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哲学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1]在西方哲学史的语境中,批判是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哲学的重要甚至首要特征的观点几乎已是一个常识。苏格拉底把批判作为对灵魂的审视,提出了“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的千古名言。在18世纪启蒙的语境中,康德首次把批判作为一切思想观念和法权制度的公开检验。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人们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尊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检验的事物。[2]
康德三大批判出版后,风靡一时。在德国哲学语境中,自耶拿大学1787年设立批判哲学教席后,“批判哲学”成为康德哲学的代名词,德国哲学家无不在与康德的意义上谈论自己的“批判”。黑格尔敏锐地看到批判哲学的衰落倾向。他说:康德哲学出现之前,公众还是跟得上的,哲学还唤起了一种普遍的兴趣,哲学的大门是敞开的,人们对于哲学有探讨的热情,哲学是属于一般有教养的人的。以前商人、政治家都喜欢从事哲学的探讨;但现在,碰到了康德的哲学,他们学习哲学的翅膀就不能展开了。……特别是自费希特以后,很少人从事于思辨哲学的研究了。通过康德和耶可比的哲学,公众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又加强了……后来在各种诗意的和预言式的、仰望式的倾向里,以夸大的形式表现出来[3]。
在《小逻辑》第40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哲学作出全面批评,试图用“思辨哲学”抵消批判哲学对公众思维的负面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变本加厉地用“绝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的名义,鼓吹“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4]的唯心史观,并把批判矛头指向人民群众。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们“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5],针锋相对地重提“批判哲学”(kritischePilosophie)的概念。
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阐述创办《德法年鉴》的理念,结尾处写道: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事业。[6]
马克思后来的重要作品可以说都贯穿“批判哲学”的设想。早年设想用后期著作的术语表达,就是四点:其一,批判哲学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此信中“联合起来的事业”即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批判哲学的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此信表述为“当代斗争的自我阐明[Selbstverstndigung]”);其二,批判哲学的重要对象是意识形态(此信表述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就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其三,批判哲学的结果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此信表述为“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其四,批判哲学要求彻底性与科学性(此信表述为“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我们必须拆除“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人为藩篱,打破“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界限,把“批判哲学”作为标示马克思的品格、学说和实践的一面旗帜。相对于康德和其他人的批判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哲学的特色表现为以下六个特别鲜明的性质。
一、特别迫切的时代问题
意识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同康德的批判哲学截然有别,但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批判精神相一致。马克思1842年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以时代问题的意识为导向是批判哲学的一般特征。康德的批判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和尊严,费希特批判的问题是自我的能动性和民族精神的自觉,谢林批判的问题是自我的创造性,黑格尔批判的问题是精神的自我发展和实现,费尔巴哈的问题是基督教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家以问题域为中心构造各自的体系,每一个哲学家通过对前人或同时代的体系的批判证明自己体系的合理性。每一个体系的代表性格言成为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比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费希特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一个哲学体系因拥有它的人的灵魂而充满生气”,谢林的“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等等,都是时代的格言。
谈论马克思批判的问题域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没有答案的宏大话语;但如果用“人的异化和解放”的命题来归总,大概不会离题。1894年,意大利的一个名叫卡内帕的社会主义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说,但丁曾用“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来概括旧社会,但还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新社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和他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时代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回答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他围绕这个问题域,对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学说和实践进行坚持不懈、步步深入的批判,从而阐明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特别明确的批判领域
“批判”在德国哲学的语境中,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从来都有否定和肯定、抛弃和保留、排斥和吸取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更是如此,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理论体系,而是创立理论的方法、途径和工具。通过对时代问题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把一个问题深化为另一个问题,把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扩展为另一个方案。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构成马克思批判哲学积极的、肯定性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批判性的理论探索大致可分三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的批判分析特定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领域是政治批判。马克思早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从一开始就与重点批判德国宗教现状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对德国宗教的根源———德国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猛烈批判,故而通常被称作革命民主主义者。从批判哲学的角度看,马克思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政治批判。在前引1843年的信中,马克思坚定地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9]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神学批判提出反批判,要求批判前提的根本转变,即“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马克思认识到,政治批判需要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转变为“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人的解放”。[11]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识到批判哲学的载体和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2]批判哲学只有与无产阶级联合才能实现人的社会解放。从此,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用唯物史观制定和指导工人阶级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评论欧洲和世界的时政,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
