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朝庭:中国正成为一个现代帝国吗?

——德国顶尖专家学者纵论中国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2 次 更新时间:2019-03-18 23: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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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朝庭  

  

   德国著名的中国和东亚问题专家、图宾根大学Gunter Schubert教授曾经于2017年12月到柏林自由大学讲学,谈到中国正走向帝国之路。一年之后,他再次来到柏林,在爱因斯坦基金会(Einstein Stiftung)做了一个类似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正成为一个现代帝国吗?

  

   在这个报告中,他仍然认为中国正迈向现代帝国之路,不过他的论述现在更加全面深入。他说,中国正试图创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该秩序与现有地区结构重叠并将改变它,对此亚洲国家的感受将最为强烈。Gunter Schubert认为,当今中国符合现代帝国的如下四项特征:

  

   1. 帝国并没有清晰的边界,而是拥有一个中心、环绕中心的纵深地带和衍生的文明。

  

   2. 与中心相对应的是帝国的外围地带,帝国并不一定对外围地带实施军事上的控制,很多历史上的帝国都因此而透支国力,从而陷入衰落。更精明的做法是,更多地通过投资,建立外围地带与中心的连接,促进帝国内部的经济融合,以此来稳固帝国的外围地带和外部边界。

  

   3. 帝国具备道义自信和优越感,仆从国对此也心悦诚服。帝国提供这样的愿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普遍繁荣。没有帝国秩序的保障,持久和平将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帝国中央向帝国公民承诺繁荣,即国家发展和个人福祉。和平与繁荣互相促进,使得帝国权力愈加稳固。

  

   4. 帝国制定规则,建立秩序,为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帝国核心不受限制的权威,是帝国保障其能力、稳定和人民福祉的首要需求。

  

   Gunter Schubert认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已经很大了,中国在亚非拉大举投资,在欧洲的投资也在增加。全球外围地带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也相应地与日俱增。对中国扩展影响力,也有批评的声音,但只是少数。对那些靠拢中国的国家的精英来说,他们只是顺应全球权力转移的后果,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包括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和维护其主权,因为中国的投资并不附加政治条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实施其针对外围地带的政策,将外围地带如欧亚大陆和东南亚,与中心连接起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机构框架,制定规则,确保其不忤逆中国的意志。中国还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由此中国将以一个合法的规则制定者和担保国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显示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对于现存国家、政权和超国家结构而言,这些机构的功能并不会被摧毁,只不过需要转向中国。外围地带需要承认中国作为中心的权威。总之,应当以“现代帝国”的概念来看待当今中国,中国很可能正依照其传统的儒家和平主义思想来建立一个现代帝国。对世界是祸是福,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正在深刻改变现有世界秩序。

  

   在Schubert教授发言结束之后,德国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与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分别是:

  

   Herfried Münkler: 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重点研究领域是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

   Eberhard Sandschneider: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重点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

   Matthias Naß: 讨论主持人,德国“时代”日报首席国际记者

  

   摘译部分发言如下:

  

   Matthias Naß:

   我想,在美中贸易战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场更大的争端,你也可以称之为一场科技战,首先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但也在通讯和网络建设领域。前不久当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晤的时候,华为CFO在加拿大被拘捕,昨天又被保释。中国将此视之为重大挑衅。在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背后,是一场系统性冲突,以确定在将来的世界政治中谁发号施令,谁制定规则。是美国,或者说美国代表的自由开放的西方市场经济民主?还是中国代表的威权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基于此,很多人谈到新冷战。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初在Hudson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就被很多人视为近似于宣告美中新冷战开始。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我想这是当前的政治背景。今天我们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国是否是一个新的帝国?

  

   Herfried Münkler: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很有说服力,也许我可以增加一点:鉴于帝国自身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保罗•肯尼迪(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作者)说的“过度扩张”,当外围地带过大或者过多,将导致帝国必须不断投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军事开支。那么,帝国就可能透支国力,比如美帝国在中东,即伊拉克就有前车之鉴,超过了美国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提供公共产品,是帝国的中心任务。但如果超过国力负荷,我们自己的人民就会看到,在阿富汗或者中东投资很多,国内的学校和街道却破败不堪,那么就会导致“美国优先”的呼声。关于新丝绸之路,也许中国人将从中学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或者普世性的秩序,是无法控制的巨大成本。

  

   Matthias Naß:

   中国人不但在欧亚大陆和东南亚区域有全球权力渴望,但他们也在海上扩张,在非洲也有权力渴望。我想问Sandschneider教授一个问题,中国真想要搞西方经典的权力政治吗?

