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的中国和东亚问题专家、图宾根大学Gunter Schubert教授曾经于2017年12月到柏林自由大学讲学，谈到中国正走向帝国之路。一年之后，他再次来到柏林，在爱因斯坦基金会（Einstein Stiftung）做了一个类似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正成为一个现代帝国吗？

在这个报告中，他仍然认为中国正迈向现代帝国之路，不过他的论述现在更加全面深入。他说，中国正试图创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该秩序与现有地区结构重叠并将改变它，对此亚洲国家的感受将最为强烈。Gunter Schubert认为，当今中国符合现代帝国的如下四项特征：

1. 帝国并没有清晰的边界，而是拥有一个中心、环绕中心的纵深地带和衍生的文明。

2. 与中心相对应的是帝国的外围地带，帝国并不一定对外围地带实施军事上的控制，很多历史上的帝国都因此而透支国力，从而陷入衰落。更精明的做法是，更多地通过投资，建立外围地带与中心的连接，促进帝国内部的经济融合，以此来稳固帝国的外围地带和外部边界。

3. 帝国具备道义自信和优越感，仆从国对此也心悦诚服。帝国提供这样的愿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普遍繁荣。没有帝国秩序的保障，持久和平将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帝国中央向帝国公民承诺繁荣，即国家发展和个人福祉。和平与繁荣互相促进，使得帝国权力愈加稳固。

4. 帝国制定规则，建立秩序，为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帝国核心不受限制的权威，是帝国保障其能力、稳定和人民福祉的首要需求。

Gunter Schubert认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已经很大了，中国在亚非拉大举投资，在欧洲的投资也在增加。全球外围地带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也相应地与日俱增。对中国扩展影响力，也有批评的声音，但只是少数。对那些靠拢中国的国家的精英来说，他们只是顺应全球权力转移的后果，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包括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和维护其主权，因为中国的投资并不附加政治条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实施其针对外围地带的政策，将外围地带如欧亚大陆和东南亚，与中心连接起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机构框架，制定规则，确保其不忤逆中国的意志。中国还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由此中国将以一个合法的规则制定者和担保国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显示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对于现存国家、政权和超国家结构而言，这些机构的功能并不会被摧毁，只不过需要转向中国。外围地带需要承认中国作为中心的权威。总之，应当以“现代帝国”的概念来看待当今中国，中国很可能正依照其传统的儒家和平主义思想来建立一个现代帝国。对世界是祸是福，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正在深刻改变现有世界秩序。

在Schubert教授发言结束之后，德国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与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分别是：

Herfried Münkler: 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重点研究领域是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

Eberhard Sandschneider: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重点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

Matthias Naß: 讨论主持人，德国“时代”日报首席国际记者

摘译部分发言如下：

Matthias Naß：

我想，在美中贸易战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场更大的争端，你也可以称之为一场科技战，首先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但也在通讯和网络建设领域。前不久当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晤的时候，华为CFO在加拿大被拘捕，昨天又被保释。中国将此视之为重大挑衅。在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背后，是一场系统性冲突，以确定在将来的世界政治中谁发号施令，谁制定规则。是美国，或者说美国代表的自由开放的西方市场经济民主？还是中国代表的威权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基于此，很多人谈到新冷战。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初在Hudson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就被很多人视为近似于宣告美中新冷战开始。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我想这是当前的政治背景。今天我们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国是否是一个新的帝国？

Herfried Münkler：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很有说服力，也许我可以增加一点：鉴于帝国自身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保罗•肯尼迪（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作者）说的“过度扩张”，当外围地带过大或者过多，将导致帝国必须不断投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军事开支。那么，帝国就可能透支国力，比如美帝国在中东，即伊拉克就有前车之鉴，超过了美国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提供公共产品，是帝国的中心任务。但如果超过国力负荷，我们自己的人民就会看到，在阿富汗或者中东投资很多，国内的学校和街道却破败不堪，那么就会导致“美国优先”的呼声。关于新丝绸之路，也许中国人将从中学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或者普世性的秩序，是无法控制的巨大成本。

Matthias Naß：

中国人不但在欧亚大陆和东南亚区域有全球权力渴望，但他们也在海上扩张，在非洲也有权力渴望。我想问Sandschneider教授一个问题，中国真想要搞西方经典的权力政治吗？