第二个领域是意识形态批判。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所示:“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但意识形态批判不局限于那几个人物的思想,而是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意识形态。马克思说: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物质世界的奥秘。[13]
意识形态不仅是唯心史观的虚假意识,而且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谋求阶级利益的主观诉求。唯物史观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丰富、体现。无论是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谬误和偏差进行不调和斗争,还是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抨击,或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揭露他们意识形态的偏见、私利或卑鄙动机。
第三个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以及普鲁东的批判,马克思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方法,分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矛盾,创立自己的经济科学。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完成。
《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的最高成就,但它的证明毕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这个实验室里进行。马克思知道,剩余价值增值的无休止运动必定从国内市场冲向国际市场,主要从英国取得例证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国际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证明和说明。比如,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有何变化?商品的需求、生产、分工、流通和资本的利润、货币在国际贸易条件下如何运行?国际资本主义对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危机趋势有何影响?资本主义如何改变非资本主义民族的社会进程和文化传统?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何互动?唯物史观一般原理是否符合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化和发展趋势?
1870年代之后,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中,在关于俄罗斯农业公社的通信,以及研究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探索。马克思最后十多年的思考没有形成一部令他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是,马克思运用批判哲学的方法,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综合地运用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资料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经验材料,为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为正确理解行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趋势和实践,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和可行的案例分析,为马克思主义的各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马克思的学说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批判的,批判哲学的问题是先行的,其领域是开放的。
三、特别彻底的探索过程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第40节论述“普通人类理智的准则”:1.自行思维(Denken für sich selbst);2.在每个别人的位置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第一条是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条是扩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条是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康德还说,这三条思维原则有递进关系,后一条原则以前面的原则为基础,第三条即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原则“最难达到,也只有通过结合前两条准则并对它们经常遵守变得熟练之后才能达到”。[14]
康德的这三条思维准则是批判哲学的通则。马克思把其中“最难达到”的“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表述为理论的彻底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回答“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的实践”即“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革命的高度”的问题的语境中,提出了理论的彻底性的要求。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5]这段话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应于《神圣家族》中所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6]。《〈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段话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何以能够实现思想?马克思实际上使用了下列一个前件推理: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人的根本即人本身→理论彻底→理论说服人→理论掌握群众→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武器→“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人的高度的革命”。批判哲学的根本是人本身,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康德一开始就明示他的批判哲学要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17],解决这些问题也就认识了人本身。康德和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把人的根本归结为“自我”“纯思维”“精神”的活动。马克思比任何批判哲学家都自觉把理论当作摧毁反人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武器,因而要比他们更加彻底地抓住人的根本。
马克思之所以把“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当作危险的敌人,因为“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或者“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18]自诩为“人的批评家”的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意识和自我意识变成人的唯一本质”。[19]马克思曾相信费尔巴哈把基督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对思辨唯心论传统进行彻底批判,但很快发现,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属性是不彻底的,他没有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马克思回顾他的这段思想历程时说: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这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语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0]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阶段“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但仍然借用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类”等术语,而给思辨哲学家以可乘之机。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从人类劳动和劳动的异化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劳动者与财产私有者的社会关系,得出一个终生受益的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从异化劳动对私有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1]
马克思没有停留在对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性反思,而是进一步探索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所采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律,由此创立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一般定义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对人的社会关系具体地描述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结构和竖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唯物史观按照这样的社会结构描述历史不同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发展过程。
