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波 苏晖:论易卜生宗教观的嬗变及其戏剧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0 01: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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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波   苏晖  

   内容提要: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有多部戏剧包含宗教主题或题材,从这些戏剧可知其宗教观发生了由信仰路德派新教到倾向无神论的重大转折。其路德派新教信仰前后也有较大差异,由最初对基督教的颂扬很快转为批评,后来还表达了自己的基督教理想。易卜生宗教观的这些变化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中德国文化是影响易卜生宗教观的重要因素,既成为其宗教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宗教观发生转变的重要诱因。易卜生的宗教观也影响到他的戏剧创作,并赋予其戏剧以深刻的思想性。

   关 键 词:易卜生  戏剧  基督教  宗教观  德国文化

  

   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J·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戏剧既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某些思想如女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宗教观等,在当时极具革命性,对传统社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力。因此易卜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思想家。

   在易卜生一生所著的26个剧本中,以基督教为主题或题材的戏剧有4部,即《武士冢》(1850)、《布朗德》(1866)、《培尔·金特》(1867)、《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另外还有一些戏剧包含教会角色,涉及基督教因素,比较明显的有《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1851)、《爱情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罗斯莫庄》(1886)等。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成分在易卜生戏剧内容中占重要比重。作者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与看法以及作者所持的宗教信仰无疑会体现于这些剧作中。我们通过考察发现易卜生的宗教观并不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较大的波动,甚至还出现了重要转折,而且其宗教观的嬗变与他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于1868年到德国侨居的经历是他的宗教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动因。本文拟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易卜生戏剧创作中所体现的宗教观及其嬗变的根源。本文将以1868年易卜生侨居德国为界,分两部分来进行论述。

  

   一、易卜生的基督教信仰与其戏剧创作

  

   地处北欧的挪威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放弃其原来的日耳曼原始宗教而皈依基督教,即罗马天主教。1517年马丁·路德于德国萨克森邦发动了宗教改革,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路德派新教。此后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各国,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教流派。整个北欧地区也都改信路德派新教,挪威是于1539年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改信路德派新教的。①路德派新教的主要特点是:主张“因信称义”;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只行洗礼和圣餐礼,教徒不必拘于宗教仪礼形式,也不必履行过多的宗教功德;牧师等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等等。②

   戏剧家易卜生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在挪威小城斯基恩市,在路德派新教环境中长大并形成了该教派的信仰和习惯,因此他的宗教观可谓从他出生起就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他于1868年侨居德国前基本上是保持路德派新教的信仰和习惯,他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无疑会体现他的宗教观。通过考察他戏剧中所宣扬和歌颂的宗教理念或行为,或所揭露或讽刺的教会现象,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易卜生对基督教的看法有很大的波动,即他对基督教由颂扬转向批评,最终又走向弘扬基督教。

   1.格里姆斯塔特时期:对基督教的颂扬(1850年以前)

   1848年的欧洲革命唤醒了一位北欧巨人,身为格里姆斯塔特小镇一家药店学徒的易卜生以满怀激情开始了其文学创作。他于1849年写了历史剧《凯蒂琳》后,又于1850年写了宗教剧《武士冢》。

   《武士冢》是易卜生的第一个涉及基督教信仰的戏剧。该剧剧情发生在约公元9世纪基督教(即罗马天主教)刚传入挪威之时,剧中挪威海盗大王罗德里克和他儿子甘达尔夫大王先后到地中海西西里岛上残酷掠夺,结果父子俩都被该岛居民唯一的幸存者布兰卡这个柔弱女子的基督教信仰和精神征服,最后还将布兰卡及其基督教信仰带回挪威。罗德里克大王说,布兰卡“象一个友好的精灵,包扎好我的伤口,对我精心照应……直到我这粗暴的心最后也受到感动……我在这里埋下了我的盔甲和我的长刀,在我看来,这等于说那野蛮残暴的老海盗从此被埋葬在这里”。(易卜生,《易卜生文集(1)》:177)该剧虽以挪威海盗传说为题材,但主旨是宣扬基督教伟大的博爱,甚至爱自己的仇敌,这种爱比刀剑更有力量,能令英雄屈服,能让海盗大王归顺,能化血战为和平,让基督这位“和平之神”战胜古日耳曼原始宗教中的“雷神”。该剧没有出现教会和教会人士,仅仅通过一位基督教普通信徒布兰卡的善良行动来体现基督的博爱精神。该剧对布兰卡的颂扬无疑体现了易卜生的宗教观,即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理念。

