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19-03-03 00:54:28

进入专题: 司法裁判   释法说理   事实认定  

雷磊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司法裁判的规范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意见》已经认识到,司法裁判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推理或论证的过程,其目标在于追求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的统一,进而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裁判文书说理要符合基本要求(四个基本层面、四个基本原则),也要反映法律论证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它要同时在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层面上开展,进行符合证据规则的事实认定和正确的法律适用,恰当运用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意见》没有就裁判文书不说理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但通过对相关条款的解释,我们可以区分出事实不说理(狭义)、法律不说理(狭义)、事实说理不充分和法律说理不充分这四种情形及其不同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  司法裁判;释法说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后果

  

   司法裁判的规范化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审判权的恰当行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在推进司法裁判规范化的工作。例如,2009年10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明确了法院审理案件的主要裁判依据及其引用方式。2010年11月颁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通过指导性案例来实现同案同判奠定了基础。而从今年6月13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无疑对于司法裁判的规范化更具有整体上的指导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对该《意见》的内容、结构和尚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梳理。[1]但由于篇幅所限,言犹未尽。在此,想基于对《意见》的解读与反思,就裁判文书说理这一主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文章将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其一,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其二,裁判文书如何进行说理?其三,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类型及其后果为何?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阐述并不求全备,也无意去穷尽《意见》所规定的所有方面,而只是聚焦于裁判文书说理的核心问题。

  

   一、裁判文书为何要说理?

  

   不容否认,司法裁判的任务在于解决纠纷或裁判案件。但是,解决纠纷或裁判案件并非司法裁判之性质的体现。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司法之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论调解、仲裁,还是村落、家族内部权威者的“一言而决”,都是通过中立的第三方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途径。如果仅从效果而言,这些纠纷解决机制不见得比司法裁判来得差。因此,司法裁判的特点并不在于解决纠纷,而在于如何解决纠纷的方式上。

   简言之,司法裁判是一种说理来解决纠纷的活动。它不仅要告诉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于特定的纠纷,法院给出的判断是什么,而且要告诉他们,为什么给出了这一判断。司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2]在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具有终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纯粹的决断。论证在法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任何提出法律命题的人都被期待提出论据去支持它。[3]法官也不例外。即便自由裁量无法避免,法官也必须要给出裁判的理由。而给出理由就是在进行说理、推理或论证。司法裁判就是一种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或法律论证(legal argumentation)的过程。[4]所谓推理或论证,简单地说,就是举出理由支持某种主张或判断。[5]相应地,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推理,就是举出规范性理由和事实性理由来支持最终得出的具体判决。对此,有不少国家在立法上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荷兰宪法》第121条就规定,一份合法的判决必须明示判决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313条第1款也规定,裁决必须包括裁决所依据的有效法律条款、案件事实及裁决理由。在瑞典,根据诉讼法,一个法院判决必须包括控辩双方提交给法院的争议、法院对其判决或命令给出的理由以及判决或命令本身。我国法律虽无明确规定,但从指导性案例编纂中专门设立“裁判理由”这一部分就可窥见我国同样将法律推理视为司法裁判的核心内容。所以,有效的判决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法律依据与事实理由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合乎逻辑与情理的方式展现出从法律与事实推导到裁判结论的过程。

   司法裁判的性质不在于解决纠纷,也就说明它永远有着超越个案本身的价值目标。而裁判文书的说理(法律推理)就是为了追求或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意见》在第1条就阐明了裁判文书说理的目的,它可以被归纳为三点:一是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增强裁判的可预测性(增强裁判行为公正度、透明度,规范审判权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是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发挥裁判的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对此进行理论重述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司法裁判总体的目标在于追求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的统一。[6]其中增强裁判的可预测性是依法裁判的题中之义,司法公正是个案正义的固有内涵,而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则是两者统一所带来的效果。