为了探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用社会经验和逻辑分析,具体地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努力论证其必然导致的后果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虽然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通过连续不断、逐步深化的毕生探索,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阶段,达到了人的本质和解放的根本。
四、特别无情的批判风格
在1843年对批判哲学的表述中,马克思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说:“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2]“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指自我批判,“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指对现存既得利益的批判。马克思以“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为例说:当批评家阐明代议制度比等级制度优越时,他实际上就接触到一大批人的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度从政治形式提升到普遍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义,也就迫使这些人超出自身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就是他们的失败。[23]
这些激进社会主义批判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对等级制的批判触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不畏惧外部的政治压力,在理论上占优势;但是,当他们满足于代议制优越于等级制的结论,把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当作普遍的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们在理论上也就失败了。马克思看到“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不敢与自己现有的结论进行批判是教条主义态度。他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见未来,而只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24]
马克思“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意识”而把批判进行到底。青年黑格尔派揭开了德国专制制度所披戴的宗教的神秘外衣,但又把宗教和政治披上神秘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揭开了宗教所披戴的天国的奥秘,但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内”,用“抽象的人”“感性对象”掩盖人的“感性活动”,“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5]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彻底决裂,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又从分析“商品的神秘性质”[26]入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以知行合一的态度践履自己的理论承诺,他既不害怕德国和西欧反动势力政治迫害和造谣污蔑,以及贫困交加等外部障碍,更不放弃对自己相信的已有结论或在同一阵营中流行的观点的批判。在多数场合,他的批判首先针对周围的人的观点,这些人当中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如鲍威尔、卢格、普鲁东、拉萨尔。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都多”。[27]马克思恩格斯对过去的朋友和同道的批判严厉得似乎“不近人情”,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既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无理,休怪马克思的批判无情。
即使对待像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马克思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言简意赅,每一条都打中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共有的要害,从而一举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走了一段“之”字形的道路。黑格尔是马克思进入哲学殿堂的引路人,黑格尔阐述的自由意志的“客观精神”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上表达的自由思想的推力。有感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与普鲁士专制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笔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以及掩盖、调和矛盾的国家哲学,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未能完成,因为他没有触及黑格尔所有权和市民社会学说的核心。在随后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否定、扬弃、劳动、异化和自然等概念中,帮助马克思捋清了市民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物、个人与社会、工人与资产者关系的本质。在1859年全面表述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间接承认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对自己思想成熟的积极启发: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个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8]
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承认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的大忙”[29]。《资本论》出版后,德国评论家攻击它是“黑格尔的诡辩”。在1872年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自己批判和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生做了“盖棺论定”式的总结: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澈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0]文中“30年以前”显然指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批判,在写《资本论》时马克思系统地、熟练地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范畴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黑格尔学生。
五、特别严格的自我批评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针对他人,更多的是无情的自我批判。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目的“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通过对自己过去思想的彻底清算,马克思得以在该书中第一次表述唯物史观的原理。他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宁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3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涯从1844年到逝世前夕,长达四十多年,他留下的100多本经济学笔记,见证了这个“思想实验室”里的内心狂澜。MAGA2专家尤根·罗杨介绍说:我们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持续终生的、未完成的研究过程,而正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笔记———记录了那一过程。马克思的摘录笔记表现出他广阔的研究范围,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技术、农业、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和民族学。……有时,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写相关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话来概述冗长的段落,并把他的母语———德语,同英语、法语、俄语的表达混合起来……有时,他则更明确地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此外,他的笔记还包括着提纲、计划以及初稿,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运用相关资料,他的计划将走向何方。基于这一原因,他的笔记也可以为从未实现的计划提供信息。[32]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未竟的探索,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对待自己理论一丝不苟的严苛。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33]