  

   Eberhard Sandschneider:

   Münkler教授从西方思想史角度提出了帝国分类的概念,Schubert教授将其应用于中国,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视角。但另一方面,这也完全说得过去,我们就是用典型的西方视角来看待中国。David Shambaugh(注:沈大伟,美国知名的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曾经写过一本叫“China goes global”(中国走向全球)的书,随后他又说中国只是一个“partial power”(部分大国)。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也能够学习,他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输出全球公共产品的连带效应就是,将导致不可估量的成本,你必须愿意而且能够这样做。从我四十年观察中国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答复是肯定的。实际上,如果你说中国是一个“现代帝国”,那并不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过程,当你观察世界历史,发现中国在四十年来实现了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那么在某个时候,这个国家完全有能力,把它的经济生产力和制定规则的政治影响力转换为全球影响力,这是完全正常的。中国人在外交上与他们在内政改革上一样谨慎和实用主义。Schubert也许是对的,中国目前还不真的是一个帝国,也许他们将成为一个地区性帝国。但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时间段呢?到2049年,中国将会有全球性的雄心壮志。

  

   Matthias Naß:

   按照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并不是一个愿意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中国并没有积极介入去解决任何主要的全球问题,没有塑造国际外交、驱动其它国家的政策、促进全球共识以解决全球问题,中国只对自身利益感兴趣。

  

   Eberhard Sandschneider:

   这是典型的美国政治学家视角。

  

   Matthias Naß:

   但我觉得他完全正确。

  

   Gunter Schubert:

   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全球责任,但另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自强,然后才能在有限的框架内帮助别人。但现在,在习近平治下,情况变得不同了,非常明显的是,中国更加有劲头。这与习近平的内政目标有关,与他要在国内稳定共产党统治的战略有关,所以他奉行非常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时期,外交服务于内政,相对来说是防御性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但是现在通过内部改革来寻找合法性越来越困难,因此试图通过强势外交来弥补合法性缺失。我认为,中国外交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决定的,现在外交越来越与国内变革过程中的问题相关。与此同时,如今中国也必须向外转嫁国内矛盾,比如输出产能过剩,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地区性途径,并且不可避免要走向境外。中国内部的讨论自身也试图为此提供一个概念基础,但总是一再抵制西方的苛求。到特朗普为止的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我们上同一条船,因为缺了中国的话不能解决问题。但中国却拒绝了,中国现在说,我们上自己的船,不上你们的船。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怎么共同解决问题吧。

  

   Matthias Naß:

   习近平2017年初在达沃斯的演讲,那是对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明确的承认。他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推崇自由世界,但现在你们却搞保护主义。习近平的讲话不能被解读为,将来西方应当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而是说中国也想按照西方制定的规则行事。

  

   Gunter Schubert:

   习是这样说的,但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讨论,因为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利益,他并不是说规则本身应全球适用。中国越来越多地谈论到,西方仍然坚守的全球规则,正被特朗普以反西方的方式终结。我想,对中国来说,始终不变的总是“中国优先”。在这一点上,美中对碰很厉害。现在中国正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孤立主义的方式,而是以谨慎但非常系统的方式,在亚非拉和欧亚大陆投资,定义利益范围,还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并不一定是在按照一个宏大计划推进,但是却遵循中国改革进程及其问题的内部逻辑。

  

   Herfried Münkler: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你的推断,那么中国人就在干一件魔鬼般的事,也就是说让自己陷入全球性普世秩序,并扮演其担保者角色。我认为,可能美国是英国之后最后一个那样干的国家。在目前阶段,美国的权力投射能力相对衰落了。奥巴马说过,我们不能同时、同等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部署力量投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太平洋区域,因为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未来在于太平洋,因而在安全政治上对美国更重要。至于大西洋区域,必须由欧洲人来照管。这就是奥巴马的战略。但是现在特朗普的方式完全不同,他原则上要抛弃这个全球秩序担保者角色,所以他系统性地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关系,因为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总是最强大的一方。这意味着美国告别国际秩序担保者角色,当然在政治理论上来说,观察这个进程是极为有意思的。

  

   Matthias Naß:

   是美国的衰落,还是美国自愿选择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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