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儒学与实用主义:内在哲学旨趣及其多样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19-03-22 00: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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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不难看到,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承认情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其二,肯定一般原则的制约作用。儒学确认经与权、理一与分殊的统一,其内在旨趣不在于以存在情境的特殊性否定一般原则的普遍制约,而在于沟通普遍原则与特定情境,并使二者保持合理张力。

   相对于儒学之注重存在的理性向度和精神向度、并由此突出情境的道德内涵,实用主义的关注之点更多地指向存在的经验性之维,与之相涉的情境,则首先被赋予生活和生存的内容。对实用主义而言,人作为有机体,与其他生物有机体具有相近的特点。杜威便指出了这一点:“在生物学水平上,有机体必须对周围条件做出反应,其方式是改变那些条件以及有机体与它们的关系,从而恢复相互适应,这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人类有机体也卷入了相同的情境。”⑨生物有机体的生存过程,离不开特定的情境,所谓“周围条件”,便可视为这类情境的具体形态,而适应这种情境,则是生物有机体生存的前提。与之相联系,对实用主义而言,在人的生存过程中,情境具有主导的意义:“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在一系列的情境之中。”⑩人究竟做什么、如何做,都受到特定情境的制约,而非取决于一般的理论或一般的原则。在实用主义看来,人的认识,主要表现为探索过程,其目的是解决相关情境中的问题,而这种解题的过程也无关乎一般的理论或一般的原则,而主要表现为具体个人和特定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本身也形成于这一过程:人生活于各种情境中,主要意味着“个人和各种事物以及个人和其他人之间进行着的交互作用。情境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是互不可分的。一种经验往往是个人和当时形成他的环境之间发生作用的产物”(11)。较之儒学致力于协调一般原则(“经”“理一”)与特定情境中的变通(“权”),实用主义更多地表现出消解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的趋向。从价值取向的层面看,执着“权”(情境应对)而疏离“经”(一般原则),往往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就认识之域而言,以“权”而拒斥“经”则很难避免经验主义的归宿。

   从存在形态看,情境具有偶然性、外在性、变动性,与外在情境相对的是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或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价值层面的观念取向,其二,认知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人的在世过程既面临“成就什么”,也涉及“如何成就”,前者与人的发展方向、目标选择相联系,后者则关乎达到目标的方式。比较而言,精神世界中的价值之维,更多地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成就什么)等方面制约着人的在世过程;精神世界中的认知之维,则主要从方式、程序(如何成就)等方面,为人的在世过程提供内在的引导。

   与经与权、理一与分殊之辩相联系,儒学在后来的衍化中进一步展开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讨论。这里的“本体”与人的存在相关,主要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或意识结构,“工夫”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展开的活动过程。对主流的儒学而言,作为内在精神世界的本体,具有稳定、前后一贯的形态,工夫则具有变动性、多样性。一方面,本体需要通过工夫而确证,另一方面,工夫的展开又离不开本体的引导;前者使本体避免了抽象化,后者为工夫的价值方向以及工夫本身的前后延续提供了担保。当然,儒学在以“心之本体”这类思辨形态来规定人的内在意识结构之时,常常赋予上述本体以先天形式,以此为人存在和行动的内在根据,不免仍带有某种抽象性。

   较之儒学,实用主义更多地关注不同的存在情景以及与之相关的行动的多样性、特殊性、偶然性,杜威已强调了这一点,“人发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12),“碰运气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对实用主义而言,这种存在情景和发生于其中的多样活动,又首先与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感性生存相联系。被视为新实用主义的罗蒂便认为,达尔文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基石,而文化的演变则是生物进化的进一步发展。与以上看法相应,实用主义所理解的人的活动每每既疏离于抽象的精神性之维,也与概念层面的认知活动无实质的关联,后者在概念的工具化中得到了一个方面的体现。从逻辑上说,精神之维的架空,将导致内在意识结构中价值之维的失落;概念的工具化,则可能使内在意识结构失去认知的内容,由此,儒学意义上的本体或内在精神世界往往面临被消解之虞。事实上,实用主义在强调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情境性的同时,确乎未能承诺儒学意义上的本体或内在精神世界。如前所述,从现实的存在形态看,人的存在及其行动并非无根无由、完全由外在的情境所决定,而是同时有其内在的根据,并受到已有观念系统的引导,儒学意义上的本体或精神世界便可以视为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这种内在根据,而本体或精神世界的消解,则似乎使人的存在与行动的内在根据难以落实。同时,如前所述,上述意义上的本体或精神世界具有相对稳定、前后延续的品格,这种稳定性、前后延续性,从内在的方面为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稳定性、前后延续性提供了可能,本体的消解或失落,则容易将人的存在与行动引向随意化、碎片化。如果说,悬置人存在与行动的内在根据使实用主义多少避免了儒学对本体理解的某种抽象性,那么,由突出存在和行动的情境性而消解本体,则使如何克服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随意化、碎片化成为实用主义所面临的理论难题。

  

   三、知与行

   从人的存在过程看,情境与行动往往难以分离:就其现实的形态而言,存在的情境性便与行动的多样性相关联,从前文所述中也可注意到,对情境的关注总是包含着对行动的注重。在这方面,儒学与实用主义同样表现出某种相通性。行的展开,同时又关乎知,儒学的内在论题之一,便是知行之辩,实用主义在哲学上同样涉及知行关系。

