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内倾型的贤能政治

——基于“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政治哲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19-03-03 0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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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内容提要: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和以尼采为代表的右翼,对普遍承认之虚假性和可欲性的批判,分别从两个相对的向度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当下的中国式贤能政治,是融合了左翼与右翼挑战的政治模式,具有超越“历史终结论”的转进空间。但中国式贤能政治能否真正实现对“历史终结论”的超越,则端赖于其能否在现代条件下形成可欲且稳固的替代性治理模式。为此,中国式贤能政治必须积极回应其在现代条件下面临的三大挑战:“德必称位”与道德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位必称禄”的礼治格局对社会正义的侵蚀,以及社会教化对个人自主的威胁。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看,这亦是慈继伟意义上“基于认同的能动性”这种中国特有的道德文化模式在“后经学时代”的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说由“德不称位”、“位必称禄”所导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作为认同对象的道德权威和道德楷模之式微,那么社会教化与个人自主之间的张力,则集中地体现了作为这种道德文化模式之基础的“认同”过程之断裂。由“立德为公”、“利他主义卓越感”和“内向修为”共同塑造的“内倾型贤能政治”,是可以基本回应这三大挑战的可欲治理形态。

   关 键 词:历史终结论  贤能政治  现代性  利他主义卓越感  内向修为  theory of the end of history  political meritocracy  modernity  Arete based on altruism  introversive cultivation

  

   在现代条件下,有无可能形成有别于且超越于自由民主制的“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模式?中国式的贤能政治能否发展为可欲且稳固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不但涉及中国如何形成成熟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是关涉能否及如何超越福山“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理论课题。站在建设性的立场上看,惟有以现代性的内在机理和基本病理为参照,始能深入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契机。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在现代性之“问题性”的逻辑中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相对于西方主流现代政治模式(即自由民主制)的超越空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把握现代性在意识结构上所施予中国式贤能政治的正当性限制,从而探寻其“转进新生”的发展空间。本文拟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期能在充分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所面临的契机和挑战的基础上,将其建构为既超越自由民主制、亦超越实践困境的可欲治理形态。

  

   一、中国式贤能政治对“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超越

  

   从学理上看,福山对“历史终结论”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可视为对自由民主制之内在病理学逻辑的揭示。如果以此为思考起点,便可以把左翼所批判的实质不平等和右翼所洞察到的“末人”(the last man)问题,视为自由民主制之问题性的命门所在。相应地,可以把中国式贤能政治解读为可超越实质不平等和“末人”问题的替代性政治形态;而它能否成为可欲且稳固的现代治理形态,则取决于其能否积极回应其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在本节中,笔者将讨论中国式贤能政治之于“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超越空间;后文将在把握其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探究回应这些挑战的转进空间。

   (一)福山论“历史终结论”的病理学逻辑

   在“后冷战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之际,福山即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旨在阐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可能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其本身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①而自由民主之所以表征着“历史的终结”,乃因为它通过授予所有人权利,实现了普遍承认——通过这种承认,每个人作为自由且自主的人之尊严得到承认。这种普遍承认,顺应并充分实现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这一推动历史发展的“超历史”逻辑。这种承认的普遍性,不但指涉主体的普遍性,而且关涉内容的普遍性。就前者而言,它是对所有主体的普遍性承认;就后者而言,其承认的对象既包括灵魂中的激情部分,亦包括灵魂中的欲望和理性要素。

   福山并未讳言“历史终结论”所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和以尼采为代表的右翼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是“历史终结论”所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其中,左翼的批判指向了自由民主所赖以为基的普遍承认之虚假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形成了新的“主奴关系”,无产阶级实质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质言之,它并未带来实质上平等的普遍承认。不过,左翼的挑战并未完全超出“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因为其质疑的只是自由民主的实现方式(即制度化方式),但并未质疑自由民主价值本身。可以说,左翼所针对的只是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即英美等主流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代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民主制,但并未超越价值层面的“历史终结论”,即表征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终点”的自由民主价值。

   更一般地看,左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其实指涉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病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价值的矛盾。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现代性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平等和民主价值)仍是“未被兑现的承诺”(哈贝马斯语)。就此而言,左翼的批判事实上为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特别是那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表征着人类政府之最后形式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根本挑战。