Eberhard Sandschneider：

Münkler教授从西方思想史角度提出了帝国分类的概念，Schubert教授将其应用于中国，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视角。但另一方面，这也完全说得过去，我们就是用典型的西方视角来看待中国。David Shambaugh（注：沈大伟，美国知名的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曾经写过一本叫“China goes global”（中国走向全球）的书，随后他又说中国只是一个“partial power”（部分大国）。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也能够学习，他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输出全球公共产品的连带效应就是，将导致不可估量的成本，你必须愿意而且能够这样做。从我四十年观察中国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答复是肯定的。实际上，如果你说中国是一个“现代帝国”，那并不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过程，当你观察世界历史，发现中国在四十年来实现了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那么在某个时候，这个国家完全有能力，把它的经济生产力和制定规则的政治影响力转换为全球影响力，这是完全正常的。中国人在外交上与他们在内政改革上一样谨慎和实用主义。Schubert也许是对的，中国目前还不真的是一个帝国，也许他们将成为一个地区性帝国。但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时间段呢？到2049年，中国将会有全球性的雄心壮志。

Matthias Naß：

按照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并不是一个愿意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中国并没有积极介入去解决任何主要的全球问题，没有塑造国际外交、驱动其它国家的政策、促进全球共识以解决全球问题，中国只对自身利益感兴趣。

Eberhard Sandschneider：

这是典型的美国政治学家视角。

Matthias Naß：

但我觉得他完全正确。

Gunter Schubert：

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全球责任，但另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自强，然后才能在有限的框架内帮助别人。但现在，在习近平治下，情况变得不同了，非常明显的是，中国更加有劲头。这与习近平的内政目标有关，与他要在国内稳定共产党统治的战略有关，所以他奉行非常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时期，外交服务于内政，相对来说是防御性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但是现在通过内部改革来寻找合法性越来越困难，因此试图通过强势外交来弥补合法性缺失。我认为，中国外交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决定的，现在外交越来越与国内变革过程中的问题相关。与此同时，如今中国也必须向外转嫁国内矛盾，比如输出产能过剩，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地区性途径，并且不可避免要走向境外。中国内部的讨论自身也试图为此提供一个概念基础，但总是一再抵制西方的苛求。到特朗普为止的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我们上同一条船，因为缺了中国的话不能解决问题。但中国却拒绝了，中国现在说，我们上自己的船，不上你们的船。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怎么共同解决问题吧。

Matthias Naß：

习近平2017年初在达沃斯的演讲，那是对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明确的承认。他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推崇自由世界，但现在你们却搞保护主义。习近平的讲话不能被解读为，将来西方应当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而是说中国也想按照西方制定的规则行事。

Gunter Schubert：

习是这样说的，但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讨论，因为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利益，他并不是说规则本身应全球适用。中国越来越多地谈论到，西方仍然坚守的全球规则，正被特朗普以反西方的方式终结。我想，对中国来说，始终不变的总是“中国优先”。在这一点上，美中对碰很厉害。现在中国正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孤立主义的方式，而是以谨慎但非常系统的方式，在亚非拉和欧亚大陆投资，定义利益范围，还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并不一定是在按照一个宏大计划推进，但是却遵循中国改革进程及其问题的内部逻辑。

Herfried Münkler：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你的推断，那么中国人就在干一件魔鬼般的事，也就是说让自己陷入全球性普世秩序，并扮演其担保者角色。我认为，可能美国是英国之后最后一个那样干的国家。在目前阶段，美国的权力投射能力相对衰落了。奥巴马说过，我们不能同时、同等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部署力量投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太平洋区域，因为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未来在于太平洋，因而在安全政治上对美国更重要。至于大西洋区域，必须由欧洲人来照管。这就是奥巴马的战略。但是现在特朗普的方式完全不同，他原则上要抛弃这个全球秩序担保者角色，所以他系统性地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关系，因为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总是最强大的一方。这意味着美国告别国际秩序担保者角色，当然在政治理论上来说，观察这个进程是极为有意思的。

