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9-03-11 2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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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 (进入专栏)  

  

   编者按 佛教教育事关佛教生存与发展,是佛教的百年大计,各国各地区佛教界无不倾力关注。在新世纪之初, 中越两国佛教界、学术界的法师、学者聚会文化古城苏州,于9月17日至18日召开了首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围绕传统佛教教育的理念、二十一世纪佛教教育的展望等课题进行探讨。本期选登三篇会议论文,以供关心中国佛教教育的各界人士参考借鉴。

  

   笔者曾参加中国佛教协会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和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座谈会”,本文即据当年参加会议的论文[1]改写。十年过去了,中国佛教教育依然在困境中徘徊。可见,若不从思想层面反省,连操作层面的教材建设都不大可能得到顺遂发展。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等三类佛教教育模式,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本身并无优劣轻重之别,如果历史上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三种教育形式都有存在的必要。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困境与误区有四:(一)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二)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三)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四)评价权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佛教教育起着塑造教团主体并改善自身存在之外部环境的作用,涵盖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本文重申广义佛教教育圈的理论模型,概括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我认为,将此十六字方针展开,有必要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作重大调整。由此提出四大对策,试解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一)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四)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

  

   一、检讨三种佛教教育模式

   我们把佛教教育界定为: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经验、礼仪、制度,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2]。佛教教育属于宗教传播学与宗教组织制度的范畴,它是佛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部。佛教教育的终极指向,是唯证乃知的觉悟成佛,但其在社会中的表达方式,则属于运用言教的世俗谛范畴[3]。

   借用“藉教悟宗”这一禅宗术语,佛教教育是通过言教的途径,达到入佛悟境的教育目的。若把具有一定的师生规模,讲究一定的教学方式,作为界定佛教教育的基本要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存在过“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三类佛教教育模式。

   (一)译场讲学

   它主要解决印度佛学向中国传播这一时代课题,由此展开世界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本翻译。佛学义理的阐释,佛教知识的传递,主要围绕着佛经翻译进行。前期多由政府提供场地和资金,由精通三藏的大师选拔知识精英,进行课题任务编组。译经中的讲解、研讨过程,同时也就具备了学术薪火传承的教育功能。晋代鸠摩罗什主持国立译场,集名僧八百,有徒众三千,其规模几可比肩于现在的“国立大学”。唐代玄奘主持国立译场,精选助手二十三人,译经千卷,颇类似今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4]。清末杨仁山运用民间力量举办金陵刻经处,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基础。欧阳渐继承杨仁山事业,倡导“讲学以刻经”,为这一类型的教育模式作了精辟总结:“予,士也。予之所事,承先待后之事也。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事者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5]翻译虽然是这一类型教育模式的主要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佛教思想和知识的传递,适应于不同时代的时节因缘,必然会相应采取结集→阐发→翻译→刊刻的不同形式。

   把释迦的“至道”传播到社会、流传于后世,靠的是知识精英“士”。“译场讲学”是一种知识精英取向的教育模式,对佛教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建立在已经完成世俗教育,并具有一定程度的佛学素养之基础上的。自唐代开始,由国家的政治权威作评价保证的试经度僧制度,有如世俗的科举取士,政府只规定选拔的标准和主考经典,并委派官吏主持考试[6]。这种选拔制度不必管具体的教育过程,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自学考试。寺庙平时亦对行童进行世俗的儒典教育,但这不过是出家剃度前的“僧前教育”,只能算是开展正式佛教教育之前的“预科”[7]。“译场讲学”模式的优点是教育与课题研究紧密结合,人才培养的投入少而收效大;缺点是这种教育与课题任务紧密结合,没有确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教学体制。

   (二)丛林熏修

   佛教进入以儒教为国教的宗法制社会,始终面临着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中,佛教如何保持自己的出世品格和修证精神这一时代课题。太虚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把道安—慧远一系的本佛、宗经、博约、重行之风格,视为中国佛学的主流[8]。其教学风格是注重僧格的养成,身教尤重于言教[9]。佛教领袖人物对中国文化精神、世法与出世间法都有很高的素养,故能影响知识精英而激荡时代思潮。唐代由马祖、百丈建立的丛林制度,不仅对禅宗,而且对整个中国佛教都有殊胜的意义。“禅堂是禅宗丛林的教育中心,僧众的常课,便是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中略)当然,禅宗并非绝对不讲经说法。丛林的住持和尚亦时而在法堂正式说法,随时随地,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因事设教,并无定法的。”[10]