   儒学将行提到了重要地位。《论语》开宗明义便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这里,“学”和“习”即联系在一起,而“习”的涵义之一,则是习行,亦即人的践履。从“习行”的角度看,所谓“学而时习之”,也就是在通过“学”而掌握了一定的道理、知识之后,进一步付诸实行,使之在行动中得到确认和深化,由此提升“学”的境界。荀子更明确地指出了行的意义:“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此处之“为”“习”“行”主要指人的践履活动,“得”“成”则指广义之知的获得以及人格的提升(化性起伪)。儒学所理解的“得”,并不仅仅指对现象的考察,而且包括得道(把握普遍的存在法则),肯定行的意义,同时也就意味着由行而把握道。关于这一点,王夫之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行而后知有道。”(13)在此,“行”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其优先性。

   儒学所说的“行”,与儒学所理解的人伦关系无法分离。在谈到社会伦常时,孟子曾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涉及儒学视域中的基本人伦,其中“父子”“夫妇”“长幼”涵盖家庭伦理关系,“君臣”关乎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朋友”则与社会论域更广意义上的交往关系相涉,与之相应,人的践行主要指向事亲等道德实践、事君等政治实践、日常的社会交往,而“亲”“义”“信”等则是引导以上日用常行的普遍规定。在引申的意义上,道德实践进一步扩展到家庭之外的更广领域,政治实践则延伸至治国安民等广义的经世活动,社会交往也渗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述人伦属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关的“行”或践履所侧重的,首先也表现为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

   不过,在突出“行”的同时,儒学并没有忽略“知”。从孔子开始,儒学便肯定仁知统一,这里的仁既指仁道规范,也意味着依仁而行,知则包括对仁道的把握,后者赋予依仁而行的过程以自觉品格。孟子对行为的自发与自觉作了更明确的区分,指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表明行为尚处于自发的形态,而这种自发性,又根源于“不知其道”。在儒学尔后的衍化中,以上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从程颐的以下看法中,不难注意到这一点:“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14)未能持久,亦即缺乏一贯性、恒久性。就是说,无知而行,固然也可以勉强合乎义理,但这种行为往往带有偶然的特点,而不能一以贯之,唯有以知为指导,才能使行遵循必然之理,从而扬弃偶然性,具有稳定性。从伦理学上看,道德行为之一贯性,总是来自道德认识的自觉性,只有具有较自觉的精神境界,道德行为才能超越偶然的冲动,并表现为一种稳定的操守;就道德践履之外一般的实践活动而言,行为的确定性、可重复性,也总是来自对必然法则的认识。儒学的这些看法,多少触及了知与行的上述关系。

   在实用主义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对行的注重。杜威便明确地指出:“人们是来行动的而不是来讲理论的。”与这一观点相应,杜威批评柏拉图“关照本质境界在内心所产生的变化,而轻视行动,把它当作是短暂的和低下的”(15)。不难注意到,按实用主义的理解,较之关于理论以及本质的思辨,行动具有更本源的意义。对行动优先性的这种肯定,与儒学无疑具有相近之处。不过,在儒学的视野中,行动首先展开于伦理领域,并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要形式,实用主义则将关注之点更多地指向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行动与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在实用主义看来,主观主义的缺陷,主要便表现在仅仅“强调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注意改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16)。所谓“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首先关乎应对人生存于其间的具体的环境。如前所述,实用主义将人的生存放在首要的地位,行动的基本使命,也与生存过程的延续相联系。通过行动应对环境、改变世界,由此为人的生存过程提供担保,构成了实用主义关切行动的出发点。(17)

   从现实的形态看,人的存在既关乎生物有机体层面有效应对环境、维护生命延续等方面,也涉及精神的追求和人格境界的提升等问题。实用主义基于生物进化论,更多地注重生物有机体层面人与环境的互动,由此担保人在物质生命层面的生存和发展。比较而言,儒学则较为侧重人存在过程中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二者各自注意到了人自身之“在”的一个方面。然而,在侧重存在一定方面的同时,二者对人生存过程中的另一方面或另一些方面,往往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儒学在注重社会人伦以及与之相涉的生活过程的精神之维的同时,对变革物质层面的环境或改变人生活于其问的物理世界未能给予同样的关注,那么,实用主义则在注重生物有机体层面人与环境的互动、并试图由此担保人在物质生命层面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对生活过程中的精神之维多少表现出存而不论的趋向。二者对人自身之“在”的理解既有各自的洞见,也呈现某种理论上的偏向。

   对人的存在过程的不同看法,同时规定着对知与行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儒学注重社会人伦的合理定位以及生活过程中的精神之维,人伦的合理定位和精神生活的提升既需要普遍价值原则(包括礼义规范)的引导,也离不开对这种价值原则和规范的自觉把握和理解。由此,儒学在注重人的多样之行的同时,也关注知的制约作用。实用主义关注人与特定环境的互动,如前所述,这种环境首先呈现情境性、特殊性的品格,与之相关的行动也相应地呈现情境性、特殊性的特点,相对于此,理论和概念则更多地包含普遍、一般的内涵。对实用主义而言,如何有效应对不同情境,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一应对过程并非基于普遍理论或一般原则,而是以情境分析为其实际的出发点。相对于解决特定情境中的问题,以理论、概念的形式展现的普遍之“知”,似乎空泛而抽象,由强调“脱离了具体行动和造作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18),实用主义往往在突出特定情境中之“行”的同时,表现出某种疏离“知”的取向。

与以上立场相联系,实用主义进一步趋向于以“行”界定“知”。在谈到“知”的本来意义时,杜威便认为:“知(knowing)就其本义而言也就是做(doing)。”(19)这里固然肯定了知与行的相关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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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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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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