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市场经济、平等主体和依法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0:23:05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  

谢晖 (进入专栏)  
那么,法律为市场竞争提供什么价值呢?我简单地讲如下四点:

  

   第一,法律为自由竞争提供心理保障。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据说有外商来访问时,有领导人问外商:我们对外商投资者提供了很优惠的政策,为什么外商还在观望,犹豫?来客告诉这位领导人:商人投资,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规则,是法律,而不是政策。政策太灵活,太多变,只有法律,是稳定的。这位领导人听罢,在1979年我国的立法中,其中在外商投资领域制定了多部影响深远的法律,提供了法制保障,从此外资如潮水般涌入我国,如今我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法律提供人们一种稳定的预期,这样的预期就是人们如何行动的预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预期,有纠纷要如何处理的预期,所以有了这样的预期,市场主体就有了“定心丸”,或者给市场主体的依法公平竞争提供了一种心理保障。大而言之,法律,按照卢梭的说法就是社会契约,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必须以信作为前提,商鞅变法时,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南门徙木”的故事;罗马人在谈论诚信的时候,词根就是石头;中国古人谈仁义礼智信,最后落脚点就是信。可见,法律就是公民和国家之间,和社会主体之间达成的一个信用凭证,有了这个东西,人们只要合法行动,才可以心安理得,才可以有所预期。

  

   第二,法律为自由竞争提供主体保障。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所以,健全、完善、平等的市场主体制度,既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基础,也是市场竞争的组织保障。有了这样的保障,一个市场主体,哪怕它实力很弱,也可以平等地、不受歧视地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同时,一旦市场主体依法平等的竞争受到威胁,也有来自掌握公权力的法律主体出面进行的协调和保障。所以,在依法进行的市场竞争中,法律为之提供了两方面的主体保障:一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二是保障公平竞争的权力主体。法律为市场竞争提供主体保障,这在市场经济中,是非常重要的,尤为重要的是,政府通过法律对社会主体公平竞争的保障。法律一旦给市场主体提供不了这种保障,市场所通行的,就只能是“丛林法则”。在“丛林法则”的世界,即使有市场,但不会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理应是“法治经济”。

  

   第三,法律为自由竞争提供行为保障。市场行为是主体间交互性的行为,是互利互惠的行为。所以,市场行为方面的法律,是市场法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法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人们交往行为的稳定预期。在行为上,它有四种基本功能,但同时是全面地覆盖人们交往行为领域的四种功能,即导向功能(必为性规范)、禁止功能(禁止性规范)、放任功能(授权性规范)和奖惩功能(处理性规范)。这些,共同为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提供行为保障,表明人们在市场交往中,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应当(必须)做,哪些事情不得做,该做的事情不做应承担何种责任,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又该承担何种责任等等。这既是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基本预期,同时,还是国家权力主体处置市场行为的基本根据。可见,依法竞争,才能使市场主体对自身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干或不干后的法律责任有清楚、明确、稳定的预期,从而在起点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参与竞争。

  

   第四,法律为自由竞争提供监督保障。市场竞争,是为利益而展开的竞争。古人云:“天地莫生金,生金必竞争”,可见,利益与竞争的内在关系。但只要有利益竞争,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那么,有了纠纷该怎么处理?这必须有系统的法律安排。这种安排对所有处于纠纷中的企业、市场主体应当一视同仁,而不能因为企业性质区别对待,另眼相看。私营企业受委屈了,个人资本被非法扣押了,民营经济的企业家动辄被当做刑事犯罪嫌疑人逮捕了……这种种令人犹疑的现象,究竟该怎么办?法治的原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特别是诉讼方式予以解决。这种保障机制,事实上是一种法律反馈机制,或者法律的监督保障机制。或许有人会问,那司法不公怎么办?即使在司法裁判中对民营企业有明显不公的裁判,企业还可以申诉,对公然违法的行为,还可以举报。显然,通过这样一种正常和正当的程序,或者正当的监督机制,当法律的日常运行遇到阻碍时,仍能够通过诉讼等监督、反馈机制,保障企业公平、有效地依法竞争。

  

   如上我就市场经济、平等主体和依法竞争这三个话题,和各位交流到这里。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祝我们的民营经济越来越发达,也祝湖南省法学会民营经济法治研究会在陈会长的带领下,越办越好。我也愿意为这个学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

  

   第一位:关于平等保护,我觉得,民营经济需要平等保护,有两个方面,形式和实质公平。国企和民企的贷款利率不同,贷款数量不同,按抵押物价值放贷的比例不同。这是形式不公平。第二个是实质公平,要有合理差别才能保证实质的公平。政府要给予优惠。实质公平和行使公平,要放大市场准入。比如合作社,美国有各种合作社,欧洲有工人合作社。合作社是民营经济,我们应该放开市场准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可以进入。

  

   第二位:法治环境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就是文化环境。官商不平等,官的地位高于商人的地位,甚至商要求官,那我们的民营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在一些大企业或许不用,因为它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是小微企业地位低,正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这样的环境改不了,那么就会对发展造成不利。

  

