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乐坤:安宁利益的类型和权利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23: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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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乐坤  

   【摘要】 侵害安宁利益的事实类型有信息媒介侵扰、不可量物侵入、观念妨害、“凶宅”侵害、惊吓损害等。欲实现对于自然人安宁利益的充分保护,须摒弃既有的法定人格权比附保护模式。在我国民法典之人格权编中将安宁权增设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以摆脱相关司法实践中人格利益保护不力、权利依据不明等适法困境,回应审判实务对安宁权概念的确认,满足信息时代民众加强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安宁权应被概括为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免受不当侵扰以及免于纯粹的精神伤害的具体人格权,其与隐私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法益、相邻权均有不同。

   【中文关键词】 安宁利益;安宁权;具体人格权;权利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社会生活关系的密集化使得个体安宁利益遭受侵害成为可能,现代信息社会对人们活动领域及活动方式的拓展则加剧了这种可能,因而,自然人安宁利益保护问题理当得到应有的立法关注和处置。在如何保护自然人安宁利益问题上,我国学界目前所做的专门研讨甚为少见;虽有个别学者早已述及安宁利益独立成权的问题,[1]但多数学者仍习惯于将自然人安宁利益视作隐私权的内容加以讨论。相应地,在司法实践中,亦多有法院按照隐私权的解释思路实现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保护;且在我国现行法确立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以前,由于受《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指引,有法院甚至将自然人安宁利益纠纷案件归为名誉权纠纷案件加以审理。实际上,安宁利益与作为隐私权核心内容的私域信息保密利益以及名誉权所要保护的客观名誉利益均不能等同,在既有的具体人格权框架内解释和植入安宁利益,均会限制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充分保护。

   全面而充分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各项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已成为我国民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为了实现对人格权的充分保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例编纂上,部分学者关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呼声由来已久,[2]这一立法建议亦被《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所采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将人身权(人格权)与财产权并列,予以强调保护;[3]亦说明人格权保护已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充分保护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将成为未来民法典编纂不可回避的基本取向。在此背景下,跳出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既有解释路径和保护框架,以充分保护自然人安宁利益为宗旨,对实践中侵害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情形予以类型化梳理,以此为基础论证对安宁利益进行权利化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二、安宁利益侵害行为的类型化

   立足侵害形态的典型性和法律救济的必要性的标准,可将侵害安宁利益的主要事实类型归纳如下:

   (一)信息媒介侵扰

   信息供给与消费是正常社会交往的必经环节,但若信息供给违背接受者意愿而侵入其私领域,则会造成对安宁利益的侵害。此类侵害多通过电话、广告传单、短信、电子邮件、各种APP和RSS等方式进行,是为信息媒介侵扰。依加害人行为目的不同,信息媒介侵扰可被区分为商业经营性的和非商业经营性的。[4]欧美国家司法实务关注较多的是企业经营者的商业广告扰民纠纷案件。德国联邦法院在同类案件(BGHZ 106,299)的判决中声称:“依现代社会生活及市场经济运作,发送广告传单,固属通常,但住宅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张贴告示,拒绝于其信箱投入广告资料时,对于继续投入广告资料的广告者应有不作为请求权,盖其违反侵害他人不接受广告的自主权”;“广告者应采取可能的法律或其他必要措施,以防止对被害人的侵害”。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车辆广告妨害纠纷的裁判中,同类案件的加害人强使他人接受信息的行为(Aufdrigen von Informationen),被认为使他人成为“被掳的听众”(Captive audience),侵害了他人“拒听的权利”(Right not to listen)。在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58年(才)1022号判决中,就原告乘客因不堪忍受长期被迫收听地铁的商业宣传广播而要求被告停止广播并支付慰抚金的诉请,尽管三审法院立足宣传广播之确保地铁安全运行的正当价值给予了否定,但均于裁判说理中认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原即享有不见不想见之物,不听不愿听的声音这一类的自由”。[5]

   信息媒介侵扰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侵害安宁利益的常见形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在各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信息媒介侵扰已经成为侵害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最大“杀手”。笔者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之“司法案例”子库中分别以“安宁”、“不可量物”、“垃圾短信”、“骚扰”为主题词进行全文同篇搜索。在搜得的107件有效案例中,信息媒介侵扰类安宁利益纠纷案件是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的2.45倍;商业经营性侵扰安宁利益案件是非商业经营性侵扰安宁利益案件的2.57倍;在这些信息媒介侵扰案例中,侵害安宁利益的典型行为主要包括:1、商家误登电话号码致使居民生活受严重侵扰的行为。如“李跃娟与沈英琴侵扰生活安宁权纠纷案”(下称“李跃娟案”)、“宋淑兰与为您服务报社侵犯安宁权纠纷案”(下称“宋淑兰案”)[6]和“李某某诉超市侵权案”(下称“李某某案”)。[7]2、通信经营方擅发广告短信侵扰用户的行为。如“阮益泳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侵权案”(下称“阮益泳案”)。[8]3、非商业性的电话、短信侵扰行为。如“倪某某诉陈某某隐私权纠纷案”(下称“倪某某案”)。[9]对信息媒介侵扰的防治是我国当下民众安宁利益保护所须面对的首要任务。

