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雷:资本如何影响民主

——政治经济关系的文献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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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雷  

   内容提要:资本之于民主的关系是比较民主研究的传统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当前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的讨论使得这一议题重新兴起。综观既有文献,可以把资本之于民主的关系概括为三种竞争性观点:一是和谐论,主张现代民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二是条件论,强调资本促进还是反对民主取决于资本与民主相互适应已达成妥协的能力,并受到多重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境的影响,是政治主体行为博弈的结果;三是冲突论,认为资本与民主虽然存在“偶然和谐”,但实质上存在本质矛盾,资本逻辑的扩展与侵蚀是导致民主衰落的根本原因。系统梳理和分析资本对民主的复杂影响,是破除西方民主话语模式的需要,也可以为我们发展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民主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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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主宰了西方世界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理解。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双重扩展,人们由此认为资本与民主是一对孪生物,民主的转型与巩固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基础条件。但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曲折经历却表明,资本与民主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资本既可以选择与民主政体结盟又可能拥护威权体制以压制民主力量的发展,这取决于社会阶级力量博弈的诸种条件。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在逐渐兴起的“民主衰退”研究热潮中,一些西方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解剖了资本与民主的深层次矛盾关系,将“民主衰退”归因于资本逻辑之于政治的支配关系。显然,关于资本如何影响民主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也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一、资本与民主的“和谐论”叙事

  

   在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中,作为经济因素的资本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一直被视为两种互补的体系。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民主的名声并不好,它被看做是一种不良的、需要提防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民主重新进行了理论改造,使它既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逻辑相适应,又能够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主从而摆脱了长达千年的恶名,成为现代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来源。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从近代民主的发生学出发,论证了民主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性。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传统的长期浸透,这种认识逐渐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印象。正如迪特里希·瑞彻迈耶(Dietrich Meyer)等人所言:“资本主义与民主携手并进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的确,在西方政治话语中,这可谓老生常谈。报章评论和政治公告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即相互竞争中由资本利益所驱动的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政治自由和对政府事务的民主参与。事实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经常被视为几近一回事。”①针对这种社会印象,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和民主理论的演进来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1942年,二战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遭受生死考验,民主的未来也晦暗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②而在谈到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时,熊彼特明确指出:“历史清楚地证实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和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而从民主实践上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在我们竞争领导权理论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主持了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过程,资产阶级利用这个过程重新塑造它占优势前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并依照自己的观点加以合理地改造。民主方法是这场重建工作的政治工具。我们知道,民主方法也在某些非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运用,而且运用得特别好。但现代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③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成功地运用民主的方法缩减了公民政治决定的范围,限制了国家权力,结果就是确保了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把民主改造为与资产阶级精神相契合的政治工具。

   与熊彼特历史地考察民主观念不同,同时期的哈耶克等人则从自发秩序理念出发论证了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哈耶克认为,社会民主只能产生于一个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面对各种针对资本垄断的指责,哈耶克坚持认为,资本垄断只是一个“小问题”(a minor problem),对公民自由和民主只造成轻微阻碍。与此相比,国家干预会对民主形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为干预破坏了社会民主的前提——经济自由。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民主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自由。在这一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强调:“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⑤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明确指出:“多元民主制毫无例外都是存在于市场体制之中,并且以企业制度为基础。……两者有共同的根源,即立宪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表现。”⑥拉多斯拉夫·塞卢奇(Radoslav Selucky)接受了“哈耶克-弗里德曼假说”,指出:“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时何地曾存在过。”⑦约翰·齐泽克(John Dryzek)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朋友,自由宪政体制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兴起。”⑧显然,自由主义试图阐释并传递一种观念,即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自由民主制,这就意味着资本与民主在本性上具有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政治学研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实证化。受此影响,那种基于价值判断而展开的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总体性研究已经无法与政治学科学化的趋势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民主关系的研究议题不断分化、细化,诸多研究从探讨民主制度得以产生和维系的经济条件入手,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社会结构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之于民主的促进关系。与熊彼特、哈耶克等人明确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为了避免价值偏向的嫌疑,进行了叙事模式上的升级,借用“市场”、“发展”、“现代化”(与“资本”相比,这些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与民主关系的研究,强化了背后隐藏的、实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神话”。

   关于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瓦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其1958年的作品中指出:“如果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推进,最开始的弱势集团很可能随着识字率、高等教育、政治上的成熟、媒体的使用以及组织恐怖主义和游击战活动的能力而上升。弱势集团的上升很可能要快于统治集团,因为前者可以吸收利用较先进集团已经掌握的技术储备。”⑨根据罗斯托的理解,现代化导致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意义上的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增长,即弱势集团获得更多的有效制约强势集团的资源和手段,并由此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平等化,这就为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条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认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体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着密切关系。简单来说,人均国民总值和其他与人均国民总值有关的“现代化”越高,多头政体的可能性就越大。⑩在其随后的著作中,达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民主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使今天,每一个由多头政体治理的国家里,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相反,在生产资料主要国有或者(如南斯拉夫宪法一样)‘社会’所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多头政体治理的。”(11)

   无独有偶,几乎与罗斯托同时,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在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乐观方程式”,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12)。“李普塞特假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随后,一大批定量研究论文以检验李普塞特的民主的“经济门槛论”为问题意识展开研究。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李普塞特的观点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大多数学者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结论。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肯尼斯·波伦(Kenneth Bollen)、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使得强调现代化与民主正向关联的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13)这些理论主张的核心在于论证民主制度离不开资本主义,或曰经济的发展。因为,一方面,现代化理论指出,民主化的基础动力在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因素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抽象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相联系,内在地认为“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就是以企业家阶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以及后来的个人发展。……这种取向不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逐步扩展为对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新的、广阔的政治框架和标准的要求”(14)。为此,体现自由主义价值内核的资本与民主和谐论通过现代化理论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试图强化这一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性和说服力。

   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还从比较历史研究的维度论证了资本发展对于民主化的积极作用。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是这一研究路径的鼻祖,他在1966年的一项关于政治道路形成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19世界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功地支配农村农业部门,使之产生资本主义化的演变,并以此实现了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民主化。简言之,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5)。作为摩尔传统的现代版本,瑞彻迈耶等人运用三组广泛的历史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岛国家——检验了摩尔的结论,他们指出,虽然工人阶级也经常扮演着亲民主的角色,但是民主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两种结构性效应:一是它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从属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大地主的力量;二是它导致资产阶级权力的提高,资产阶级的首要经济利益,就在于建立和确保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基础。(16)

   综上所述,现代化理论从研究民主制度形成的经济条件出发,将民主制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需求和必然产物,构建了自由主义本质的民主理论大厦。这种“民主资本主义”理念论证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并逐步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哲学,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演化为政治学“常识”。但是,这一理论所立基的历史经验是狭隘的,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正如亨廷顿所言:“他们主要关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17)正因为如此,资本与民主的“和谐论”既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曲折经历,也无法为我们理解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西方民主危机提供答案。

  

   二、资本与民主关系的“条件论”:民主转型的复杂过程

  

资本一定会支持民主吗?澳大利亚政治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对此表示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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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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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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