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9-03-03 0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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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内容提要: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西方自由世界主义是一种以清晰的宗教文化为边界的世界主义。作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对世界主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又为世界主义的实现带来了全球性整合终结以及大公司垄断的风险。人工智能观念具有悲观的宿命论,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影响视为末世论的另一种表现。从中国传统出发,我们应当倡导开放的世界主义,其中包含逐级推进、多力共存、相互合作、自力更生等要素。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进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的全球治理开辟新的可能。

   关 键 词:世界主义  人工智能  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逐渐出现了关于世界主义的深度讨论和研究。在此之前,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大多在西方学术界展开。然而,尽管西方的世界主义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学术流派和丰富的成果,但由于其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知识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更为明显。本文从世界主义的源流和本质出发,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世界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从学理上分析了西方世界主义的悲观本质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困境,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提出了克服世界主义难题的新观念。

  

   一、世界主义的源流与实质

  

   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犬儒学派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而进一步发展集中体现在罗马帝国和罗马共和国时期。譬如,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就用“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来表达其世界主义情怀。当然,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城邦。①这一时期的世界主义,基本上可以被定义为古代帝国的世界主义。古代帝国大多将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并具有向外扩张的趋势。比如,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由此可见,在交通和通讯等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世界,能够在广大范围内思考世界的问题是何等可贵。由于基督教的观念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因此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以宗教为核心的世界主义蓝本。譬如,在基督徒看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们看来,人们无论从属于哪个种族、庄园、国家,只要信上帝,就可以结成兄弟姐妹关系。

   此外,中世纪的教皇和教会的力量强化了世界主义观念的传播。教皇作为整个欧洲秩序的主宰者,与封建主之间结成了联盟关系。封建主通过向教皇缴纳赋税来表达对教皇权力的遵从,教皇则以上帝之名赋予封建主以权力,作为合法性的认证。在基督教的理念中,世界是上帝的领地,而世界上的人民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子民在上帝的领地内流动,也是自然之意。然而,在中世纪也形成了大量的行会制度和封建制度来限制人的流动。所以,尽管就本质而言,基督教是拥抱世界主义的,但是由于教会统治和封建统治的需要,世界主义所表达的人的自由流动观念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近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运动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运动,其背后的力量是摆脱宗教统治和资本主义运动的结合。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统治长达千年,这段历史被后人描绘为“黑暗时代”,由此可见当时基督教统治的苛刻程度。基督教不仅利用“什一税”等财税手段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控制,而且还对人们的精神进行严密控制。因此,近代的启蒙之所以贯之以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其根本原因是希望摆脱基督教对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控制。西方政治哲学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因此,西方近代的哲学家主要从事两类工作:一类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和要义来构建一个仿照其精神的世俗世界。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就以利维坦之名,将基督教领域中的主权者即上帝替换成主权国家的君主,构建一个尘世版的主权者。此外,启蒙哲学的另一思想要义是自由,其主流思想流派也被冠以自由主义之名,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和发掘人的主体性,摆脱基督教对人的控制。这种运动与资本家群体的兴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在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这一全球化运动以商品流动为基础,同时辅之以文化、资本和人的流动,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近代西方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流动。这种自由流动一开始是为反抗基督教统治,但随着传教士力量在流动过程中的凸显,这种流动便与基督教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侵入,往往采取这样一种模式:首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他国大门,通过订立商品、贸易的协议框架,使其商品可以大量进入非西方国家,并通过货物贸易,以较低廉的成本获取原材料;随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派遣大量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首先以医院、学校为中心展开工作,帮助非西方落后国家解决一些医疗、疾病等问题,并试图提高他们的识字率。事实上,这种行为最终为整个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以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模式。西方商品和文化的介入,改变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同时也以巨大的力量将非西方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世界主义首先就意味着人的自由流动。流动是人的天性,也是获取生存机会的一种自然行为选择。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长期定居,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和结构,这有利于保障其自身利益。但是,一旦开始迁徙,人们原有的社会网络就会被割断。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将离开传统社会网络的人称为“赤课的生命”。②其含义是,迁徙人原有的社会网络一旦不复存在,其在原先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也都将被剥夺掉,这就是流动的代价。世界主义的第二个要义是要保障人们在流动的基础上享有公平正义。例如,一个非法移民进入一个陌生国家之后,其非法身份会使他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阿甘本提出“赤裸的生命”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人们在流动过程中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二、西方世界主义的基督教本质及其限度

