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仁爱与自由: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2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0: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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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2014年12月2日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讲演(英文稿中译)】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让我感谢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讲堂上,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研究心得。

  

   我来自中国北京大学。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曾经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中国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的影响。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就认为,西方强盛的法宝是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于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这两个东西。我是一个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很愿意谈谈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独独在西方出现。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提一下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了。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认为,李约瑟在这里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科学与技术相互关联,彼此很难区分。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科学与技术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与技术才密切相关。因此,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根本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但没有科学传统。所以,我认为,如果问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为何近代技术落后了,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如果问,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为何近代科学落后了,这是一个假问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传统。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讨论进路。有人从社会模式,有人从自然环境,有人甚至从汉语语言角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我今天的角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通过分析中国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来解答为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而科学独独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

  

一、人文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林林总总。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最终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人性理想。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个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快速发育与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冲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而人类进化使得大脑越来越大。哺乳动物的孕育期与大脑量有一个线性相关关系。按照人类的脑量,这个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脑量将达到675毫升,是成人脑量的一半。达到成体脑量的一半,是哺乳动物胎儿娩出时合适的脑量。然而,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太大了,人类的母亲无法产出这样大的胎儿。人类女性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宽度只能容纳300毫升脑量的胎儿娩出,因此,进化无情的宣判,人类必须早产。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这种对死的先验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为何当初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的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之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

  

   “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的核心是对“人”之为“人”的认同和体悟。什么是“人”?什么是理想的“人”,如何达成这样的理想人性?是任何一种文化最核心的问题。人生因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骂一个人不是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不骂一头猪不是猪,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人的无本质决定了,人可以有多种规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给出了关于“人”的不同规定。

  

   在汉语里,当我们讲到“人文”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划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为了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训练理想人性的过程。在英语里,humanities来自humanity,后者是理想人性,是目的,前者是培养理想人性的方式,是手段,与汉语相对应。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什么样的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文。

  

二、中国的人性理想:仁爱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这片相对封闭但又适合农耕的土地上,中国先人发展出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明。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独特的。诚然,人类进化的一般历史都是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定居和粮食生产,也就是所谓农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华农耕文明特别典型、特别成熟,以致于压抑了其它文明类型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农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结果。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表达的是典型农耕社会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低于农人,也表达了农耕主导的思想。

  

   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徏,安土重迁,定居、安居意识很强。那些离开家乡在外面工作的人被认为是很不幸的。人们与土地高度绑定在一起。中国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乡不离土”。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如果像你们美国人那样频繁迁徙,籍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们的护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没有“籍贯”这样的项目。对于基本不迁徙的民族来说,籍贯就是出生地,籍贯的概念才有意义。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你们的祖先200年前住在哪里吗?我猜测,你们很难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祖先2000年以前住在哪里。我的家族有明确的记载。我姓吴,我的祖先大约在1800年前由江苏无锡迁居江西,大约在800年前由江西迁到现在的湖北,2000年只搬了两次家。传统中国就是这样,多数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几次住家迁徙。但是20世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的迁徙开始频繁起来,籍贯慢慢也会丧失意义。

  

   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的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生人变不成熟人的话,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人们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仍然为中国人所熟悉。

  

   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人们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因此,农耕社会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我们可以注意到,汉语中的血缘术语非常发达丰富。比如,父亲的哥哥、弟弟,母亲的兄弟,父亲姐妹的丈夫,母亲姐妹的丈夫都是特定的称呼,而英语里就一个uncle全部包括了。西方人刚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他们是野蛮人,连母亲的兄弟和父亲姐妹的丈夫都分不清楚。当然,我想你们美国人是可以分清楚的,只是没有觉得没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可是中国人讲究父系母系有区别、年长年幼有区别。如果不能搞清楚这些区别,那就是没有礼貌,不文明、没有文化。

  

   血缘秩序成为其它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被看成是某种准血缘关系。比如把皇帝与下属的关系,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甚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都看成是父子关系。中国有句常用语,叫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里,政府官员和教师是最重要的两类人。事实上,这两类人是相通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来担任的。

  

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有五样东西最需要敬重,它们分别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师。在这五样东西中,父母虽然排名第四,但却是最容易被领悟的。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都最终要通过“亲子”关系来理解。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人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首先会问及家乡,以便建立某种地缘-血缘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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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吴国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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