Matthias Naß：

是美国的衰落，还是美国自愿选择的撤退？

Herfried Münkler：

这只是政治上的一个语言表述问题。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不复以往。当然美国还是想更富裕更强大，但是他们不再拥有实施能力，他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拥有这个能力，但在70年代迎来第一个挫折。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形势，显示美国不再是一个全球秩序担保者。如果世界失去了这样一个担保者，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五方体系。历史上，意大利在14和15世纪时，皇帝的权力不再足以维护秩序，就出现了一个五方体系。在三十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显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不再是欧洲的帝国霸权，也就出现了新的秩序。我认为秩序变迁正在以全球规模发展，美国将仍旧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并非包办一切，因为对美国来说成本太高昂。中国也将是一个角色；或许俄国也是一个角色；欧洲也想扮演一个角色，但是否能够，我们还要观察。问题是，谁将是第五个角色？总之，世界将会有一个不同的体系，但是我看不到任何一个角色愿意或者能够，维持一个全球秩序。

Matthias Naß：

美国不再能够单独承担全球秩序担保者角色，而且它也不想继续如此。我想问Sandschneider先生，大概半年前，沈大伟说现在美国不能也不愿支撑全球秩序，而中国可能会接手担任这个角色。但Münkler先生认为中国奉行的显然是一种自身利益导向的政策，比如“一带一路”项目。该政策可以建立势力范围，但却并不能建立一个具备广泛规则的全球秩序。是否他们两人都说得不对？

Eberhard Sandschneider：

如果沈大伟现在还这么说，那么我就会赞同他。沈大伟是我在本领域内一个最长时间的朋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我觉得他的视角太受美国利益支配。现在，中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说法很多，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它国家也是如此行事，是完全正常的。对非洲的发展合作，我们总是断言，我们援助非洲，是为了帮助非洲；而中国人完全不是这个想法，他们援助非洲，是为了帮助中国，是由中国利益支配的。

2005年郑必坚在“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叫《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文章，但党领导层认为这会误导西方，要求改为“和平发展”。现在我们说习近平更积极进取，但是你必须要看到趋势，我们不是说接下来的两年，而是10到15年。我们现在是从对权力和利益的理解上来讨论，但是我们目前生活在数字化正根本改变一切的年代，中国人在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方面，明显领先于我们。是否有一个别的权力中心来追求这些呢？实际上我赞同Gunter Schubert，从改革开放伊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现在，中国人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大战略，他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政治，不断审视，如果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就纠正。

Matthias Naß：

那你怎么说“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

Eberhard Sandschneider：

那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我们也试图这样干。

Herfried Münkler：

没有哪个帝国是按照一项战略来构建的，那只是路德和其他人的梦想。

Matthias Naß：

“一带一路”真是一个宏大的地缘政治构想，还是只是为了获得将来的市场？

Gunter Schubert：

如果主要谈这些地缘经济项目，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非洲政策、拉美政策，以及目前在很多国家发生的事情的确激动人心。这些地缘经济项目一定程度上在地区和全球维度上是超越国家利益的，但是这些项目总是会回流中国，而不是造福世界。对此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Matthias Naß：

在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有强烈的抵制，在澳大利亚，也在拉美，主要是在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存在抵制。在斯里兰卡，债务是如此之高；在巴基斯坦、缅甸，在我们欧洲也有很激烈的讨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Gunter Schubert：

如果只跟踪媒体报道的那些问题，就会看不到当地国家精英的共识，实际上他们极大地欢迎中国的投资资本。比如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取消了一个项目，但是其它项目继续推进。在其它国家也必须看到，这些地缘经济项目，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目前出现了对这些项目的抵制，部分还出现了经济问题。首先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也符合中国人不断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特点。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说，有些抵制是符合逻辑的，但是我认为，在所有这些国家，精英们完全相信，将来的道路就是用中国人的钱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国家，因为从其它地方完全得不到资本。并不是说，中国现在有一个从头至尾的计划，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当他们开始做某件事情，他们就会做下去，最终会有一些结果。这些经济走廊，确实有很多问题，但部分问题已经得到控制，当他们继续做下去，最终某个时候会起作用的。

