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文:市场主体负担”轻重“的法律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9-03-23 2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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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文  
并最终加重市场主体的负担。此外,轻重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市场主体的“承受能力”、主体的行为效率或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等直接相关,需要不断通过经济法的有效调整,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在此过程中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

  

   (三)对“轻重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应用

  

   上述轻重理论与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是内在一致的,它为经济法调整市场主体负担提供了理论框架,作为对历史上的轻重理论的拓补和扩展,该理论可用于对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解释,因而对于丰富经济法理论,解释和解决经济法领域的诸多问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首先,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轻重手段的分析,也适用于轻重结果的评估。我国春秋时期由管仲实施的多种轻重调整,被公认为属于早期的经济调控。随着后世轻重调整所涉范围日益广阔,轻重理论的应用亦随之不断扩展。但从总体上说,早期的轻重理论仍然更关注“手段”。而在经济法学的轻重理论中,则不仅要关注轻重调整的“手段”,还要重视轻重调整的“结果”,即主体负担的轻重。由于经济法领域的法律义务,最终都会落实或体现在主体负担上,因而不仅应从单项负担、微观负担和个体负担的角度,还应从综合负担、宏观负担和整体负担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负担展开深入研究。

  

   其次,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主体的直接负担,也适用于研究其间接负担。对于市场主体直接的经济负担(如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等)和间接的行政负担(如过度的行政管制、政府干预等),尤其应分析其成因,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主体负担过重问题。其实,一国要增进社会的总福利,就必须努力减轻各类主体的负担,从古代的“轻徭薄赋”,[32]“与民休息”到当代的“为企业减负”,从司马迁的“善因论”到今天对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再认识,[33]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再次,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对经济调制权的分析,也适用于对经济自由权的研究。自管子以来发展出的轻重理论,涉及今天的经济调制权问题,[34]而司马迁的“善因论”,则涉及经济自由权问题,把两类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轻重理论。从“善因论”的现实意义看,强调“善者因之”,就是要给市场主体更多的经济自由,减少政府的各类行政干预,减轻市场主体的各种负担,它既需要行政法有效发挥作用,真正限制政府的权力,也需要经济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作出有效约束,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和经济发展权。[35]因此,经济法应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既要重经济调制权,更应重经济自由权,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有效的轻重权衡。

  

   最后,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市场主体,也适用于特殊意义上的“中观主体”。以往的经济法研究对政府和市场主体关注较多,但今后也要更加关注“承载”各级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的区域、行业、产业等,这些“载体”具有一定的层次和综合意义,在理论上可称为“中观主体”,以与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相区别。例如,我国历史上曾存在的“重投资轻消费”、“重重轻轻”、“重城市轻乡村”等轻重失衡问题,都与上述的中观主体有关。此外,面对其他方面的轻重失衡,如“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重效率轻公平”等,也需要强化经济法的调整。

  

   上述各个方面的扩展应用,与轻重理论所涉及的主体的负担能力、轻重权衡、轻重调整和轻重均衡等问题直接相关。同时,由于学界对轻重理论的理解日益深广,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哲学”,[36]加之轻重的价值、理念、手段等与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内在一致,因此,轻重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可适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领域,而并非限于主体负担方面;同时,经济法作为治国之法和促进发展之法,其调整跨越广阔的时空维度,相应地,轻重理论的应用空间也更大。 从上述扩展应用看,对轻重理论还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的轻重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市场主体负担问题;而广义的轻重理论,则可扩展用于解释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轻重权衡和轻重调整等问题。当然,轻重理论的广义和狭义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突出,则大量经济法主体必然负担过重,因而也需要通过相应调整来确保轻重均衡,这样才能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市场主体负担过重,是我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则与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优化等密切相关,尤其需要通过经济法的适当安排,实现市场主体的负担适度。

  

   为此,本文着重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方面,从负担调整的制度实践出发,探讨加强经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应加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的协调,遵循法定、适度和绩效的原则,不断提升相关的法治化水平,防止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失衡,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上述的制度实践,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轻重理论”的借用、借鉴和拓展,提炼适用于市场主体乃至各类经济法主体的“轻重理论”,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负担调整的相关问题,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经济法理论。

  

   “负担”是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领域都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范畴。与此相关联,负担能力、轻重权衡、轻重调整、轻重适度和轻重均衡,既是轻重理论中相互联系的范畴,也是构成轻重理论的各类具体理论,上述范畴和理论构成的范畴体系和分析框架,既可用于分析经济法的一般问题,也可用于分析经济法各具体领域的特殊问题,由此亦有助于增进或拓展对轻重理论的理解。

  

   市场主体的负担乃至各类经济法主体的负担,是在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各类主体的负担轻重,不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影响整体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定,因而在未来的经济法治建设方面需更加重视。我国当前正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将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现代经济体制等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上述各方面,均与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直接相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讨市场主体负担的法律调整问题,既有助于推动经济法的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完善,促进“法治与发展”领域的研究,也有助于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注释】

  

(1)相关研讨可参见刘尚希:《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载《财政研究》2016年第11期;赵治纲:《“降成本”现状、成因与对策建议》,载《财政科学》2016年第6期,等等。

   (2)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具有一致性,会影响治乱离合,而国民负担则是制度成本的重要体现。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6页。

   (3)相关分析可参见张守文:《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

   (4)相关探讨可参见马勇等:《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5)这里的社会系统是广义的,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都是社会系统的分系统,“其所有的运作始终是在社会中的运作”。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6)参见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张守文:《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初探》,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7)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

   (8)有学者将企业的负担主要分为税收、社保、收费和融资四类负担。参见庞凤喜等:《减税与减负:企业负担的类型与成因》,载《税务研究》2016年第12期。

   (9)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2014]3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04号)中也有大量有关减税降费的要求。

   (10)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5]74号)。

   (11)轻重理论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而对于其作者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朱熹认为《管子》主要是管仲学派的成果,而并非管仲一人一时之作,也有学者认为《管子》虽经刘向整理编纂,但主要作者是管仲及其弟子,甚至就是管仲本人,等等。考虑到管仲是轻重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因而一般都把管仲作为轻重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12)多位著名学者都对此有深入研究,如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俞寰澄的《管子之统治经济》、罗根泽的《管子探源》、梁启超的《管子传》、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胡寄窗的《管子经济学说》等,都影响较大。

   (13)有学者认为,由于“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管子揆度》),轻重原理具有普适性,轻重理论作为经世济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和权变法的三者统一,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经济哲学。参见陈宣明:《作为经济哲学的管子轻重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4)司马迁认为,管仲任齐相后,“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其实,现代国家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要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尤其需要“明轻重,善权衡”。

   (15)管仲认为,“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管子山至数》)。

   (16)也有学者认为轻重体现的就是对均衡的追求。可参见陈国权:《管子轻重理论的均衡思想》,载《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17)参见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

   (18)轻重均衡不是轻重等同,而是与主体负担能力相适应的轻重安排,这种安排要同时考虑效率与公平,因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基础上的轻重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经济法所追求的,它是经济法上的均衡原理的体现。可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9)我国在《价格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有关于承受能力的规定,由此使“承受能力”亦成为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问题。

(20)对于这几类主体负担问题,在财税、金融、产业、竞争等诸多制度中都有相应调整。例如,国家废止农业税,推进“营改增”、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等,都是为市场主体减负的重要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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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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