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0:50:43

进入专题: 自由国际秩序   中俄关系  

于滨 (进入专栏)  
双方接受了基于限制导弹防御系统(ABM条约)的确保相互摧毁原则(MAD原则)。最重要的是,冷战的两极体系限制了双方为自己寻求单方面和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除了这种相互包容的互动之外,双方在政策掌控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和互信。比如,“美国官员在冷战期间,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以排除苏联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大国地位作为政治目标的计划”。[24]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甚至在1962年导弹危机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和平共处”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目标。

  

   或许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标志,是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1963年6月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发表的演讲,即俗称的“和平演讲”。它标志着美国已决意从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敌对性的意识形态和众多的危险对抗态势(相互嵌入对方“后院”)中抽身而退,这种危险在冷战初期的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里(1962年10月16日至28日)达到了顶点:

  

   “因此,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和这个地点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经常充斥着愚昧无知,却很少有人了解事情真相。这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问题:和平。我指的是什么样的和平?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和平?我们所寻求的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不是坟墓里的安宁或者奴隶的安全。我说的是真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的生活有价值的和平,一种使人民和国家能够成长、充满希望并且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25]

  

   肯尼迪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起草他的演讲稿的,因为他担心演讲中前所未有的鸽派语调,会“对那些住在华盛顿的好战分子打草惊蛇”。[26]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肯尼迪与莫斯科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NTB),并开始从越南撤出美国军事顾问。这两个举动都惊动了右翼鹰派,导致他在1963年11月被暗杀。[27]肯尼迪死后不到一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遗产(古巴导弹危机),奠定了两个超级核大国在冷战剩余时间里的游戏规则。

  

   笔者并非有意赞扬冷战。在此仅仅论证一点,即冷战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体系的国际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超级大国即使不喜欢彼此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也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两国领导人之间绝对不会互相妖魔化或声称对方是罪犯,而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于普京和他的助手的妖魔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二)美国因冷战而“洗心革面”

  

   西方本身得益于那些力量和价值观都能与其抗衡的对手,虽然这很具有讽刺意味,但确是事实。在外交政策领域,实力强大的美国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将过剩的经济资源投入欧洲的重建,加强盟国(北约)的安全,甚至自掏腰包促进自由贸易。尽管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美国自己作为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但也使得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冷战期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繁荣,这是“自由国际秩序”与其“另类对手”(other)共存并取得了平衡的结果。因此,“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在战后几十年中不断演化和巩固,与两极国际体系有不解之缘。[28]

  

   现实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判始于国际体系层面,也止于国际体系层面,[29]却无意或无力对美国内部加以透视。而恰恰是在冷战期间,处于种族隔离状态的黑人等少数族裔获得了更为人道的待遇,冷战大环境深深影响了美国内政,尽管这种影响是逐渐形成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表40周年(2003年)之际,笔者曾撰文指出,与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之争,迫使美国政治精英废除了该国的种族法律。[30]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意识到,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削弱甚至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默认的共识是,除非美国采取行动,解除那些针对本国有色人种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行为,否则美国将无法说服和指令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模式。

  

   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才会派遣军队迫使学校对于少数族裔一视同仁。他的其他公共项目还包括建设州际高速公路、推行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以及联邦政府慷慨资助地方教育。而作为一名外交政策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将会因为他的国内政策主张而被视为一个影单形只的左派,因为他的主张包括强制(尽管是不情愿的)校车接送、实施种族配额雇佣、保证年收入计划,以及成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汤姆·威客(Tom Wicker)写道,仅在1970年,尼克松在南方学校系统内去种族隔离化方面,就取得了比过去16年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成就。罗纳德?里根总统则迈出了最后一步,向日本裔美国人道歉,并对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后遭受的不白之冤做出赔偿。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将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尽管他也并不情愿。在某种程度上说,冷战迫使美国人从自私自利、原始的人类本能状态中提升自己。如果没有冷战,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可能仍会留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种族隔离社区,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或许永远不会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之所以有今日之辉煌,恰恰是因为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迫使美国忍痛割“爱”,至少在法律层面善待少数族裔。[31]对此,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几年后哀叹道:“没有冷战,作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32]

