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批判哲学的马克思特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5 17: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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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哲学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1]在西方哲学史的语境中,批判是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哲学的重要甚至首要特征的观点几乎已是一个常识。苏格拉底把批判作为对灵魂的审视,提出了“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的千古名言。在18世纪启蒙的语境中,康德首次把批判作为一切思想观念和法权制度的公开检验。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人们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尊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检验的事物。[2]

   康德三大批判出版后,风靡一时。在德国哲学语境中,自耶拿大学1787年设立批判哲学教席后,“批判哲学”成为康德哲学的代名词,德国哲学家无不在与康德的意义上谈论自己的“批判”。黑格尔敏锐地看到批判哲学的衰落倾向。他说:康德哲学出现之前,公众还是跟得上的,哲学还唤起了一种普遍的兴趣,哲学的大门是敞开的,人们对于哲学有探讨的热情,哲学是属于一般有教养的人的。以前商人、政治家都喜欢从事哲学的探讨;但现在,碰到了康德的哲学,他们学习哲学的翅膀就不能展开了。……特别是自费希特以后,很少人从事于思辨哲学的研究了。通过康德和耶可比的哲学,公众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又加强了……后来在各种诗意的和预言式的、仰望式的倾向里,以夸大的形式表现出来[3]。

   在《小逻辑》第40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哲学作出全面批评,试图用“思辨哲学”抵消批判哲学对公众思维的负面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变本加厉地用“绝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的名义,鼓吹“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4]的唯心史观,并把批判矛头指向人民群众。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们“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5],针锋相对地重提“批判哲学”(kritischePilosophie)的概念。

   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阐述创办《德法年鉴》的理念,结尾处写道: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事业。[6]

   马克思后来的重要作品可以说都贯穿“批判哲学”的设想。早年设想用后期著作的术语表达,就是四点:其一,批判哲学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此信中“联合起来的事业”即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批判哲学的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此信表述为“当代斗争的自我阐明[Selbstverstndigung]”);其二,批判哲学的重要对象是意识形态(此信表述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就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其三,批判哲学的结果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此信表述为“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其四,批判哲学要求彻底性与科学性(此信表述为“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我们必须拆除“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人为藩篱,打破“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界限,把“批判哲学”作为标示马克思的品格、学说和实践的一面旗帜。相对于康德和其他人的批判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哲学的特色表现为以下六个特别鲜明的性质。

  

   一、特别迫切的时代问题

   意识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同康德的批判哲学截然有别,但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批判精神相一致。马克思1842年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以时代问题的意识为导向是批判哲学的一般特征。康德的批判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和尊严,费希特批判的问题是自我的能动性和民族精神的自觉,谢林批判的问题是自我的创造性,黑格尔批判的问题是精神的自我发展和实现,费尔巴哈的问题是基督教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家以问题域为中心构造各自的体系,每一个哲学家通过对前人或同时代的体系的批判证明自己体系的合理性。每一个体系的代表性格言成为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比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费希特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一个哲学体系因拥有它的人的灵魂而充满生气”,谢林的“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等等,都是时代的格言。

   谈论马克思批判的问题域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没有答案的宏大话语;但如果用“人的异化和解放”的命题来归总,大概不会离题。1894年,意大利的一个名叫卡内帕的社会主义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说,但丁曾用“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来概括旧社会,但还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新社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和他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时代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回答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他围绕这个问题域,对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学说和实践进行坚持不懈、步步深入的批判,从而阐明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特别明确的批判领域

   “批判”在德国哲学的语境中,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从来都有否定和肯定、抛弃和保留、排斥和吸取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更是如此,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理论体系,而是创立理论的方法、途径和工具。通过对时代问题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把一个问题深化为另一个问题,把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扩展为另一个方案。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构成马克思批判哲学积极的、肯定性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批判性的理论探索大致可分三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的批判分析特定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领域是政治批判。马克思早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从一开始就与重点批判德国宗教现状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对德国宗教的根源———德国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猛烈批判,故而通常被称作革命民主主义者。从批判哲学的角度看,马克思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政治批判。在前引1843年的信中,马克思坚定地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9]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神学批判提出反批判,要求批判前提的根本转变,即“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马克思认识到,政治批判需要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转变为“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人的解放”。[11]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识到批判哲学的载体和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2]批判哲学只有与无产阶级联合才能实现人的社会解放。从此,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用唯物史观制定和指导工人阶级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评论欧洲和世界的时政,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

   第二个领域是意识形态批判。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所示:“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但意识形态批判不局限于那几个人物的思想,而是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意识形态。马克思说: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物质世界的奥秘。[13]

   意识形态不仅是唯心史观的虚假意识,而且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谋求阶级利益的主观诉求。唯物史观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丰富、体现。无论是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谬误和偏差进行不调和斗争,还是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抨击,或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揭露他们意识形态的偏见、私利或卑鄙动机。

   第三个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以及普鲁东的批判,马克思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方法,分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矛盾,创立自己的经济科学。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完成。

   《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的最高成就,但它的证明毕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这个实验室里进行。马克思知道,剩余价值增值的无休止运动必定从国内市场冲向国际市场,主要从英国取得例证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国际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证明和说明。比如,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有何变化?商品的需求、生产、分工、流通和资本的利润、货币在国际贸易条件下如何运行?国际资本主义对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危机趋势有何影响?资本主义如何改变非资本主义民族的社会进程和文化传统?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何互动?唯物史观一般原理是否符合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化和发展趋势?

   1870年代之后,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中,在关于俄罗斯农业公社的通信,以及研究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探索。马克思最后十多年的思考没有形成一部令他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是,马克思运用批判哲学的方法,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综合地运用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资料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经验材料,为唯物史观的科学解释,为正确理解行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趋势和实践,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和可行的案例分析,为马克思主义的各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马克思的学说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批判的,批判哲学的问题是先行的,其领域是开放的。

  

   三、特别彻底的探索过程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第40节论述“普通人类理智的准则”:1.自行思维(Denken für sich selbst);2.在每个别人的位置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第一条是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条是扩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条是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康德还说,这三条思维原则有递进关系,后一条原则以前面的原则为基础,第三条即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原则“最难达到,也只有通过结合前两条准则并对它们经常遵守变得熟练之后才能达到”。[14]

康德的这三条思维准则是批判哲学的通则。马克思把其中“最难达到”的“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表述为理论的彻底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回答“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的实践”即“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革命的高度”的问题的语境中,提出了理论的彻底性的要求。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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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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