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祥 王杰: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9-03-05 0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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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祥   王杰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关 键 词:社会工作  话语体系  话语构建  本土化  理论自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成为政学两界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自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规模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321所高等院校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70所高职高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科,其中具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MSW)授予权的学校有104所,社会工作专业每年毕业学生近3万人。通过职业水平考试、高校教育和专业培训,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近50万人。①社会工作日益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容忽视的学科专业和社会力量。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话语体系构建日益迫切。在本土情境与西方话语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纷乱复杂,尚未明晰。因而,开展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对于推动理论自觉、发展本土社会工作、增强国际对话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话语(discourse),原为语言学的概念,意为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话语本身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受到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的研究发人深省,引领了话语研究的风潮。在福柯那里,话语不仅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或“可个体化的陈述群”,也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②。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受福柯思想影响,强调话语与社会的互动,“一方面,话语由社会结构组成,并受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在意义上说明、组织和构建世界。”③话语体系可以看作是体系化了的话语集群,是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表达系统,也是一种进行中的实践,与所在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构建。因而,话语体系包括概念、术语等表达方式等表面上、纯粹形式的议题,也包括“实体性”的内容④,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技巧问题,实质上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⑤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是对社会工作进行体系化表达的话语系统,是社会工作实践最突出的展示。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来自西方,在中国首先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用国际先进的经验来补充、改造我国的社会工作。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形成于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不能全盘照抄,必须加以本土化的改造。⑦相关学者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构建路径的陈述。王思斌关于社会工作需要更多“承认”⑧及“实践权”⑨的论述,反映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社会认可、话语权力的问题。社会工作理论建设、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等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相勾连。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⑩是社会工作学科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必由之路。(11)在此过程中,我国本土思想资源对于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具有重要意义。(12)我们应从学科体系建设出发,在吸收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本土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13)可见,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承认、实践权、理论建设、学科建设等议题,从不同的维度折射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某个侧面,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开启了难能可贵的先河。

   3.本文的分析框架。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一切与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外部语言学”排除在外,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语言内部的研究。(14)索绪尔的分类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其科学基础,但忽略了语言外部的影响,导致话语主体缺失。福柯强调语言的“外在性原则”,从外部作用、内部程序、主体控制三个维度对话语进行了分析,指出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15)本文借鉴福柯关于话语分析的维度,从外部权力、内部特征、构建主体三个维度,对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分析。外部权力,是从话语体系本身之外看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与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中西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关系以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力;内部特征,是从话语体系本身出发探讨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谱系与结构,包括其动态流变与静态构成,涉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与传播,也涉及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自身的构建原则;而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主体,则是探讨在本土情境下多重力量是如何构建形成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西格局与本土探索

  

   福柯深度阐释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话语即权力”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命题。与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相比,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处于何种地位,本土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如何,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中需要回答的首要命题。追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西渊源,是构建社会工作本土话语体系并逐步摆脱弱势地位的逻辑起点。

   1.中西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时空错位与话语制约

   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欧美,建立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制度,把社会工作看作似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国际性和普适性的专业(16),按照西方标准模式培养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阅读同样的杂志、学习相同的理论与方法。然而,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有其情境性与变动性,在不同的文化中内嵌着不同特质的话语传统。欧美国家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微观的“专业辅导和治疗”手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宏观“社会政策与制度安排”。(17)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先行,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蓝本。西方社会工作是在解决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随着社会变迁与社会服务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目前已经从关注弱势群体发展到了向全社会提供较为普遍的福利服务,从扶弱济贫扩展到精神治疗、戒毒、婚姻家庭等服务领域。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问题都表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形态。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西方社会工作出现市场化、去专业化的趋势,而我国社会福利水平还不高,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尚未完成,跟随西方社会工作商业化、去专业化的趋势,明显是不适宜的。中西之间发展阶段、社会环境迥异,造成西方话语与中国实践存在时空错位。

   西方社会工作因其自身的先发优势,话语体系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仍处在“引进”“学步”阶段,本土创造并输出到国外的知识较少,处于实质上的边陲状态。在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中,预先设定了什么是专业的,什么是非专业的,如何行动是适宜的,何种行动是被严令禁止的。这种区别和禁止,通过教育制度进行传递,内化为学习者的价值观,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西方话语的支配和约束。然而,我国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问题与西方都有不同,当西方话语与本土实践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往往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中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使社会问题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试验场。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解释能力。完全按照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指导我国实践,无异于削足适履。因而,必须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制约,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2.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专业取向与话语权力

   社会工作自滥觞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追求专业化的脚步。时至今日,社会工作依然缺乏独具专业特色的概念、术语和理论。社会工作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较多,自创的话语较少,并往往局限于社会工作学科内部,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弱势,是西方社会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主流话语,社会工作学科缺少发言权。近些年,尽管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效率优先等经济学话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成本—效益、效率等是重要的衡量标尺,“只花钱,不赚钱”的社会工作被视为效益不明显、效率较低、甚至是无用的。加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理论积淀较少,还未能针对中国问题提出较有影响力的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我国目前作仅有《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管理》两本以社会工作为名的专业期刊,相比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与从业者人数来说,专业刊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刊物的缺乏,也折射出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

   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可以归结为两点,即“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说得上话,是社会工作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办得成事,则是社会工作话语权力的间接影响。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能够被别人接受和认可,才会获得权力,进而获取相关资源与实践空间。目前看来,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还缺乏这种让人尊敬和信服的力量。作为舶来品和后来者,社会工作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原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中。(18)作为被嵌入领域的权威,医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街道的公务员等决定着社会工作者能否参与实践、如何参与实践。在这种情境下,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决定着社会工作者能否受到尊重与支持。在医院中,医务社会工作者需要使用会议室、投影仪等物质资源,还需要医院的宣传和支持等体制内资源,以及志愿者、协助者等体制外资源。实际上,由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弱势,社会工作者缺乏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无力感。在医院中,医生争分夺秒、救死扶伤,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社会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医务社工需要就自己的工作与医生沟通,常常纠结于“看到医生那么忙,总觉得会打扰到他”,其潜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医生那么重要”。社会工作者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争取基于专业理念的话语权力,成为社会工作者主动发声、突破话语困境的现实诉求。

  

   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断裂与空间区隔

  

西方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是建立在社会需求与慈善实践的基础上,《社会诊断》(1917年)的发表,开启了百年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化历程。《贝弗里奇报告》(1941年)的发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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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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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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