   一方面,依法裁判是司法裁判的基础条件。法律推理并非单纯的实质说理过程,而必须要依据事前已经以权威性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范,即“法”来进行。司法裁判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运作方式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乃是一种“依(据)法裁判”。[7]司法裁判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法律论证活动,而且是一种依法裁判的论证活动。[8]依法裁判通常意味着两个方面:从正面讲,其一,法官的司法判决是建立在已确立之一般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的,它不是法官个人主观擅断或心血来潮的产物;其二,这种一般法律规范是事先已经向社会公众公布的,而司法判决又是这种已公布的一般性规范的产物,所以公民有预测司法判决之可能。从反面讲,依法裁判意味着尽量避免武断与肆意的裁判,意味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尽可能约束。武断与肆意的判决意味着裁判结论无需受制于任何一般性规范,而只需凭借法官个人的(在较坏的情况下)主观偏好或(在较好的情况下)良知与智慧作出裁判,典型如中世纪的决疑术。[9]这些方式未必会带来坏的结果,但却不符合现代司法裁判的价值诉求。首先,依法裁判意味着裁判者要服从立法者的权威,遵守权力分立的疆界。在现代社会中,“法”主要是立法的产物。为社会创制一般性规范不属于裁判者的任务,他的任务在于将立法已经确立的一般性规范适用于个案中。在今天,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之间的界限尽管开始模糊,但“法官受法拘束”的基本诫命始终在法学方法论上占有中心地位。司法活动必须以一个可供法官依循的客观法上的标准之存在为前提,通过依据该客观法标准而持续受到约束。[10]其次,依法裁判具有民主的内涵。在现代社会中,立法机关一般兼具民意代表机关的角色。这意味着,法律是由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的产物。法官在个案中依据这种体现民意的法律规范去裁断案件,也就意味着裁判结论并非法官个人的见解,而具备民主基础。最后,依法裁判能实现法的安定性。法律具有所谓的“形式主义”的特征,这恰恰是法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核心特征。[11]法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说之事本身就很重要,法律话语不仅仅是达成其所欲之事的手段。法律主要由规则构成,而规则运用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规则的话语,即使规则的话语有时看起来是错的或者与规则背后的正当化依据不一致,即使服从规则在某些场合会产生糟糕的结果。[12]所以,法律规范构成了司法说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它的限度与框架。这也是为什么《意见》处处将“释法”置于“说理”之前的原因。

   另一方面,个案正义是司法裁判的更高要求。正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Larenz)所说的:“(法学)所关心的不仅是明确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时也致意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13]司法裁判不仅要合法,也要合理,这就涉及到实质价值或道德考量。实质价值或道德考量是有一定范围的或受到限制的,它们应当是特定国家或地区中流行的或符合大多数人道德观念的主流价值观。也即是说,法官所援引的价值判断必须尽可能具备可普遍化的特征。换言之,也即是要符合这样一个要求,即法官“只许对这样的价值-义务判断作出主张,即当他处在所有相关点均与其作出主张时的情形完全相同的所有其他情形时,他也同样会做出完全相同的主张。”[14]在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中,有一部分属于制度化的价值,也就是得到法律制度化支撑的价值判断,这主要是指特定法治国家的宪法规定的一些该国家的公民都承认的、法律和公共权力应予保障与促进的实质价值,例如我国宪法的序言、总纲、权利与义务等部分所体现的价值。[15]其他一些则属于非制度化的价值,它们通常以“价值观”这种更为柔性的方式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这种非制度化价值的主要载体。《意见》第1条明确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目的之一。这也是对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落实。具体来说,它要求一方面要遵循法律精神和原则,实行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司法政策,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践要求,正确解释法律。[16]个案正义同样与一系列重要的价值相关,如追求正义(实质正义)、正确性原则、法的正当性等。

   司法裁判需要同时追求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司法裁判不能仅追求依法裁判。相对于法官而言,“法”就是一种权威指令,它是由立法者这一权威向法官下达的指令。这种权威指令尽管建立在民主立法程序与充分立法论证的基础上,但不能排斥由于照顾到一般性的要求而忽视例外情形的可能。盲目遵照法律规则而不问现实后果的是典型的命令思维,这与法官追求正义的形象并不相符。另一方面,司法裁判也不能仅追求个案正义,因为纯粹追求正义的是道德思维。司法裁判中的个案正义与一般的正义观念相比具有两个特征:一则它是具体正义而非抽象正义,二则它是法律正义而非纯粹的伦理正义。它大体上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具备规范基础。也就是说,法官的论证决不能只是纯粹的道德论证或价值诉求,而必须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寻找到规范基础(如一般法律原则)作为这种价值的支撑。二是要运用法学方法。即通过运用法律人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法学方法,保证裁判结论与主流价值或道德保持一致。三是要承担论证负担。也即是说,法官在超越依法裁判的层次去追求个案正义时,负有义务来证立他所采取的价值判断具备规范基础,此种证立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展开,从而使价值判断符合宪法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且可以适用于个案。[17]由此,才能在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可预测性与正当性、形式正义(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实质法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保持平衡。这也对裁判者的自我职业定位提出了要求:他既不能是在立法者面前无条件顺从的仆人,也不能是“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的冒险家,而应当是小心翼翼、谨慎冷静地在规则与价值之间来回穿梭和调和的“有思考的服从者”(德国法学家黑克[Heck]语)。

  

   二、裁判文书如何进行说理?

  

   (一)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

裁判文书说理要符合说理的基本层面和基本原则。裁判文书说理要做到四个层面,即事理、法理、情理和文理的统一(《意见》第2条)。首先,司法裁判的结论建立在恰当的法律规范和被正确陈述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司法裁判所认定的事实都是证据事实,所谓“事理”指的就是裁判依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符合事理即要求裁判文书展示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司法裁判所依据的“恰当”法律规范是抽象的立法产物与具体个案相结合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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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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