   为什么易卜生在他刚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就写了这部宗教主题的戏剧?这无疑说明宗教在他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他于1881年写的一篇关于他童年的回忆文章,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记忆中他家对面的那座教堂及宗教节日。他在出生8天后在该教堂受洗成为路德派新教基督徒,③还收到了很多受洗礼物。他清晰地记得该教堂大厅的一个白色天使,并对该教堂塔楼上发生的故事终身难忘。④宗教不仅深入易卜生的日常生活,也是他所受教育的重要内容。易卜生8岁进入乡间的一所小型私立学校读书,其学习的内容包括一些神学课程,一位教堂司事还兼任该校教师并给他上过课。易卜生在1843年中学毕业前还接受了学校为他们举行的坚信礼。⑤坚信礼表明他已经形成并确立了路德派基督教的信仰和规范。

   由于易卜生在青少年时接受的是教堂和学校给予的路德派新教信仰及礼仪规范方面的正统教育,印象如此深刻,因此他当时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的,看法也是正面的。他也形成路德派新教的宗教观和宗教热情,其结晶就是1850的《武士冢》。该剧表现的虽然是早期罗马天主教在挪威的传播,但路德派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在信仰基督及其博爱与救世精神方面却是一致的。

   2.克里斯蒂阿尼亚时期:对基督教会的批评(1851-1864)

   易卜生于1850年4月来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期间写了一部涉及宗教的戏剧《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1851)。1851年底他受聘于卑尔根民族剧院任编剧,后于1857年夏返回首都担任克里斯蒂阿尼亚剧院的经理,期间他又写了两部涉及宗教的戏剧:《爱情喜剧》(1862)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但这3部戏剧对基督教会的态度都转向了批评。

   政治讽刺剧《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中大部分角色都是宗教人士,包括老祭司阿里奥维斯特(诺尔玛的父亲)及一群男女祭司,但他们都只是配角。该剧的人物简介中写道:“祭司是教会的鹰犬”。(易卜生,《易卜生文集(1)》:186)这些祭司们都自私而虚伪,不仅是教会的鹰犬,也是政府的鹰犬,其形象是非常丑陋的。《爱情喜剧》以恋爱婚姻为主题,以幽默夸张的喜剧手法展示了各类人士的爱情观:原来他们的爱情都是如此虚伪、势利、现实。剧中有一位乡村牧师斯屈斯曼,他认为“一个牧师的首要问题是报酬”。(易卜生,《易卜生文集(2)》:323)对他来说,家庭比教堂重要,钱比理想重要,牧师职位只是挣钱的渠道,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和地位,必须与政客结盟。在该剧中,教会人士的嘴脸也是十分丑陋的。

   以上两部戏剧都是反映易卜生所处时代的挪威现实,剧中的教会都是路德派新教。而《觊觎王位的人》反映的则是挪威的历史,它取材于挪威13世纪的王位争夺战,以正义战胜邪恶为主题,剧中的教会则是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会。该剧的一位核心角色尼古拉斯主教异常阴险狡诈,他一再煽动斯古利伯爵篡夺王位取代霍古恩国王,还唆使斯古利伯爵异地称王发动叛乱,导致国家陷入分裂和战争。他坦言道:“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易卜生,《易卜生文集(3)》:37)该剧表面上是斯古利伯爵在觊觎王位,其实则是尼古拉斯主教在觊觎着王位,且用心险恶、手段毒辣。他说,“我自己弄不到手的东西也不准别人弄到手”,他想让“城市被焚毁,村庄被破坏,他们两败俱伤。”(56)尼古拉斯主教完全违背基督教博爱、宽恕、救世的精神,是披着主教外衣的魔鬼,是邪恶的象征。

