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强:“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0 00: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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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燕强  

   内容提要: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玄学。

   关 键 词:章太炎  四玄  无我  忠恕  克己  绝四

  

   中国古代尊崇儒家经书,但从经学史来看:一者,儒家经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如五经、十三经;二者,经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不同时期会有若干典籍被升格为经,如“四书”的升格;三者,这种升格的方式,或是改解经类传记为经,如《左传》、《礼记》,或是改儒家类子书为经,如《孟子》;四者,群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变动的,如汉人重五经,宋儒重四书①。经书系统的不断重建表明,经学家虽然相信儒经具有超越的常道性质,但在解经、注经的过程中,经学诠释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精神及当下意识常常相交融,呈现为新的思想形态,或是偏离了经书原旨,而致使人们疑经疑传,令经书遭遇信仰危机。如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唐宋学者对汉魏注疏的质疑,皆属此类。这是经学诠释史上常有的现象。为了维护经书的绝对权威,维持经书义理与经学诠释的一致性,当危机出现时,思想灵敏而勇于创新的经学家,就会回到先秦儒家的原始经典,从中选择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解经类传记或儒家类子书,将其升格为经而与原来的经书组成新的经书系统,据此建构新的经学体系,使经书信仰重获活泼泼的生命力。这就是林庆彰所指出的,中国经学史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回归原典运动②,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印证了这一点。

   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之争在使汉学家和宋学家质疑对方的经学诠释已然偏离经书原旨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并引发人们的疑问:究竟是汉学还是宋学,更契合孔孟原义和经书本旨呢?这样的疑问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动摇人们的经书信仰,促使人师法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选择一些典籍而升格为经,重建新的经书系统,如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③。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辩更为激烈,彼此指责对方所解释的文本是伪书,其经学因而自然是伪学。这不仅使人怀疑经学诠释的准确性——今文经学家更将疑经辨伪思潮推向极致而直接导致经书信仰瓦解,古文经学家则把儒经当作历史典籍而令经书名义无存。当此之时,是否仍有学者通过回归先秦原典的方式,选择若干足以代表中华文化思想的典范之作,而建立新的经书系统、打造出新的经学范式,以之作为民族文化精神与思维模式的基础呢?

   晚清的章太炎曾致力于斯。作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在与今文经学家的论辩中清楚地认识到,经学诠释严重地偏离了经书原旨,十三经已不足以维系那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世道人心,不再能为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秩序之建构提供合适的精神要义,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成者,章太炎相信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而经典一方面记载着民族历史的演变,一方面则萃聚了民族文化之精华。所以他在打破十三经的同时,又建构了一个“四玄”经典系统(《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力求使其成为民族语言、文化和思想的象征符号。

   如果说,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观最终把传统经学转化成为考证典章制度、风俗事迹的历史学,那么,“四玄”就是他建构的用以取代十三经的新经典系统,而他根据“四玄”文本所诠释的思想就是他的新经学。学者只见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便将经学瓦解的责任归咎于他,却未曾注意到他在终结一个旧范式的同时,又尝试以新范式来取而代之,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有见于此,本文将深入考察章太炎究竟是如何打破十三经,进而建构“四玄”经典系统及其一贯之道与修养工夫论的。

  

   一、经、传正名

  

   传统经学著作的体式有经、传、记、笺、注、疏、章句等,仅就经与传记的关系言④,隋唐以前,经与传记在性质、名分上的界限是很鲜明的。刘勰说:“常道曰经,述经曰传。”⑤所谓“述经”,亦如王凤曰:“《五经》传记,师所诵说。”⑥经为常道,是圣人的创作而具有文化与思想的典范性和权威性;传记是儒家诸子或经师绍述经书、诠释道体的作品,不具有常道价值和典范意义。这种观念体现于目录学,就是《汉书·艺文志》的“序六艺为九种”说,将六经与解经类传记分别开来。魏晋以后,传记的地位上升,到了唐人编《隋书·经籍志》,就把经书与传记等同起来,其经部类目不再单独列出经书文本,而是直接用传记取代了经书。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选用《左传》和《礼记》,也体现了将经书与传记相等同的观念。宋儒更是从《礼记》中选取《大学》、《中庸》,而与《论语》及儒家类子书《孟子》组成“四书”。这不仅是将经与传记相等同,更是“改子为经”⑦。

   直到乾嘉时期,章学诚才回归分别经与传记的传统。他说:“依经而有传……因传而有经之名。”⑧经与传相对而不可等同。他重申《汉志》的“序六艺为九种”说,宣称:“故经之有六,著于《礼记》,标于《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⑨唯有六经是常道之书,其余则是人们“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⑩而已。所以他要将十三经中的传记等,还原为解经类著作或儒家类子书。这种重新分别经传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是为六经正名。龚自珍就发挥了章学诚的观点,进而提出“六经正名”说。他认为,传记如《春秋》“三传”和大小戴记等,“群书”如《论语》、《孟子》等,皆应取消其经书名义,盖经书只有六部,不可增益或减损(11)。