马克思写作和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是他的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明证。早在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到八个星期内结束这一工作。……民主派“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34]
马克思用经验的严格检验标准证伪各种学说,对自己的理论也不例外。他在1856年预言:1857年底将会爆发一场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事情具有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甚至我终于又找到了住宅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使我相信,“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35]
正如马克思预计的那样,1857年发生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兴奋地交流经济危机的信息。1857年12月9日,他告诉恩格斯: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问题搞清楚。[36]
1858年2月22日写信给拉萨尔说,表达了他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过程中盼望即将到来的世界风暴验证他尚未完成的理论的复杂心情:是在外部的斗争接受考验,还是在书斋里平静地写作?这是一个矛盾。马克思写道: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缓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37]。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38]
1862年4月28日在写给拉萨尔信中谈到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情况:至于我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每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这部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39]。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资本论》)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意于舔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工作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40]
1865年8月5日,马克思问恩格斯,是把《资本论》“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社,还是先把这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这引起恩格斯的疑虑:“好像你又碰到一个意外的转折点,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不知哪一天去。”[41]恩格斯催促马克思尽快刊印《资本论》第一卷,他1866年2月10日致信马克思:在目前情况下,大陆可能发生迅速的变化……当事变惊动我们的时候,你即使已经写完了你的书的最后几章,然而却未能把第一卷付印,那有什么用处呢?[42]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1873年一场持续5年的经济危机在美国和德国爆发,并波及英国。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并未如同马克思恩格斯预计的那样崩溃;相反,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30年的和平发展期,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持续增长,国民总产值翻番。面对与《资本论》第一卷结论不尽符合的新形势,马克思思考新的问题。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逊说,即使《资本论》第二卷因为德国政治制度而不能出版,他也不会感到惊奇和气愤,“其原因在于”,他说: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因此,必须注视目前事件的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43]
马克思不但搁置《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和第三卷的写作,而且计划对第一卷进行较大修改。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逊谈到计划对《资本论》第三版要作的修改:无论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44]
马克思未能实现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作出修改和补充的愿望。我们也不晓得他要作的“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究竟多么重要,但从马克思后期笔记涉及的问题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殖民地民族产生的经济基础变化和相应的社会变革,将成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的新课题。
六、特别犀利的批判文风
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思考什么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胸襟坦白地表明鲜明的、不妥协的立场;他不在思辨玄想中制造问题,而是直面实际问题的实践解决;他的写作没有思想庸人时常玩弄的貌似深刻、实质上一团糊涂的文字游戏,有的只是尖锐犀利、直指要害的论战;他不费心堆砌体系,而务求理论的彻底性。他的批判严于律己,拒绝平庸。
人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很难不承认马克思的批判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比如,自由主义者伊赛克·柏林抱着不友善的态度写《马克思传》,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气质而言,他是一个理论家,一个知识分子,本能地避免直接接触人民大众,而他的全部生活却致力于研究人民大众的利益……他大部分的经济学说,是在对工人的演讲中首先表达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他的讲解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透彻简练的典范。但他的写作却是缓慢而痛苦的,正如有时发生在敏捷而多产的思想家身上那样,写作难以配合得上自己思想的速度,并且即刻又不得不准备和一种新的学说交流,对每一种可能产生的异议都预加防范。知识分子华而不实和情感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愚钝不化和自鸣得意同样令他厌恶。在他看来,前者似乎往往是毫无目标的饶舌胡吹,远离现实,无论其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都一样令人讨厌;后者根本就是虚伪,自欺欺人,由于着迷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对时代的突出的社会特征视而不见。尽管按其意图是诉诸理性,他的语言却是先驱者预言家式的,与其说是以人类的名义,不如说是以普通法则的名义发出的,他所致力的不是拯救,也不是改善,而是警告和谴责,是显示真理,以及首先是驳斥谬误。“我将摧毁,我将建设”,普鲁东写在他的一本著作前的题词,更为贴切地描绘了马克思对自己被赋予的任务所持的观念。[45]
这些话比较逼真地呈现了马克思批判的思想、写作和语词的特殊文风。在我看来,第一段比较适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段比较适用于意识形态批判,而第三段比较适用于马克思毕生致力的政治批判。伊赛克·柏林借用普鲁东的先知格言描绘马克思的使命,他不知道马克思本人的表达更加理性: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46]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注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4—3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0页。
[14]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1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第6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9—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8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
[32]尤根·罗杨:《理论的诞生》,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第11—1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9、15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8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3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14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9—18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8页。
[45]伊赛克·柏林:《马克思传》,赵干诚、鲍世奋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6、17、2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