Matthias Naß：

“一带一路”不仅穿越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地带，而且还延伸到欧洲，最终抵达汉堡。那么欧洲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欧盟怎么看待“中东欧 - 中国16+1合作”？中国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塞尔维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很活跃，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因为匈牙利不同意，导致欧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才是正确的？我不仅是指人权问题，而是欧盟怎么看待中国在欧盟内部搞出了一个小集团，并因此而施加影响力？

Herfried Münkler：

这是欧盟目前结构脆弱性的一个例子，不仅仅适应于中国，实际上，当前更多是关于俄国，也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列出来。对美国来说同样如此，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Rumsfeld就曾利用“新欧洲”来反对“老欧洲”。欧洲很容易被互相分开。

Eberhard Sandschneider：

“16+1”并不是中国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愚蠢，不能内部协调，中国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倾向于为此而批评中国，对此我们要公平一点，我们的美国朋友干了恰恰同样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了、并干了伤害欧洲一体化的事情，他像威胁中国一样威胁要对我们实施贸易制裁，也就是说，跨大西洋的贸易战状态并没有结束。他让我们的多边机构-北约的存在打上问号。并不仅是中国对欧洲施加压力，美国干的事恰恰一样。

Matthias Naß：

沈大伟说过，中国不是美国的帝国继承者，因为中国没有“软实力”（Soft Power），也没有盟友。中国只是一个全球性角色，但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强国。他不对吗？

Gunter Schubert：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中国确实没有软实力。对于一个帝国来说，软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你得向前看。当中国在欧亚创建一个大势力范围，各国也许会认为，他们能从中获益很大。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将这些文明投资尽可能维持政治化的门槛，并不是说中国会要求政治上的忠诚，它仅仅只是要求得到承认，在经济上对你们有利，对我们就有利，不要冲突，我认为那也是一种软实力。这是经济上的动力，人们会说，只有中国不求回报，在我获益之前，并不索取利益。而别的国家，首先是西方国家，却设置条件，部分是很苛刻的条件。我们必须适应国际货币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种种要求，但中国不这么干。中国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的标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为不同。现在美国指责中国，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问题是，资本接受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们从亚投行拿到钱，而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拿到钱，在我看来，这也可能产生软实力。至于盟友，是同样的逻辑，中国并不需要盟友。对我来说很着迷的一点就是，今天你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中国的，因为如果中国想做些事情，实际上没人想，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中国。

Herfried Münkler：

中国的描述是，它是世界政治的否决权拥有者，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但是一个担保者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代价高昂。

Matthias Naß：

但这个担保者并不仅仅是单独一个国家，一个支配性的霸权国家。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担保者，聚集在联合国旗下。这也许有点理想化了，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理解。我们大家都签署了人权宣言等条约，美国或许是最强大的国家，来捍卫这些原则。Schubert先生说，中国人不附加政治条件，但我想问，他们觉得这样好吗？人们不谈维护人权，不谈维护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这样好吗？

Eberhard Sandschneider：

你的问题实际上很重要，但是却让我们戴上价值观的眼镜。西方与中国打交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期望值管理。如果你问我个人，这是否好，那么我肯定说不好。但只有中国人这样吗？那么看看科索沃战争，还有其它干涉怎么样？如果一个中国人坐在这里，他会问，西方是怎么与那个“完美的民主国家” -- 沙特阿拉伯打交道的？沙特阿拉伯可是西方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

观众（来自柏林自由大学）：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多年来扮演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在联合国多边主义行动、在非洲维和、在世界贸易以及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方面，是否存在合作可能性，您们有什么评价？

Gunter Schubert：

现在有很多把中国作为国际法违反者的说法。但是我曾说过，中国在很多地方是按照国际法行事的，并且扮演一个非常建设性的角色，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只是试图指出，国际法是作为国家利益的产物来定义的，这就当然意味着，国际法在永恒重要的利益界限面前会遇到困难。但是，中国也想作为国际法的担保者获益，这也属于它的国际声望。我主张在不断的对话中，引导中国去做建设性的事情。但是不要拿着道德大棒，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无论如何，对一个将成为帝国的国家来说，国际法只有相对的功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象征性的。

