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对于管子提出的“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的思想(《管子揆度》)，如果从主体负担的角度作扩展理解，则对于国家与国民的分配关系等经济宪法问题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

　　 (22)参见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问题的综合分析》，载《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2期。

　　 (23)参见国务院2013年2月3日批转的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张守文：《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69页。

　　 (24)当代著名法学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在接受政府当前职能的前提下，要实现政府的“化繁为简”，就应当谨慎立法，减少规定的颁布。参见[美]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陈丽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12页。

　　 (25)这些方面涉及主体的经济发展权问题。可参见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

　　 (26)“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管子揆度》)。据此，权、衡等都被认为是轻重理论的重要范畴。

　　 (27)对于税制的变迁周期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调整问题的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的现代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8)这些改革虽然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但客观上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富强，因而与轻重理论的实践者所追求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其中涉及财政法、税法等多方面的问题。

　　 (29)管子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因此，币值的稳定和调整、利率或汇率的变化，都涉及轻重权衡与轻重调整问题。例如，2015年8月11日我国央行主动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就是通过“币轻”手段实施的调控。

　　 (30)在竞争法领域，各类法律的执行是否依法适度，能否保障竞争权的充分行使，直接关乎竞争成本或市场机制的使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负担。因此，通过有效的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壁垒，从而减少竞争成本，亦非常重要。

　　 (31)同前注(16)，陈国权文。

　　 (32)例如，齐桓公在位时，“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管子大匡》)，这样的税负在今天看来确实较低。

　　 (33)“司马迁定理”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明确的界定，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

　　 (34)参见聂志红：《中国古代的经济干预主义思想——<管子>“轻重论”》，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35)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需要关注其经济发展权的法律保障。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248页。

　　 (36)同前注(13)，陈宣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