   丛林教育以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为价值取向,故能维持中国佛教命脉千年于不坠。注重修行实践是其优点,但其末流则走向束书不观,不学经教。故历代高僧大德都把解行并重、宗教兼通,作为培养法门龙象的标准。清初戒显针对当时宗门空疏顢頇之流弊,撰《禅门锻炼说》,仿《孙子兵法》十三篇,列举坚誓忍苦、辨器授话、入室搜括、落堂开导、垂手锻炼、机权策发、奇巧回换、斩关开眼、研究纲宗、精严操履、磨治学业、简练才能、谨严付授等十三项整理禅林、锻炼禅众的方法[11]。检验丛林教育的成果,是由得道高僧的信仰权威作为勘验评价的保证。然而,证悟成道是很难有客观标准的主观性体验。若教育目标对大多数教育对象成为难以达到的标准时,往往也就使教育过程流于形式,或者干脆降低评价标准,“冬瓜印子”乱许。在丛林中,教学年限及教育方式的漫无标准,加上师资水准的悬殊,亦造成学僧的巨大流动性。

   (三)专业院校

   清末民初,中国步入现代化过程,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佛教在更加广阔的宗教生态中,面临着如何回应强势的基督教挑战的时代课题。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具有面对庙产兴学等生存性危机重建佛教教团的意义[12],在文化教育层面上,亦有着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挑战的意义。基督教从神学院系统,到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通教育,办学既是教会发展的一贯传统,也是向外传播的主要途径。基督教兴办的学校,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和完备的教学管理制度,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形成极大对照。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第二种类型的院校,当前正在港台地区蓬勃开展。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俗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与社会、深入人间,看来已成为各办学单位的共识[13]。

   以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新式佛学教育,引进国外先进的宗教学和文献学等方法,借助各种语文训练及学科训练,从哲学、史学等角度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对传统佛学和经典发展作出了全新的诠释。“专业院校”是一种大众通才取向的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上,文化类课程占有相当比重。对教育成果的检验,事实上是由文化层圈中的学术性权威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教育模式的优点,是学制稳定,教学内容和方法可以延续,可操作性强,并与世俗学校接轨;缺点是容易受世俗教育的影响,造成神圣性资源流失。

   中国历史上的三种佛教教育模式,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三种模式本身并没有优劣轻重的分别,虽然在不同时节因缘下可有所侧重,但若历史上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三种模式就都有存在的必要。

  

   二、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误区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对佛教教育的理解和具体实施,几乎都局限于僧伽教育;在办学形式上,则几乎都是仿照世俗教育的全日制学校模式[14]。这种办学方式的效果已引起海峡两岸、教内教外学者的反省。迄1949年为止的全中国僧教育,释东初断言“可谓是彻底的失败”[15];从1948年至1991年四十三年中台湾佛教教育的成就,蓝吉富认为“仍然无法让人满意”[16];闽南佛学院前院长妙湛法师指出,中国大陆从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以后,“近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成才者寥寥无几,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17]笔者在十年前参加过“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二次会议,十年过去了,中国佛教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至今依然在困境中徘徊。这十年来的蹉跎表明,若不从思想层面痛下反省,即便连操作层面的教材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进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的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依然存在着“三资危机”:师资断层,资金短缺,资料匮乏。相比较而言,学术界更缺的是“有贝之财”,佛教界则更缺“无贝之才”。近年来,政府推行“科教兴国”国策,学术界缺“有贝之财”的困境将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而赵朴初先生十年前提出的“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18]这一现象,现在依然是阻碍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法不孤起,待缘而生。考察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佛教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中国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壮大了佛教的社会基础,也给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来蓬勃的生机;但整个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带来的价值失范,某些部门利用宗教谋取经济利益的政策失误与牟利行为,亦加速了佛教世俗化的过程。

   在政治领域,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政治民主化与政教分离的世界性潮流;但落实信仰自由政策在各地的不平衡,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错综复杂的关系,亦从左右不同方面,对宗教的正常发展造成障碍。

   在精神领域,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走下神坛的世俗化过程,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精神空间;但现阶段佛教状况因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宗教需求,导致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乃至邪教乘虚而入,与佛教争夺信徒。经济水准的巨大差异和政策失误,也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大量流向海外、境外,“马太效应”越演越烈。

   我们把当今佛教教育的困境与认识误区,放在经济、政治、精神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下考察,主要可归结为下述四点:

   (一)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

   社会各界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依然存在,教内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徒对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之认识暧昧不清,导致信仰淡化、缺乏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团组织软弱松散,世俗化倾向严重。在教不言教,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19]。这种状况的存在,模糊了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造成非僧非俗之政策导向,学修一体化和寺院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

(二)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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