  

   西方的世界主义可以被概括为自由世界主义。西方世界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自由为核心逐步展开,其要义是推动人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逻辑有其正确性与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不足。西方的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是个体主义原则,它主张赋予每个个体一系列的权利,而个体则通过运用这些权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这一逻辑看似完美,但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对流动权利的叙述是不完整的。任何权利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需要背后有共同体的力量加以支撑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将成为空洞的口号。阿甘本将民族国家的身份与出身联系在一起,认为Nation与Nascere(诞生,to be born)是同一词源。这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③譬如,美国在考虑外国公民入籍时,根据出生地原则,一个人只要出生在美国境内,就可以取得美国国籍,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而不考虑其父母的国籍。

   汉娜·阿伦特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刻的论述。阿伦特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念是空洞无力的,要保障人权必须以国家作为基础。④自由世界主义的内核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尽管自由主义是在抗拒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并没有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以一种世俗的精神重生。例如,霍布斯用国王替代主权者,而卢梭用人民替代国王这个主权者的地位。尽管这些思想家用更为现代或科学的概念来概括这些现象,但其精神实质却仍然是宗教性的。因此,卡尔·施米特认为,西方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政治神学,“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⑤然而,自由世界主义最大的困难恰恰与基督教的本质有关。

   一方面,基督教文化有其世界主义的本质面向。例如,在基督教看来,信教群众不论是否身处同一个国家,都将彼此看成兄弟姐妹。这种理念正好与世界主义精神相契合。另一方面,这种理念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是人们信仰基督教,所以这种文化在面对异教群众时就会产生冲突。例如,一个基督教信众在看待信仰其他宗教的信众或不信教的群众时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因为基督教具有强烈的一神教主张,并且这种主张的边界十分清晰。在边界之内,信仰基督教的人亲如兄弟姐妹。基督教信众对于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持有两种态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传教将不信教的群众改造为基督徒;另一方面,对于在长期互动之后仍然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就明确将其标识为异教徒。历史上基督徒在对待异教徒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冲突,最典型的是“十字军”东征。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法律的约束下,基督徒虽然不再使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异教徒,但往往会与异教徒之间形成鲜明的隔阂。当某些异教徒的行为与基督徒差异较大时,这种异教徒的标签则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最终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因此,西方的自由世界主义是一种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世界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有边界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以清晰的宗教文化为边界,具有明确的指向,即包含谁或排斥谁。这种世界主义仍然存在朋友与敌人、友爱与仇恨的划分。这一点也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施米特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即政治就是分清敌我。⑥

  

   三、世界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会与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为世界主义的实践带来了许多新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挑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轮新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对整体社会的进步具有推动意义。马克思关于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有深刻论述。邓小平则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革命,铁路和蒸汽船只的运用使得长距离交通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兴起和世界的沟通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与技术革命具有共生性。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和内燃机时代。电灯的出现增加了学习和工作时间,这对于提升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大有裨益。只有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们才能用理性来思考,减少文化偏见导致的冲突和不信任。收音机、广播、电报的出现则带来通讯革命,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交流。内燃机与电气革命则大大增强了人类的运输能力。飞机的出现使得人们跨洲旅行变得更为便捷和可控。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则把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传播推到新的高度。信息革命的基础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在这些技术条件下,世界上相距万里的人们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瞬间连接在一起,地球由此变成“地球村”。安东尼·吉登斯用“脱域”(disembeding)来阐释人类摆脱时空的束缚,即地域对人的束缚降到最低限度。⑦新技术发展产生了新世界主义,同时将世界主义向更高的层次推进。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大数据的数据化、标准化和智能化。数据化是指人工智能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最终使得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整个过程以数据的方式加以呈现和管理。数据本身是超越国家界限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更为淡薄,因此这种新的内涵更加接近世界主义。在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生物个体虽然仍然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其电子痕迹已经世界化。个体的微小举动,如微信分享,甚至可能具有世界意义。标准化是指人工智能的实现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达成的,因而需要把高度差异的内容以标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标准化就是世界主义的尝试。智能化是指复杂的社会劳动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支撑被人工智能代替。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的智力一样模糊性地思考问题,并且这种思考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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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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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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