  

   (三)后冷战: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冷战戛然而止,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处于国际体系之巅峰,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33]与此同时,美国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也傲视全球,既无必要更无压力再去与他者竞争。事实上,美国国内对于平权行动已经产生了“疲劳感”,并且认为多元文化是“矫枉过正”,[34]最终导致了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与此同时,主流社会对穷人和弱者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苛刻,以致白宫的“颜色革命”(奥巴马就任总统)甚至加快了美国种族不公正现象的回归,比如越来越多的黑人在大街上被白人警察枪杀。[35]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俄罗斯专家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指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来促使其反省自己的错误和虚伪,美国历史上一些更丑陋的部分就将卷土重来。”[36]

  

   因此,对于这个几乎完全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来说,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方面与其对等的“另类”(the other)的缺失,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魔咒。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对此(Richard Hofstadter)有点睛之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不是拥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37]塞缪尔?亨廷顿或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美国例外论的两面性。[38]为此,他对冷战的结束深感遗憾。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写道,与其他拥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国家,可能需要一个反对它的对手来维持内部团结。因此,外部“邪恶”(苏联)消失之日,也就是美国社会和精英分化之时,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深通此道。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顾问格?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батов)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对美国同行说:“我们正在对你们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剥夺你们拥有敌人的权利”。[39]如果说这种善意的俄式幽默构成了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涉,那它似乎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亨廷顿发出警告的20年后,身在白宫的唐纳德?特朗普,发现自己正面对这样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美国(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团糟”)。他与俄罗斯的友好接触,实际上是在为美国的反俄狂潮火上浇油。因此,可以说历史已经颠覆了俄美关系中的一切。冷战将美国的主要敌人变成了合作伙伴,而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在奥巴马看来却(与ISIS和埃博拉一起)成了美国的三大敌人之一,而这位美国总统碰巧还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40]

  

   无独有偶,亨廷顿还高屋建瓴,在历史长周期层面,将冷战界定为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西方内战”(Westerncivil war)的最后阶段。[41]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西方内战的最后阶段戛然而止,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力量相互制约的内部平衡机制也寿终正寝。回想起来,那些庆祝西方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至少享用了20年的“单极瞬间”(unipolar moment)。[42]其间,“自由国际秩序”迅速扩大,全球化一发而不可收。然而随之而来的“9·11”恐怖袭击,以及西方对这一事件的一系列过度反应,又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

  

三、中国走向世界:路漫漫其修远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正式和全面地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国际秩序”[43],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构成该体系的不同“篮子”(baskets)。当前,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但事实恰恰相反,到21世纪初,这两个大国已明显适应了国际体系的机制以及各种全球和区域的多边论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20国集团、八国集团(俄罗斯)、核安全峰会[44],以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2003年起)和伊朗(自2006年起)无核化的两场“六方会谈”。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与这些全球性机制,世界秩序将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之后,已经走出了各自历史的惯性,而这是不以西方的认知为转移的。

  

   (一)中国的改革与复兴

  

   中国在1978年12月启动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这不仅远远早于1991年冷战结束,也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早了五个月。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经历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同时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新千年伊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自那以后,中国成为按照美元计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底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4.28万亿美元(出口额2.36万亿美元,进口额1.92万亿美元)。[45]

  

然而,一个更积极参与“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国,却引发现实主义者(艾莉森[46]和米尔斯海默[47])和自由国际主义者(坎贝尔[48]和弗格森)的忧虑,弗格森甚至断定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中唯一的赢家。[49]而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欺骗了西方、靠剽窃实现了现代化、更伤害了美国经济[50]、辜负了美国的期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于滨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国际秩序   中俄关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296.html
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