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9-03-03 0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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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成长,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自身互动。需要强调的是,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希望诉诸基督教的弥赛亚来实现最终目标,而中国开放的世界主义则是通过行为者自身的互动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唯物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烈,宏大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强大而神秘的不可靠力量,而是靠行动者的学习、努力和协作。这一点在《论语》中的表述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15),孔子留给后世的忠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6);到了孟子那里就变成了“人皆可以为尧舜”(17);在道家那里变成了人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仙;在佛教禅宗那里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18)。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文化传统是一贯的,即不依赖外在的神秘主义力量,而是注重行动者内在的互助和协作。

   开放的世界主义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西方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其主要启示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逐级推进提醒我们,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是长期的过程。由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深度影响刚刚开始,因此对人类的思维定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人类的恐慌。这种恐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就已经出现过。所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当然,人类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关注,从容应对其长时段的深刻影响。

   第二,多元共存提醒我们,未来将会出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长期共存的情况。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就已出现。人类为增强自己的能力而实施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都可以被看成创造人工智能的努力,只不过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加强。这里可以引用棋类比赛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卡斯帕罗夫被“深蓝”击败之后,国际象棋的国际性比赛往往采取“人+机器”的模式。可以预计,在柯洁被“AlphaGo”击败之后,围棋的国际对弈也会采取“人+机器”的模式。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人和机器的共存,或者说机器协助人实现更高目标,将会成为更主要的模式。

   第三,相互合作提醒我们,人与机器的相互合作在未来可能是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球治理中的多数问题,如贫困、健康、资源短缺等,都可以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得到缓解和消除。人工智能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也是世界主义在未来实现人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简言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是突破世界主义难题的关键内容。这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将人类的智能与人工智能进行更高程度的协调,共同解决上述问题。

   第四,自身互动提醒我们,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为人类改善治理状况的前提下,要通过自身努力规避和防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中国的传统中并没有末世论的表述。与西方观察家相比,中国大多数学者对人工智能在未来世界的影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人的核心观念认为,无论如何,人类总能找到与机器和谐相处的方式。此外,中国人的中庸和适度的观念也会提醒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时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

  

   六、结语

  

   自由主义是西方世界主义的主流,并且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这种世界主义是有边界的世界主义,它把认同基督教文化和自由民主理念的人纳入其中,并排除不认同这些观念的人们。此外,这种世界主义由于没有考虑到共同体在权利实现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从而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人工智能时代为世界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艰巨的挑战。例如,全球性的整合可能因此而终结,大公司的垄断也可能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经济状况带来压力。此外,西方学者描述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悲惨世界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和焦虑。换言之,从西方基督教文化出发的人工智能时代是一条不归路,是没有未来的世界。相较而言,要破解这一未来世界的最大难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中国文化强调共同体与世界的共生,强调世界是一种开放性的存在,从而也强调人与人工智能的和谐相处,以及用谨慎乐观的态度可以逃脱西方宿命论的末世诅咒。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互帮互助可以让人工智能的发展惠及全人类,而不是仅仅让西方的技术超越人们而获利。中国文化对责任的强调也可以避免或相对制约公司对社会的覆盖性影响。换言之,在西方发达国家创新浪潮的带领下,人类开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末世论”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是没有未来的世界。这种观点更加凸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意义。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进人工智能时代并积极走向未来,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新的可能。

   注释:

   ①Moses Hadas,“From Nationalism to Cosmopolitanism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No.1,1943,p.108.

   ②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p.16-15.

   ③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trans,by 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6-128.

   ④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6,p.631.

   ⑤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⑥同上书,第106-107页。

   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⑧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317页。

   ⑨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成、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4页。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11)《论语·学而篇第一》。

   (12)《论语·卫灵公》。

   (13)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p.20-21.

   (14)《论语·雍也》。

   (15)《论语·述而》。

   (16)《论语·宪问》。

   (17)《孟子·告子章句下》。

   (18)《五灯会元·昭觉勤禅师法嗣·东山觉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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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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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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