   易卜生在挪威首都写的这3部戏剧中,宗教都不是戏剧的主题和重要题材,教会人士只在剧中处于配角地位。但很明显这3部戏剧对基督教会都持批评态度,它们批评和揭露主教、牧师、祭司、神学院学生等教会人士的种种丑恶行径。那么,是不是易卜生已经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基督教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作者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而主要是反对教会的黑暗之处。易卜生所嫉恨、批判的是基督教会不以救世和拯救灵魂为务、不以博爱和宽容为怀,热衷于追逐钱权色,甚至为非作歹、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为什么易卜生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后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开始的颂扬转为批判和揭露呢?一方面,挪威当时的教会的确存在易卜生剧中所描写的那些丑恶现象。而克里斯蒂阿尼亚作为全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矛盾无疑暴露得更充分、更突出,特别是教会参与对政府权力的争夺并与政府相勾结。另一方面,易卜生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逐步接触并认识到了挪威教会的丑恶行径,并予以关注和思考。易卜生于1850年4月来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前后,积极参加了当时首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当时他经常到国家议会旁听,发现各党派之间、政府与教会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勾结,那些祭司只不过是教会和政府的鹰犬。为此,他写了《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这部涉及宗教的政治讽刺剧。易卜生于1857年夏回到首都任克里斯蒂阿尼亚剧院经理,也回到了挪威的政治与宗教斗争的中心,使他对挪威教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些个人经历及认识也自然体现在他于首都写的两部戏剧《爱情喜剧》(1862)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之中。

   3.罗马时期:对基督教理想的表达与弘扬(1864-1868)

   既然易卜生对基督教会产生了不满,那么他的基督教理想是什么?模范的神职人员与合格的基督教民究竟是怎样的?易卜生在批判挪威教会时,自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易卜生于1864年离开挪威来到天主教教皇所在地罗马侨居,在参观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后,其基督教理想变得清晰起来,其宗教热情也异常高涨。他在罗马仅住了4年,却创作了两部宗教主题的戏剧《布朗德》(1866)和《培尔·金特》(1867)。这两部戏剧可谓表达了易卜生的宗教理想。

《布朗德》一剧的主人公布朗德牧师仿佛基督再世。他在第一幕开头说:“我听从一位伟大的主人的差遣”,“他的名字叫上帝”。(易卜生,《易卜生文集(3)》:149)布朗德具有殉道精神,为拯救一个因饥饿而杀死自己儿子的罪人的灵魂而在风暴中勇敢驾船横渡峡湾;为了引领教区的民众改信新的上帝,却选择放弃抢救自己两岁的儿子而坚持住在阴湿的房子里。他认为灵魂得救必须绝对坚持“全有或全无”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最需要它的人,甚至达到铁石心肠的地步。⑥例如,他在自己的母亲死前拒绝与她见面并给她临终的安慰,因为她拒绝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献出来。(205)布朗德疯狂地追寻绝对真理,摧毁代表奴性的旧教堂,用母亲的全部遗产建了一座代表自由的新教堂。然而他并不满足,毅然抛弃了刚落成的新教堂,带领信徒奔向雪峰上的冰教堂,结果因雪崩而死。(266)他不仅牺牲了自己孩子和妻子的生命,最后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该剧中布朗德明显地失去人性而带有神性。该形象宣扬了作为基督教神职人员应具有的信念、品质和行为准则,他们信仰虔诚坚定,以救世和拯救灵魂为己任,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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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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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戏剧艺术》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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