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0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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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春  
文化交流将更加深入,这将极大推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2.互联互通与边疆内地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不仅致力于境内与境外的联通,而且也指向国内各个区域之间联通的顺畅与联系的密切。整体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西北民族省区与中原腹地串联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将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民族省区与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协同起来,[10]而长江经济带则将“一带一路”的两端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内外联通、东中西互动合作、对内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这事实上就是将中国的西北腹地与东南诸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贯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11]边疆与内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联系在一起,中国国内经济格局将被重新塑造。

   以互联互通为基本理念,“一带一路”将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政策、区域协调、行政协作等方面,“通过把地区间的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以往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自由流动,形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11]这样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与内地之间经济交流范围将更广泛,频度更高,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大大推进。

   3.民族交往与边疆内地文化一体化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交流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多民族互动、多宗教交流的民族文化走廊。而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内地民族间的交流,从而推进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一体化。

   随着边疆与内地间频繁的经济活动,人群之间的跨区域流动也将增强,很多少数民族离开自己世代生存的边疆地区,前往内地寻求机遇与发展,而内地的汉族也前往边疆地区进行经济等活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群就从“背靠背”进入“面对面”的交往状态,[12]日常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与深入。从短期来看,民族间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而出现一些矛盾与冲突,但是长期来看,将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而且,随着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加强,将强化多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以及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从而推进认同上的一体化。这样,文化与认同上的差异化与统一性就辩证联系起来,形成“心连心”的认同格局。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边疆内地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边疆内地一体化在直观意义上表现为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一体性,但是在内在机理上则是指向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空间耦合与社会整合。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空间耦合实际上就是以“廊”“桥”“路”“带”的轴线及其扩展形式来实现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也就主要着眼于促进各种要素在这一空间形态上的流动。因此,畅通流动是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沿着“廊”“桥”“路”“带”的要素流动遭到分割、迟滞、隔膜,那么区域间整合就会面临着重重困难,边疆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也会遇到诸多问题与挑战。

   1.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壁垒与同质无序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相关省市就纷纷根据自身的优势寻求定位,但是大多注重考察本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探讨如何借助倡议为自身带来何种经济利益。[9]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出台,相关各省的竞争变得就更加激烈,纷纷争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节点区和桥头堡等定位。具体表现为,各省市从自身地方利益出发,寻求获得中央的政策、资金与资源,与相邻各省形成竞争关系,在项目投资、经济合作、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缺乏合作与协调,造成无序投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反映在地方政府对区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行政性的不合理干预上,它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市场封锁”。[13]这凸显了“一带一路”在国内互联互通上所面临的阻碍以及国内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困境。

   “一带一路”以“廊”“桥”“路”“带”的形式来促进各项要素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仅仅实现了外部的联通,而在内部相互竞争、以邻为壑,那么不仅不符合“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精神,也无法达成“一带一路”的长期目标。但是目前来看,国内各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定位与实践上存在着发展战略缺乏协同、定位难以互补、路径缺乏差异性等问题,[14]集中表现为行政干预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区域整合而言,则是意味着增加了障碍,阻碍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市场分割、无序竞争实际上严重阻碍着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就是阻碍着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并将滞缓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这说明国内各省市面临着地方政府间关系整合的难题,也说明了建立“一带一路”相关省区之间协作机制的必要性。

   2.多民族跨区域大规模流动中的利益竞争与文化冲突

   “一路一带”倡议在空间上跨越并联结边疆与内地,推动各种要素沿着“廊”“桥”“路”“带”的轴线跨区域双向流动,这其中也包含着人群流动与文化交流。边疆与内地多民族跨越区域流动并产生互动,成为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力,将促进边疆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但是,由于民族间语言、宗教、文化上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在日渐频繁的日常经济交往与社会文化交流中产生利益矛盾与文化冲突,这成为阻碍边疆与内地区域整合的重要障碍,从而影响到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

   “一路一带”推动着边疆与内地间各民族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随着内地企业在边疆地区的投资等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内地的汉族也将更大规模地涌入边疆地区,由于内地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往往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边疆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占用了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往往会引发利益上的竞争与冲突。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也更多地前往内地城市谋求发展。由于语言与技能的原因,少数民族在内地的谋生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只能从事一些技能含量低的工作,而在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上,由于语言、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的原因,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的交往比较有限。随着“一路一带”的推进,无论在内地还是边疆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与互动更加频繁,民族关系问题不再是民族地区才有,而日益成为全国范围的社会关系及问题类型。但是,现有的制度政策、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正如马戎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存在另一类‘二元结构’,即是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一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同样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同样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15]因此,也是对中国社会一体性的变相分割。因此如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为少数民族在内地的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创造条件,是“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3.内外风险交织引发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

   经济全球化也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风险超越国界交叉蔓延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将中国与相关国家联通起来,不仅加强了境内外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而且境外的诸多风险也随着互联互通而进入境内。外来风险进入实际上意味着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为从“结构性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16]这些境外风险首先在边疆地区制造事端,但随着边疆与内地之间联系的加强,集中于边疆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将进入内地,这样境外风险的进入与风险的内地化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罪魁祸首。这不仅影响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整合与一体化产生十分负面的迟滞效应。

   境外风险的进入及其引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边疆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有学者指出,“‘边疆’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像,有被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治与社会叙事淹没的风险”,“主流社会对于边疆的印象,渐趋负面化,‘边疆’似乎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难以治愈的痼疾”。[17]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对恐怖暴力的恐慌,内地个别地方曾对某些少数民族的住宿、乘车等方面采取了不信任与戒备的错误做法。这将弱化民族之间的信任,使得民族间的偏见加深并形成隔阂,在心理与情感上造成难以消除的创伤。

   而且,由于对风险的恐慌,在风险应对与治理上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与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争夺政策、资金与资源一样,在面临着风险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个别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强化边界阻隔、严防死守的做法,表现出鲜明的行政区划本位色彩。这不仅不利于消除风险存在的土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其留下了生存空间,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四、“一带一路”视域下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则需要战略与政策来推进。与历史上大部分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路径与举措不同,“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超越一国范围跨区域的行动,这使得边疆成为联结内地与境外的中心,将极大推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但是,在此背景下,边疆内地一体化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克服困难、化解风险、积极推进。

   1.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的区域整合作用,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旨是促进互联互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应该是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但在现实中,国内相关省份之间基于地方利益展开同质竞争,形成基于行政区划的以邻为壑,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影响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进而波及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国内区域、省际的协作机制,形成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经济格局。但在区域间协同与合作机制还不完善、省际同质竞争依然激烈的情况下,就需要跳出行政区划的范围,基于地理形态与经济要素的分布与流动展开跨区域的整合,其中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经济圈的对接与联通。

在历史上,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就扮演着经济走廊、民族文化交流通道的角色。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就特别强调了民族走廊的特殊作用。他指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18]走廊是板块之间的过渡地带,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在沟通各个板块并使之形成一体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19]历史上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走廊在联通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沟通国内区域间的联系、重新整合国内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带、走廊、通道的作用。长城、民族走廊在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长江经济带的规划与建设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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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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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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