   章太炎继承清代的文史传统,他不仅发扬章学诚、龚自珍的“六经皆史”说,以建构其古文经学,还接受章、龚的分别经传和六经正名说,主张把“经”之名与实还归六经。他在《訄书·清儒》篇说: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12)

   章太炎明确表示,经书的数目要裁减,《论语》、《孟子》应降格为儒家类子书,《孝经》也要降格而傅之《礼记》,而《礼记》被还原为传记,其中的《大学》、《中庸》自然就被取消了经的名义。如此一来,十三经被还原为六经,而六经又是王官史书,如此则儒家经书的名义就荡然无存,经书信仰亦随之失落。在日本讲学时,章太炎重论旧说:

   《论语》、《孝经》是孔子私家的书,本来只称传记,不称为经。从唐朝定《五经正义》,经的名目,渐渐混乱。五经中间的礼经,不用《周礼》、《仪礼》,只用《小戴礼记》,这真是名称不正。到了宋初,本经和传记统统有疏,却只《大戴礼记》没有疏,《孟子》倒反有疏,所以后来退去《大戴》,收进《孟子》,称为“十三经”。十三经的名目原是蒙混相称的,只看着十三部有注有疏,就唤作十三经。其实,《孟子》分明是子书,非但不是经典,也并不是传记。所以,这种名目不可执定。(13)

   章太炎结合经学史的事实指出,传记之升格为经,是唐宋人混同经传、改子为经的结果,故十三经名目是蒙混相称、名不副实的。他再次以“正名”之义,取消了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经书名分,把儒经从十三之数还原为六,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章太炎分别经传和为六经正名,隐含着消解儒经权威性与神圣性的意思,即取消附着于儒经的意识形态,将学术与政治相隔离,还思想以独立、自由的环境。这也是他用文字训诂法释“经”的深意。他说,“经”是“编丝缀属之称”(14),是古代图书的型制,经书就是线装书,没有常道的性质,并非确定性的知识。在章太炎之前,钱大昕曾以丝帛之属解“经”,他说:“予唯经之义取乎治丝,制布帛者,聚众丝而积之,使其有条不紊,是之谓经。”(15)但钱大昕没有取消儒经名义、消解儒经权威的意思,而这却正是章太炎以“编丝缀属”解“经”的目的。章太炎反对经书的意识形态化,他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人家。”(16)显然,他更赞赏“学在人家”,而非“学在王官”,他讲“诸子出于王官论”的义旨,即在表彰周代王官学下落为百家之学所带来的“古学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17)。

   章太炎以“编丝缀属”解“经”的另一目的在于,把儒家所私有的经书名义,转化为诸子百家所共享的类名。他赞同章学诚的“经皆官书”说,认为秦汉前“教令符号谓之经”。章氏举例言之,《国语·吴语》称“挟经秉枹”,是以兵书为经。《论衡·谢短》称“礼与律独经也”,是以法律之书为经。《管子》有经言、区言,则是以教令为经。这些都是官书而称经者。但经书不限于官书,章太炎指出:“经之名广矣”(18),秦汉以前的诸子书也可称经。如《墨子》有《经上》《经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的《内储》、《外储》先次凡目,亦楬署“经”名。而《老子》在汉代复次为“经传”,荀子所引《道经》亦不在六艺之目(19)。还有《山海经》、《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等,都不是儒家类著作。章太炎由古书体式角度指出,“经”之名与实随世俗人事迁流而变化,不仅方书、官书和儒家书等称经,诸子书也可称经。这种说法来自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经解上》篇。章太炎在申述章学诚的观点时,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儒经是记事的史书而非常道,不代表确定的、普遍的知识;其二,诸子书有称经的传统,学术史上有“改子为经”的现象。如此说来,经非常道而是指称纲要性的知识,诸子书中凡论述纲要性知识的篇章,均可称之为经,解经之作即为传记,故经与传记之名为诸子百家所共享。

   由此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章太炎,自觉地继承了浙东学派的学术传统。他不仅接受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他的分别经传、六经正名及考订“经”之名实等观点,都直接源自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当然,晚清今文经学家的疑经辨伪和改制立教等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始终反对今文经学与孔教的章太炎,而他所主张的经子平等,与所提倡的先秦诸子学,则促使他消解儒经的权威,打破十三经系统。但这不等于说章太炎要把民族文化的经典都转化为史书,更不意味着他会像胡适等民国学者那样,把民族历史与文化归结为失去现代生命力的国故学。实际上,章太炎还继承了清代的另一个学术传统,那就是段玉裁、沈涛、龚自珍和刘恭冕等的重建经书系统的尝试。章氏师法段、龚等回归原典,自己也重建了一个“四玄”经典系统。

  

   二、重建“四玄”经典系统

  

只要超越儒家范围来考察“原典”所指称的知识对象,我们便会发现,回归原典的运动不仅发生在经学史上,它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如魏晋的“三玄”,乾嘉以降段玉裁的“二十一经”、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都突破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局限,把要升格的经书扩展至子、史、集部,表现出改子书为经,甚至是改史书、集书为经的倾向。回归原典的目的不只在修正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建构新的经学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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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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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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