存在。正是在这种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引导之下,我们才回到中国人和人类现实生活的坚实大地,才可能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获得合法性并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摆脱“亵渎神圣原则”的污名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等话语及其实践才能告别虚幻空想的“天国”并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改变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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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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