观众（来自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

在科学领域，我来往中国已经30年了。我觉得这30年的历程，绝对值得重视，没有哪个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指数，不是被中国人所支配的，因为他们确实有非常强的创造力。我们生活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时代。您们怎么看待技术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中国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比如对大数据的应用，完全领先于我们。我们可能在道德上持批评态度，但另一方面，在数字领域、在生物和基因领域，中国也比美国硅谷领先，也许我们对此没有充分认识到。从您们的视角看，这些变化有什么影响？

Eberhard Sandschneider：

当我们评价中国时，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期望，而是尽可能持有一个中立、客观的外部视角。对于这个国家，在我们评价之前，应当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视野。当我们做政治上的决定，道德方面的决定，关于侵犯人权和知识产权，或者别的什么决定的时候，最后我们都必须要有现实主义视野。但是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是极难的，在评价数字化的效应的时候就是这样难。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关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将使得中国共产党拥有引导人民行为的可能性，将极大地改变这个国家。今天大多数专利，大多数专业中大多数领先的科学人员，来自中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很优秀，部分比我们还优秀。这是一个挑战！与此同时，你也必须公平地说，这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处于茫然黑暗之中。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大规模革命性变迁的时代，我们大家都不清楚。我的同事，柏林自由大学的Genia Kostka教授已经在她的研究中发现，尽管我们觉得社会信用体系很怪异可怕，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觉得很好。我的解释很简单，我有这个印象，多数中国人太轻易就放弃自由权利，当然他们从来就没拥有过。但是我们却有这个自由权利。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这个自由，他们总是被单位、国家和党大规模控制，他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失去了那些对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东西。当我们试图从西方视角去理解这个国家是怎样运转时，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Gunter Schubert：

社会信用体系正越来越受到关注，不是因为对它持批评态度，而是因为存在关于大规模数据网络化的永久可能性。我问一个（中国）朋友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看法，他答复说，难道你不觉得实际上那是合理的吗？因为人们已经是如此透明了，社会信用体系让我的生活更容易。如果国家知道我的一切，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如果国家能把所有坏的东西屏蔽掉。也有中国人对此发起批评性的讨论，但是立即遭遇困难。这总是与威权体系有关，当批评声音变大的时候，该体系就会阻止一切批评可能性，而且它正在系统性地这样做。不能说所有中国人都想要社会信用体系，不能说他们都很高兴，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清楚表达他们的意见。对此必须要说清楚。

观众（来自民主德国博物馆）：

怎么看待中国崛起对俄国的影响？怎么评价“一带一路”与俄国的关系？

观众（来自柏林Charité医科大学）：

Sandschneider教授说中国没有大战略，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科学领域，中国人确实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把一些非常聪明的人送到美国和欧洲，10年、20年之后，这些人回到中国，在中国发起了巨大的科学跃进，他们在西方接受了极好的教育，非常聪明，也说流利的英语。这一直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

Herfried Münkler：

把科研人员送到国外，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特别创造性的、聪明的战略，很多国家都这么干过。这取决于，他们把什么带回去。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在巴黎学习过，再回到其祖国，但是他们发起了解放运动，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国发起的一项战略。

Eberhard Sandschneider：

“一带一路”事关欧亚大陆，从麦金德到马汉，这些传统的政治人物都认为所谓的“心脏地带”是俄国。但是现在普京可能意识到了，俄国不再代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是中国。您不要误解我说的“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战略”，我的意思是中国有一个目标。今天中国可能仍然不是一个帝国，但是我认为，中国想往那个方向走，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

中国实施了技术和科学促进，他们展现了无情的实用主义。Schubert先生提到，中国拥有适应性学习能力，那是对某件可怕事情一个极好的西方科学表达。如果中国大使坐在这里，他会谈到中国所有的问题，对每个问题，最后他都会说，我们有耐心。请相信，那并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个威胁。我们必须这样理解。

Gunter Schubert：

从西方的视角看，俄国和中国确实在反对西方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立场，但是俄中之间目前也有紧张关系，只不过被目前美中之间的争执掩盖了。

关于中国人才回流，中国在过去两三年推出积极的移民政策，海外中国人90年代以来就在回流中国。另外，外国人也在流入中国，这也是一项有很高优先级的政策，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移民目的地，在世界范围内吸收最优秀的人才。

研讨会视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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