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儒家的高次元思维与文化自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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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就以文化自信为基础,而要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辨识儒家文化的精髓及其高次元的认知思维。尤其是,对具有人文性和本土性的经济学来说,只有将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才能真正解决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才能构建出具有根植性的中国经济学。进而,要挖掘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就需要剖析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特质和认知思维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性观及其行为机理的差异,由此产生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差异:儒家社会更偏重人文关怀,更重视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显然,只有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之中,才可以构造出“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一、引言

  

   笔者不是国学家,也缺乏足够的功力对国学经典进行广泛考据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家之言,但本书却似乎是有关国学和儒家文化的。那么,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根本上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是对流行经济学理论和思维进行反思的需要,也是构建更为合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需要。事实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往往可以基于两大问题视角:一是理论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推理如何体现真实世界的行为逻辑;二是现实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如何发现和解决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国社会,这两大问题意识明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基于强烈的“入世”精神,中国人往往会为提升个人、家庭乃至子孙在此世的福祉而抓住一切可行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拥有积极进取、勤勉耐劳和节俭持家的美德,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基于明显的亲亲原则,中国人的“尽其在我”责任文化往往被限缩在小规模的缘共同体内,并且还缺乏抽象性的一般规则,从而就导致道德共同体难以发展到道德秩序,进而就造成公共领域的混乱和失范。

   正是根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当前中国人的行为往往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在“私人领域”表现得相当理性,会寻求一切最大化个人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却表现得明显失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往往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领域的无序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的根本问题之所以在,也是其他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但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不能简单地诉诸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因为它根本上关注的是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而且这种理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而非交往合理性。更不要说,社会制度本身具有文化的根植性和历史的依赖性,从而任何社会或国家都难以凭空创造或照搬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进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建设和完善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根本上还是要从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其实,尽管当前中国公共领域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儒家社会就无法理顺社会秩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如何理解儒家社会数千年的稳定和有序?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辨识并挖掘出嵌入在儒家文化传统以及长期实践中的高次元传统,并注入时代的新因素、新特质和新要求而使得这些高次元特质得以蜕变和升华,进而以此来与未来相联结而促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最后,只有充分辨识和挖掘出嵌入在儒家社会中的高次元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才能确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进而才能构建起更具根植性的经济理论、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事实上,当前社会正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其中的一个基本主旨就是,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的自信,这包括社会发展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显然,所有这四大自信的根基就是文化自信,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创设以及为之提供指导的理论学说都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反映中国人民的认知和意愿,并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有鉴于此,本书就致力于辨识和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次元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由此来为当前社会呼吁的文化自信夯实理论和社会基础。

  

二、经济学反思的文化视角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人类的合理实践;因此,经济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理论构建必须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事实上,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人伦日用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否则,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间的脱节,从而难以真正理解真实世界以及现实问题。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1]究其原因,无论是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它们都根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而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特质存在显著差异。相应地,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照搬根基于西方文化的认知思维和经济理论,而必须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嵌入儒家社会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制之中,并由此构建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事实上,社会经济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稳定不变,社会科学也不可能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基本规律,相反,任何经济现象都嵌入在特定时空环境和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经济学及其理论也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1)就经济学的人文性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集中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以及由人类行为产生的经济现象。显然,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方式往往会存在很大差异,从而衍生出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即,表面相似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时空下往往是由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等因素所造成的。(2)就经济学的本土性而言,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日常生活或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有效地解释现象、剖析问题和指导实践。也即,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那样的常规范式来解决多样而复杂的具体问题。同时,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又是相通的,只有契合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有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

   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对一个社会的组织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诸如文化思想等结构性因素。显然,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同时,尽管无论是在器物、技术、制度还是文化层面,中国社会近百年来都受到西方社会的巨大冲击;但是,属于心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东西毕竟是很难改变的,因而传统的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徐复观就认为,儒家文化以生活体验为主,这种文化在表现形式上不及西方哲学乃至宗教的堂皇和富丽,但它既从人生体验中来又向人生体验中去;因此,尽管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没有儒家文化,但广大社会生活中依然会保留中国文化,即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及“礼失而求诸野”。相应地,徐复观指出,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伏流状态,而伏流在社会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一经反省便会在观念上喷涌而出;事实上,历史中每经一次大苦难,儒家思想即由伏流而涌现于知识分子观念之间。[2]由此观之,尽管当前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脑筋里已经没有了孔孟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没有,并不意味着现代人的行为与儒家文化无关。

   根基于儒家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我们就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深层次的审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主要适用于分析人对自然物的单方面处理和控制,却并不适合于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还如此坚持和固守经济人分析框架呢?根本上,这就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相应的文化特质有关。一般地,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思维根基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进而将自然界的竞争思维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从而谱写出一曲人类斗争史;同时,根基于先验的抽象思维,西方社会的理论探索往往基于不可通约的引导假设,从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学科或学说体系。例如,正是科学哲学以及自然主义思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边际革命以降的经济学就与管理学以及政治学逐渐相分离,从而产生了与现实相脱节的“黑板经济学”。正如张君劢所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把政治和经济分作两件事情。讨论社会的时候,忘掉了个人;讨论个人的时候,忘掉了社会。这就是西洋式知识的一种特征。”[3]

   由此可见,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经济人分析范式根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认知;另一方面,中国人所根植的儒学文化传统和社会认知与西方社会又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就需要深入剖析儒家文化的深层特性,挖掘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进而将之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而对流行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的审视和反思就可以且应该基于这样两大问题意识:一是现实意识,它关注理论能否为当前实践提供指导,经济理论是否建立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二是理论意识,它关注理论的逻辑是否严密,经济理论是否建立在合理的行为逻辑之上。究其原因,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互动行为所衍生的,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这一基石之上;相应地,只有以符合现实的人性和行为机理为前提假设,才能构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事实上,仅仅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人的真实行为机理是否相符”这一问题,中国学人就应该对中国社会所根基的儒家文化展开深入的探索。进而,现代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做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工作:(1)对西方社会的行为认知特质及其社会背景展开分析,揭示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社会认可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基础;(2)对儒家主要经典以及主要儒学大家的著作进行梳理和整理,以相对简洁的逻辑对儒家文化的相关认知进行了提炼。正是通过剖析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特质和认知思维上差异,进而搞清楚两者的各自优劣,才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实质性的审视和挑战;只有深入辨识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揭示出儒家人性观中嵌入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才可以真正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合理性一面,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进而,只有将现在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传统之中,才可以构建出具有高度根植性而成熟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显然,这也是对中国学者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独特贡献的基础。

  

三、研究儒家文化的时代意义

  

通过对社会和行为的深刻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文化迄今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中国人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到组织的构成和政府的决策。例如,就对组织的性质认知、结构特征以及治理机制而言,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就存在这样一些明显差异。(1)基于抽象规则的道德秩序,西方社会形成了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社会认知,它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而形成了同序结构;与此不同,基于特殊主义的道德共同体,儒家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它以父子关系为中轴而形成了差序结构。(2)以一般性的社会契约为基础,西方社会施行单向的委托-代理治理,强调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控制;与此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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