   不过,在福山看来,以尼采为代表的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更为重要且根本,因为其所拒斥的是普遍承认的可欲性本身。在尼采看来,普遍承认本身是不可欲的,因为它在根本上抹杀了人在道德上的差别,把原本不应当平等承认的人给予了平等承认。自由民主的胜利,是奴隶的绝对胜利。其所形成的夷平效应,因奴隶占多数而使“奴隶的道德”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道德。然而,这种作为主流道德的“奴隶的道德”是严重粗鄙化的道德,因为得胜的奴隶是一批“末人”:只有欲望和理性、没有激情的人。“末人”是“没有胸膛的人”:他们是一批满足于舒适的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通过对长远的自我利益的计算,汲汲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质言之,他们把人生的意义交付于身外之物,信奉物质救赎主义,从而使价值虚无主义在整个社会弥散开来。这种只有欲望和理性、没有激情的“末人”已然不再是人,因为他们深陷于自己的欲望而不再有任何卓越感可言。

   进而言之,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其实指涉他们所辨识出的现代性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病理:平等作为现代性之基础价值的不可欲性与文化放任主义所导致的精神危机。自由民主国家把自由和平等均视为现代性的基础价值。所谓民主,不过是全面落实自由和平等的必然结果:惟有把政治共同体成员视为平等的自由(权利)主体,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更换政治领袖方始具有必要和可能。换言之,民主预设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开放准入体系”②的存在: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具有“去人格化”的特征,原则上对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平等开放。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自由民主国家秉持基于国家中立性的文化放任主义原则,“奴隶的道德”依靠民主的多数原则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道德,从而带来为右翼所批判的精神危机:虚无主义。可见,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两大互相关联的病理:平等作为现代性基础原则的不可欲性与文化放任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在他们看来,人的优越意识及对这种优越意识的社会承认,既是人类美德得以滋育的源泉,亦构成了政治资源的分配原则。政治是具有特定品格和能力的人始能接近的事务,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因而构成了“限制准入体系”。因此,右翼所主张的政府形式实质是某种程度的贵族制,也即是将政治资源的“限制准入体系”固化的政体形式。由此可见,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既指涉自由民主的制度层面,亦指向了自由民主制的基础价值:平等。就此而言,他们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是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双重挑战(见表1)。

   (二)中国式贤能政治对“历史终结论”的超越

   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回应中国发展模式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便是“历史终结论”必须回应的问题。事实上,福山直言不讳地指出:“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③那么,究竟该如何从政治哲学上把握福山眼中的“中国模式”?

   直观地看,当下中国党治国家的治理模式,是融合了前述左翼与右翼挑战的政治模式,具有超越“历史终结论”的转进空间。从既有的制度化依托来看,这种超越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意识形态传统来说,拥有融合了左翼实质平等理念和右翼优越意识的意识形态传统。曾经主导中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主义,既以实现彻底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政治目标,也把建构至善论国家(“六亿神州尽舜尧”)视作道德理想;其二,就现实的政治秩序而言,当下中国已基本形成了可融合前述左翼和右翼挑战的“贤能政治”国家治理框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由韦伯意义上文化—社会的合理化带来的)政治的世俗化运行,前述意识形态传统的“左”、“右”两翼,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变为建立在更具弹性的世俗化平台之上的两个治理框架:(1)从政治意识形态来看,中国作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国意识形态的国家,仍把激进左翼的部分政治理念(如“共同富裕”、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2)从国家组织模式上看,以宪法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为标志,实质上以“党领导下的人民”这一新的宪法主体,形成了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的特殊政治格局,④而这种更强调执政党中介作用的国家政权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中国“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模式的回归——通过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引领整个社会追求卓越,与传统中国通过士君子的道德示范而“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在治理模式上一脉相承、如出一辙。⑤这两个框架,犹如两个平行而又互相挤压的“堤坝”,于推拉从违之间决定着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对现实的政治秩序来说,国家政权的组织模式要比政治意识形态更具有基础性,亦更具有建构性。因此,可以把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即福山眼中的“中国模式”),定性为有别于自由民主制的贤能政治模式,更准确地说,即“中国式贤能政治”。

   “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三》)朱熹对“贤能”的诠释,深刻揭示了中国式贤能政治的运行逻辑。从学理上看,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权力的准入是否具有相对于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开放性:民主政治预设了政治权力之“开放准入体系”的存在,但中国式贤能政治则形成了政治权力的“限制准入体系”,即认为政治权力不是人人可接近的资源,相反它“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⑥

当下的中国式贤能政治对“历史终结论”的超越,在根本上体现在它具有如下独特优势:党治国家中的执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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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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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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