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伟: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9-03-22 0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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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伟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其最伟大成果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以下称:习近平扶贫思想)。打好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需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特征,需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需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扶贫思想引领形成的我国贫困治理新体系及其对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习近平扶贫思想  贫困治理体系  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部署,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新时代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前所未有,并且取得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产生了多重深远意义和影响。新时代脱贫攻坚最伟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引领建构了我国贫困治理新体系,指引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并产生了多重深远影响,为全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新。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思想的起点。同时,马克思区分并定义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指出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分离导致了贫困及生产资料贫困,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和理论批判,指出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反贫困的思想不仅确立了我国看待分析贫困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等现象,并提出消除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关心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探寻扶贫开发战略,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启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脱贫致富从直观上说是贫困地区创造物质文明的实践活动,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要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可见,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脱贫攻坚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其蕴涵的丰富内涵,是对170年前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和反贫困理论、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二、习近平扶贫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勾勒出了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这种天下大同的意识,几千年来一直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民族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扶危济困文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深入到了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与大同理想一样,滋养中国扶危济困文化形成和实践发展的还有民本思想。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对于天命的理解就已经与民意、民心联系在了一起。而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思想,形成了扶危济困的基本动机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尊老爱幼、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等思想和行动。墨子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发展慈善事业,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这样才会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经济也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显然,我国历史上扶危救困,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仁爱为本,兼爱、大同等社会思想,不仅蕴含着中国古代对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基本看法,也为中国扶贫救助、慈善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从我国历史中寻找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良好经验和启示,其中就包含着扶贫领域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也必然是扶贫思想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来源。共同的理论渊源,同样与时代紧紧结合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了习近平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创新的思想特质。

  

   三、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些品格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一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人民性。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习近平扶贫思想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理念,心系民生,心系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

   二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继承性。习近平关于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守捍卫,更是对它的发展。扶贫开发也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困难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创新性。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思想,以及围绕精准而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建设,充分呈现了创新的理论品格。

   四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实践性。实践性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扶贫开发放在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解决的背景下,回应我国贫困特征及其演变,不断推进减贫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减贫理论。

   五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战略性。将扶贫开发定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点工作,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定位扶贫开发,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大创新。此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扶贫工作,但是均没有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把扶贫开发战略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普遍性意义在于,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把扶贫开发抓在手上,就具备了做好此项工作的前提。

   六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指导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论述以及因户施策、因村施策,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等精准扶贫方略,紧紧抓住了扶贫脱贫的重点和关键,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扶贫思想始终贯穿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特征。正是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引领下,脱贫攻坚顶层设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由此带来了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了贡献。

  

   四、习近平扶贫思想引领建构了我国贫困治理新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导扶贫领域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新体系。中国贫困治理新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这一体系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目标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学确定脱贫攻坚目标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目标是战略政策措施体系设计、实施的基础。脱贫攻坚的目标是要解决绝对贫困现象,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习近平始终要求,要按照中央确定的脱贫目标,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我国现行扶贫标准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体现三个方面的时代特点:第一,体现了收入标准和国际上衡量贫困标准的一致性。按照购买力评价,这一标准已经略高于世界银行用来衡量绝对贫困的收入标准。第二,体现了贫困衡量的多维性。“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就是一个多维贫困标准。如果把教育、卫生、住房等因素考虑进来,按照购买力评价,我国的扶贫标准略高于每天消费支出3.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第三,体现了脱贫的稳定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具有稳定性涵义。教育、健康、住房都是长远的,实现“三保障”意味着奠定了稳定的脱贫机制。坚持脱贫攻坚目标不动摇,可以有效地避免攻坚战中的“急躁症”或“拖延症”,防止盲目提高超越发展阶段的标准,为贫困治理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二是责任体系。我国始终注重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党对脱贫攻坚领导,这是落实责任的基础和关键。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立下军令状,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五级书记抓脱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贯穿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各环节,不断加强各级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这是落实责任的重点。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脱贫攻坚责任制,实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攻坚期内贫困县党政正职保持稳定,这是落实责任的保障。这些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贫困治理体系中的充分呈现,是对全球贫困治理体系的革命性创新,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三是工作体系。脱贫攻坚工作体系是指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并不断深化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就是要做到“六个精准”的根本要求,因地制宜实现“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解决好“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如何退”四个问题。习近平扶贫思想中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充分体现顶层设计和“十大精准扶贫行动”“十项精准扶贫工程”等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精准扶贫工作体系,呈现出多维、综合的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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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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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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