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儒学的现代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2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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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熊十力一系儒家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核心命题,并且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看做现代儒学的基本使命。在牟宗三那里,这一命题在开出上的理论突破体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些阐释是富有创意的,但宗旨不离内圣外王的直接贯通。这是儒学无法完成的现代使命。从理论论证上看,良知的自我坎陷引发的歧义,证明其理论认受性程度不高。从政治实践上看,内圣与外王的分流而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定势。从既成经验上看,基督宗教与世俗政治各归其位,不仅没有改变各自的基本属性,而且让神圣事务与世俗事务得到更好的处置。“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应当是儒学完成道德与政治分流运行之现代蜕变的突破性标志。

   关 键 词:内圣  外王  道德  政治  现代儒学  Neisheng (inner moral cultivation  perfection)  Waiwang (outer wise political action  kingliness)  morality  politics  modern Confucianism

  

   儒家始终面临一个“何为儒家”判准的问题,这让一切自称是儒家的人不得不承受是否儒家的划界压力。在熊十力一系儒家那里,“内圣外王”是判断一个思想家是否属于儒家的基本标准。因此,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思想位阶的提升,与内圣外王直接贯通的论证,以及“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承诺,构成熊门儒家社会政治儒学论说的三个重要论题。当牟宗三以坎陷说来打通现代儒学之内圣向外王的通道时,一方面呈现了一个精巧的论证,另一方面则构成一个论证僵局。现代儒学之为“现代”儒学,恐怕得像现代西方那样,全方位落实“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相应地就是“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这样才能促使古代儒学真正华丽转身为“现代”儒学,实现儒学的现代突破。

  

   一、内圣外王的儒家领承与思想位阶

  

   内圣外王在现代儒学的论说中越来越吃重。不少论者同意,这一命题已经构成儒家是否儒家的判断标准。一些论者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但赞同与反对的言说,一物两面地凸显了这一论题在现代儒学中的核心地位。

   在儒家思想史上,内圣外王并不是儒家的原创思想命题。这是来自于《庄子·天下》的一个命题。“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①这段话对人们理解内圣外王的原初所指非常关键。一者,内圣外王乃是天下大治之道,一旦天下大乱,便远离内圣外王目标。二者,内圣外王可谓是真(万物之理)、善(古人之全)、美(天地之美)并举之道,一旦三者有所缺损,就失去了它的完备含义。三者,内圣外王存于统一的王官之学,倘若落于百家纷争的民间之学,也就很难窥见它的全貌。

   这些意旨,在《庄子·天下》的另一段话中,有相当明确的表达。“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②这段话明确告知人们,“周礼尽在鲁矣”之地,传统饱学之士是最了解内圣外王之道的地域与群体。可见,一方面,诸子百家都在内圣外王之学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裂变后的各家相比而言,内圣外王不是道家之学的称谓,而是儒家之学的别名。这就为后来将儒家与内圣外王直接联结起来预示了进路。

   但在整个古代时段,后起儒家并没有直接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一思想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直至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门兴起,内圣外王才被视为儒家的核心命题③:一者,熊门儒家自觉将之领承下来,拒绝别家的分享企图,使之成为儒家专美的主张;二者,凸显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以之整合儒家思想,换言之,其思想位阶明显高于儒家其他所有思想命题;三者,以之作为儒家道统传承的判准,承诺内圣外王是为儒家,否认内圣外王则划出儒与非儒界限。

   从现代中国思想史传承关系的视角看,内圣外王的命题之得到推崇,始自熊十力,盛于牟宗三。前者对内圣外王之道的现代阐释,贡献有四④:

   一是将内圣外王直接作为自己阐发儒家思想的主旨。“昔吾夫子之学,内圣外王。”⑤这是对孔夫子创立的儒家之学在基本宗旨上的凝练概括。比之于梁启超用修己治人与内圣外王两者关联起来做出的相关概括,主旨更为鲜明,概括更为简练。

   二是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独会心门的发明,凸显诸家对之完全相隔的思想境界差异。“庄子以内圣外王言儒者之道,其说当本之《大学》。然内外二字,但是顺俗为言,不可泥执。《大学》经文,只说本末,不言内外。后结归修身为本,修身总摄诚正格致以立本,由身而推之家国天下,皆与吾身相系属为一体,元无身外之物。但身不修则齐治平无可言,故修是本为齐治平皆末。本末是一物,如本质根为本,其梢为末,元是一物。不可剖内外。通乎本末之义,则三纲、八目无论从末说到本或从本说到末,总是一个推广不已的整体,不可横分内外。”⑥仅从文字表述上看,似乎与熊十力的前一归纳相矛盾。但分析起来,熊十力并不是要否定内圣外王是儒学宗旨,而是在强调内圣外王必须以本末相融的修齐治平儒家元义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就将庄子的内圣外王命题既转换为儒学命题,又将庄子的这一命题内涵彻底儒家化,从而避免了儒学以内圣外王凸显儒学宗旨的尴尬。

   三是将内圣外王视为可以作分别观的理念,从而给出了阐释内圣外王的方便进路。“孔子之道,内圣外王。其说具在《易》、《春秋》二经。余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即《乐记》)皆此二经之羽翼。《易》经备明内圣之道,而外王赅焉;《春秋》备明外王之道,而内圣赅焉。”⑦这就不仅将儒家元典以内圣外王主旨区分出了主次有别的不同层次,而且将内圣外王所依托的经典及其宗旨之贯通关系明确地突出出来了。