   (二)气响等不可量物侵入

   气响等不可量物侵入是侵害安宁利益的传统形态,常发生于相邻关系场合,主要表现为环境噪声、恶臭气体、振动、电磁波等不可量物对住宅安宁的侵扰。在横田基地噪音公害诉讼案(飞机夜间离、着陆的噪音扰民纠纷)中,日本司法实务创设出保护居民环境安宁利益的人格权——“平稳生活权”,其目的是以人格权保护作为公害防止请求权的依据。此后,关于环境污染设施的各种侵害防止法案,多以“平稳生活权”作为依据。在日本,该权利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环境公害、频繁的电器使用、街头宣传车及扩音器、暴力团体的事务所等。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3年台上字第164号判例中,针对居民楼增建机房内配置的冷气压缩机发出的超越一般人社会生活容忍度的噪音扰邻行为,法院将其界定为“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宁之人格利益”的行为,进而否定了原审法院依有关相邻关系禁止气响侵入之规定拒绝支持原告赔偿精神损害的裁判逻辑,支持了原告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请。此例被认为超越了传统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具有创设性意义。[10]在美国,安宁利益作为隐私权的客体,其司法保护甚至扩展至家庭成员间、雇主在工作场所对其雇员、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对他人的安宁侵害纠纷场合。[11]

   在我国大陆地区司法实务中,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占有全部安宁利益侵害案件约1/3的比例。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法院多以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为依据,按照物权损害救济思路予以处理,对于当事人就其中人格利益损害提出的救济诉请则不予支持。亦有法院对此类案件中当事人安宁利益救济诉请持支持立场。在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中,侵害安宁利益的典型行为主要包括:1、铁件加工厂噪声扰邻行为。如“杨寒秋诉第三航务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噪声污染致精神损害赔偿案”(下称“杨寒秋案”)。[12]2、开发商于居民楼内安装自来水增压设施所生噪声扰民的行为。如“朱玲诉沁阳市金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为排除妨碍纠纷案”(下称“朱玲案”)。[13]3、承租户在出租屋内加工钢材所生噪声扰邻行为。如“荆某与姜某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上诉案”。[14]

   (三)观念妨害

   在英美法有关私人妨害的制度体系中,相对于相邻关系场合下对土地、房屋造成的物质性侵害而言,另有一种无形损害概念被称为观念妨害。观念妨害指发生在相邻不动产之上的不雅观的或者审美上令人反感的行为对不动产权利人造成的反感、不快等主观妨碍。在观念妨害中,邻人的不雅观行为妨害了不动产权利人使用不动产时本来不应当被剥夺的美好感受,构成对不动产权利人居住安宁利益的侵害。例如生活中出现的裸居扰邻事件[15]即可被归入观念妨害的范畴。在英美法中,一般的观念妨害不构成妨害,不会导致禁令救济;只有极端的观念妨害才会受到禁止,如在邻地上开办妓院、性用品商店、火葬场等。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观念妨害制度,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情形往往通过“视觉卫生权”的概念加以规范。“视觉卫生权”作为一种尚未法定化的人格权,亦谓要求避免使自己看见某些不洁、不雅或者其它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或物体的权利。[16]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医院因太平间选址距离民居太近被法院判令择址另建的案例。[17]在笔者看来,观念妨害制度、“视觉卫生权”旨在维护人们日常生活中本即享有的不见不想见之物的自由,其所指向的客体仍是自然人所应享有的安宁利益。

   (四)“凶宅”侵害

   住宅吉祥与安宁是我国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心理,是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相连结的特有价值观念和取向。住宅内若有死人事件发生,该住宅即会被视为“凶宅”,成为人人忌讳接触之地。权利人的住宅吉祥与安宁利益是为我国司法实务所认可的。比如在“汪习国诉李光枢因装潢工死于正在装修的新房中请求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案”中,两审法院均认为:“根据我国理性人的一般心理规律,在一房屋中发生自杀、他杀或其他类似重大事件,该房将被视为‘不祥之地’,对居住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精神活动必然产生障碍,不可避免地会使居住人心理上产生恐惧、焦虑、沮丧、抑郁等不良情感,致使居住人精神痛苦。该种在民间普遍存在的朴素情感,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范,可以认定为民法上的‘善良风俗’,应受法律保护”;进而认为装潢承揽人因未尽到妥善管理装潢施工人员与施工现场的义务,对新房内装潢工人死亡致房主精神损害存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二审法院还特别撤销了一审判决,明确支持了房主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18]在“胡京树诉临沭县苍马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西盘村村民委员会物权保护纠纷案”中,案外人在租赁房内病死事件对房屋居住及变卖价值的减损影响亦得到了法院认可。[19]另在“洪某诉王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0] “肖某等诉杜海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1]中,卖房人未及时披露“凶宅”信息,已被法院确定为买房人撤销房屋买卖合同的事由。可见,在涉“凶宅”类的案件审判中,房屋权利人的安宁利益损害已表现为某种纯经济利益的贬值损失。

   (五)惊吓损害

   惊吓损害的概念源于英美法中的“nervous shock”。冯·巴尔教授则将其界定为一种“介于死者近亲属丧失生活乐趣、歇斯底里反应和严重情况下甚至是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突然、剧烈的情绪震动”(schocksch?den)。[22]在我国民法著述中有不同的称谓,其基本含义是指由加害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对直接受害人或者第三人造成的有精神疾病或其它严重后果之表征的极度而突发的精神打击。[23]此种损害所侵害的客体是自然人保持其生理与心理机能正常、平和且不受严重刺激,具体人格权之外的精神利益。[24]学理上依惊吓损害的受害人不同,有直接惊吓损害与第三人惊吓损害之分。

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亦不乏惊吓损害的实例。例如杨立新教授曾举有一例:浙江省仙居县人杨中兴于1990年5月收到一封电报,电报称:杨中兴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工作的哥哥被汽车撞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杨家父母得悉此情,悲痛万分,立即从浙江乘车赶到呼兰县,结果见杨兄安然无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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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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