   第三位:提一个困惑,这两三年来,我们在座的律师一定是特别忙的,因为经济不景气各种矛盾凸显出来,案件成倍增加,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就没有民告官的案件,很多老板没有选择通过法律手段去政府部门打官司。第二,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跟当地一个区的水利部门打官司,但是阻碍重重,一审赢了,二审输了。我恳请,我们的法学会,今后能至少用一半的呼吁,一半的舆论力量,维护法治环境,让政府官员真正树立法治意识,法律观念,和在法律面前是双方契约关系,没有这个观念,一切都是空谈。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官司,这个法治环境还是非常好的,现在都不喜欢打架,都喜欢打官司,动不动起诉,动不动冻结,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小到一个科员,都认为老板告不赢我,我是政府,我说了算,这个是中国法治环境里面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法治环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公民主体的权利是不是收到保障,另一个是政府权力是否受到约束。政府官员有法治观念,这是最重要的。

  

   谢晖:我想就上述问题做些简要的回应。正如中礼和方才这位企业家所言,法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控权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即使在我国,这也是个共识。记得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时任省长亲自主持“诚信山东”建设研讨会。研讨期间我问省长:“诚信山东”建设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因为这样的做法浙江等省也在搞,尤其是温州,在温州商人无序竞争、非法竞争多年后,当地政府转变思路,特别重视诚信,要用诚信缔造温州发展的新模式。该省长听罢我的问题后,掰着指头讲:你看现在,我们的百姓不诚信,医院不诚信,小商小贩不诚信,企业不诚信……不诚信现象太严重了……我听后说: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最不诚信的领域,是法律不诚信,特别是权力不诚信,因此,最重要的诚信建设,是要从法律诚信做起。法律诚信的核心就是政府诚信或者权力诚信。我在这里还想讲的是:“权力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所以,要把权力牢牢控制在制度的笼子里。但是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不过在理念上,无论是从公民,还是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有共识的——法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政府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或者控制在法律的笼子里。

  

   至于这位企业家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行政诉讼难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只要坚持依法诉讼,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政府,都有好处。谈到这里,我想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山东聊城,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程度的农民,名片上写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周广立”,代理当地民众、企业和政府打过数百个行政官司,胜诉率在90%以上,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法制日报、齐鲁周刊等新闻媒体都报道过。我也曾带领学生跟踪采访过周广立,也曾请他到山东大学研究生的课堂上和研究生们交流,面对学生们刁钻的专业问题,都没难倒只有五年级程度的他。我在《法制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周广立现象”的小文章,引起一位德国学者的关注,他专门到中国,访问周广立,并给受困的周广立以帮助。我的文章强调,即使在传统文化影响如此强大深厚的中国,也可以用现代法治进行治理。而一位普通的、只有小学五年级程度的农民,代理了那么多案件,为什么胜诉率还这么高呢?对此,聊城一位法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其实周广立代理的这些案子,涉及的都是些法律常识,只要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关注并尊重这些法律常识,就能够免于被诉。可惜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关注或不尊重这些法律常识。可见,周广立代理的案件之所以胜诉率那么高,就在于他能抓住法律常识,针对政府的一些违法行为在法庭上见。所以,我相信只要大家坚持不懈地、众志成城地依靠法律寻求公道、解决纠纷,我相信会有效果的。

  

   第四位:因为我做法律顾问,接触民营企业很多。我们经常讲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原则问题。对我们过去民营企业的原则问题的切割。就是我们民营企业在面对基层政府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完全符合法律规范为例外。诚信问题上面,政府应不应该担责。我们在要求民营企业更加守法,更加规范,但是政府却乱作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说这种诚信也就是一种被架构出来的诚信。第二,想向各位专家请教,关于所有权的问题,产权的问题,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以地域为前提。再比如华为,真的是民营企业吗?所有制的界限逐步在模糊,那我们是否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去讲清楚,来更好地淡化所有制,强化产权归属。

  

   谢晖:这位律师提到的问题非常好。方才讲演时,我本来想讲这个问题的,但讲前云良院长提醒我注意“分寸”,所以就没讲。但这位律师既然提出来了,我就略微谈谈。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相关讨论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答案。国有经济到底是什么经济?究竟谁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如果是人民,那么人民具体如何管理、经营国有经济?这些问题,确实有些是很难回答清楚的,于是,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直到现在,基本上我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进行经营管理,并解释国家所有的经营方式问题。但必须清楚,这种国有制经济是强制成型的这一特殊性。事实上,有两种公有或国有制经济:一种是强制命令型的国(公)有经济,另一种是股份合作型的国(公)有经济。马克思曾认真对待股份制的伟大作用,强调股份制是真正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是国家强制命令的利维坦,而是每个人都获得主体地位的合作体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这个意义上,不是国(公)有制讲不清楚,而是我们的实践对理论应用的敏感程度还很不够,或者过于敏感,从而防范和抗拒理论创新的意识过于强烈。

  

   陈云良:股份公司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不是我们讲的国有集体才是公有制,公有还是私有在股份公司上面其实是没有界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叫混合所有制。其实界限没那么清楚。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292.html
文章来源: 湖南省民营经济法治研究会 公众号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