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走廊、经济带的规划与建设，实际上就是进行新的经济布局，“通过把地区间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1]这样，经济格局的变化为相关省市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利益基础，将极大改变由于地方利益竞争而相互拆台、以邻为壑的情形，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将显著增强，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也将极大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边疆内地在经济上的一体化。

　　 2.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推进边疆内地社会文化一体化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人群的跨区域流动，内地汉族前往边疆往往意味着新的更好的机遇，边疆少数民族前往内地虽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但更多是在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上的挑战。在边疆地区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宗教、地域等为主要联结形式，由此形成了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离开边疆前往内地，实际上是离开这些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共同体”而进入一个基于利益而结合、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十分不同的城市社会，少数民族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交往的往往都是非“共同体”的人群，而且交往互动的方式也不是基于情感与传统而是以理性的利益为目的。缺乏相关技能以及语言、习俗等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使得某些少数民族个体陷入失落，也可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当这些情况出现时，往往就寻求自己所从属的“共同体”成员的帮助与安慰。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社会，都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应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对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认知与政策实践。在多民族全国性混杂分布以及社区中多民族混居逐渐成为主要趋势的情形下，认知与制度上的二元区隔成为引发民族间利益矛盾、文化冲突并阻碍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需要从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来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从根本上形成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而“一带一路”在一定意义上为打破这一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了重要动力，将极大改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疆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

　　 3.强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治理一体化

　　 风险源头在外并与境内有复杂的关联，这对风险的管控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风险的进入特别是“三股势力”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与群体冲突，不仅会造成社会恐慌，而且还会对民众造成持久性的心理创伤，从而影响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要加强对各种风险的管控与治理。其中，由于非传统风险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并且影响波及范围极为广泛，因此要重视区域协作与协同，建立起以一种跨越边界与领域的跨域治理模式，“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22]形成区域治理的一体化，特别是避免在风险与防控的治理上出现行政区划之间互筑防线、以邻为壑的情形，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甚至规避风险，防止暴力恐怖活动与群体冲突的发生。

　　 此外，由于境外风险特别是暴力恐怖活动总是以某种民族或者宗教的名义出现，人们往往将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与特定宗教联系起来，就容易对某些民族、宗教贴标签，形成对某些民族甚至地域刻板印象与“污名化”。因此，在宣传教育中，要加强普及民众对“三股势力”认识，使其认识到暴力恐怖活动与民族或宗教没有必然联系。这样才能防止风险影响的扩散与次级风险的发生，从而为“一带一路”的实施与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4.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内地认同一体化

　　 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认同的一体化，边疆内地一体化也要以推进认同一体化为主要目标。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区域联结等自发的过程，而且还需要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对一体化意识的自觉塑造，特别是要形成“各民族个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及其相联系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可、接受和热爱”。[23]因为一体化不仅表现在边疆与内地在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上的密切与频繁上，而且还突出体现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彼此依存的情感上，而后者更具有根本意义，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塑造而强化地域的联结。而认同一体化则是需要进行培育与塑造，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带一路”推动着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跨区域流动，从传统联结的“共同体”走向理性导向的社会，这些都可能在其认同意识上产生重要影响。在利益受挫或文化冲突时，往往就诉诸原有的“共同体”寻求支持与慰藉，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化了其民族认同或宗教认同，甚至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与冲突。此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3]而这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民族共通之处或者共同性为前提的。“能够促使多个平等的民族主体凝聚成更高级别的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性因素，必定是各个民族主体一起共同拥有的，这种共同性才是凝聚的基础”，[24]而这种共同性也就是边疆与内地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上的反映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过程，这里不展开论述，其中对于边疆内地一体化而言，除了需要强调经济联系、民族互动、文化交流等自发的进程之外，还需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塑造边疆内地多民族在认同上的一体化。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与必然要求，是伴随着国家建构与发展的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边疆与内地逐渐一体化的历史。行政建制、边疆开发、帝国统合、对口支援等都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在空间指向上，这些举措基本上将边疆视为边缘，将边疆内地一体化视为是从内地向边缘扩展的过程，存在路径与成效上的不足。当前所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而且与以往所有举措不同，“一带一路”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视野，将中国置于一个跨越欧亚的网络之中，将中国边疆置于境内外互动的链条与体系之中，从而促进边疆地区与包括内地的广大区域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

　　 “一带一路”为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壁垒与无序竞争、民族跨区域流动与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内外风险交织造成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等，这就需要采取对策予以应对，应该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在区域整合中的作用，推进边疆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建设适应“一带一路”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推进社会文化一体化，加强风险的跨区域管控与治理以实现治理一体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与内地认同一体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带一路’是横向的嵌入式互动，强调的是各个组织、族群、行政区划、社会、团体在横向历史上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融合和发展”。[3]因此，“一带一路”所推动的边疆内地一体化，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向边缘区域的政治经济延伸与文化教化，更不同于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边疆开拓与扩张，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与征服，而是持一种平等与交互的理念，将边疆置于一个跨区域网络中的平等地位，着眼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与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样，边缘的去边缘化、边疆的非边疆化，以及跨越不同区域的交流与互动，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持久动力，这也是“一带一路”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①姚大力先生将这种边疆与内地的统合提升到国家建构的高度，并将之称为内亚“边疆”帝国体制。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