   四是将外王学的阐发直接与现代民主体制挂钩,指示了内圣外王的现代政治方向。“孔子外王学之真相,究为何种类型?其为拥护君主统治阶级与私有制,而取法三代之英,弥缝之以礼义,使下安其分以事上,而上亦务抑其狂逞之欲,有以绥下,将以保小康之治欤?抑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欤?自汉以来,朝廷之宣扬,与社会上师儒之疏释或推演,皆以六经之学,属于前一类型。余由礼记中之礼运篇而详核之,已发现其削改原书,如前说讫。即由礼运之书被改窜,而可判定六经外王之学,确属后一类型。由其反对当时大人世及以为礼,即是不容许统治阶级与私有制存在。其于社会大不平之唯一祸根,见得如此分明,说得如此得当,非天纵之圣,真有与民同患之心者,其能若是哉!”⑧这就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直接解释为与现代民主相通之学,其转换传统的内圣外王为现代的民主体制之心昭然若揭。

   熊十力对内圣外王的论述,总体上与梁启超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所论更为系统,联系现代政治更为自觉和紧密。差异在于,熊门弟子对内圣外王倾注了更多学术心血,使之真正成为现代儒家辨别是否儒家的基本标准。如果缺乏熊门弟子的后起论述,作为儒家核心命题的内圣外王,很可能就达不到它在今天儒学中的核心程度和理论高度。为此,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看,儒家内圣外王这一核心命题的归纳与论证,属于现代儒家转借道家术语而来,这是一个显见的由儒家领承道家命题的思想转换尝试。不过,一旦明确儒家的核心命题是内圣外王,并且在得到系统阐释以后,这一命题就上升到是否儒家的判断标准的最高思想位阶。只是在儒家那里,内圣外王的思想转换与原创阐释才达到相得益彰的状态。二是内圣外王之被视为儒家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现代思想史事件,而不是一个古代思想史事实。尽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自汉儒家独尊以降,内圣外王已经成为儒家核心思想,但自觉将之视为儒家核心命题,并对之进行富有理论意味的阐释,则是现代儒家的思想创制结果——这是儒家与时俱进、呈现其现代转向的思想尝试结果。

   为什么在现代以前的儒家,没有如此鲜明地强调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儒家在一种自然而然的内圣外王氛围中实践着这一理念。他们在汉以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治氛围中,将诸子百家之学纳入儒家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既无须紧张地辨认儒家与诸子百家之间的界限,也无须以一个核心命题作为聚集儒家力量的精神旗帜。只有在丧失了实践内圣外王理念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它才成为一个需要凸显出来加以阐释的学术命题——在思想上,辨析儒家与诸子百家、儒家与新近传入的西学之间的界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任务。否则,儒家就很难在“判教”的基础上,稳住久已松动的阵脚,并且为儒家聚集现代资源。而在急遽的社会政治转型中,儒家究竟能不能发挥它的积极引导作用,也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在人心不稳、政治动荡之际,道德的重整需要以修己的内圣功夫来补强,政治的秩序需要以外王的功夫来落实。这就是熊十力、牟宗三及后学着重强调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的动力机制。

   现代儒学何以要将内圣外王提升到判断是否儒家的基本标准的最高思想位阶呢?这是因为,现代儒家在学理上要涵盖古代儒学学理,同时又要对中国的现代转型做出相应的学理回应。在他们尤其是熊门师生看来,唯有内圣外王可以实现贯通古今儒家、回应传统和现代流变的学理建构与社会政治实践相互对接的目的。一方面,古代儒家的基本纲领即三纲八目不外修己与治人两端,这正是熊十力(及梁启超)对应内圣外王凸显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现代儒家要发挥重整人心、供给秩序的作用,必须同时在道德与政治两个领域着手,足以贯通两个领域的内圣外王命题,正好凸显时间意义上的现代儒家展现其规范意义上的“现代”特质的功用。因此,内圣外王之成为熊门辨别是否儒家的基本标准,也就是成为儒家最高位阶的思想命题,便可以得到学理与现实两者的强有力支持了。

  

   二、坎陷说与内圣外王证成僵局

  

熊十力对内圣外王的推崇,得到熊门弟子的自觉认同和有力论证。自觉认同,表现在熊门弟子对乃师的儒家之为儒家的内圣外王判准的虔心认取;有力论证,表现在熊门弟子尤其是牟宗三对内圣外王命题的丰富内涵的揭橥,以及对内圣如何通向外王颇具巧思的论证。无疑,在梁启超、熊十力那里,内圣外王主要是作为提炼儒家核心命题的方式而凸显其重要性的。即便熊十力借助佛家的“一心开二门”来帮助人们理解内圣外王宗旨,但从总体上讲,他并没有致力于求解修己通向治人、内圣通向外王,究竟是直通或曲通、打通二者需要设定什么先决条件的理论问题。因此,内圣外王在他们那里,还是以一种古典形态,也就是以直接陈述式的思想命题而被提出来的。尽管它可能反映了古代儒家思想的特质,也可能作为儒家回应现代挑战的进路,但这一命题的复杂含义还需要加以揭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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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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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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