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00: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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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题记】2019年2月23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澎湃新闻一起主办的“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第二期: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治理创新”在北京举行。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的发言。

  

   我讲的题目是“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首先声明一点,我讲的产业政策有严格的定义,就是指对产业和企业的歧视性、差别性对待,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另外,我今天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指其目的在于提升技术进步和推动创新的产业政策,政府宏观调控、稳定就业、收入再分配或者地区平衡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不在我今天的讨论范围。

  

   产业政策的认识论误区

   说到产业政策,目前有个认识论误区,就是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有能力预测,否则也就不需产业政策了。但我们确实假定,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比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或企业家,他们知道技术进步的前景、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并且能就这样一个前景和产业蓝图达成共识。我们以为,基于这种共识的产业政策是科学的,因而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要知道,聪明人也会犯大错误。举一个例子,爱迪生很聪明,既是伟大的发明家,更是杰出的企业家,但他曾犯过两个大的预测错误。第一个预测错误是,在所谓的“交直大战”中,他预测直流电会赢,交流电没有前途,甚至采取了一些被人不齿的下作手段诋毁交流电,但最后交流电还是赢了,连他自己的通用电力公司也从直流电转换到交流电。第二个预测错误是,在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竞争中,他赌电动车会赢,实际上他也错了,燃油车赢了,他在电动车上的投资血本无归。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委托他制定产业政策。

   为什么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会预测失误?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来自创新的独一无二,就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没有概率分布,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做出决断。但是不同人的判断在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对谁错,只有事后才能证明。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第三,创新的成败依赖于互补和竞争性的一些技术,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创新的不确定性

   让我对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分别加以解释。

   第一,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一种创新在技术上是否行得通,事前是不清楚的。举个例子,230多年前,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提出用铁制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他提出这个观点时,99.9%的人反对,他被认为得了“疯狂病”,人们给他起了个“铁疯子”的绰号。

   100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比空气重的东西要飘在空气上,这是不是可行?当时的知识下,也是不确定的。二战期间,美国要研制核武器。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这在当时也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才说这是可能的。

   同样,最近的例子iPhone手机,当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时,这个技术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都不看好。微软的技术人员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用手写笔或键盘这样的平板电脑技术。

   第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一个东西即便证明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商业上成功与否仍然是不确定的。爱迪生最初发明电力照明系统时,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电力照明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同样,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速度非常快,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在商业上失败了。

   最近我们看到,空客公司生产的A380巨无霸客机,技术上没有问题,而且已经有一百多架在运营,但空客还是决定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他被赶下台,就栽在“麦金塔”电脑上。这款乔布斯最得意的产品卖得很不好,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和否决。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一个原因是,创新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改进。所以我们看到,计算机从大型机到微型机,再到个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再到智能手机,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看到新产品的商业前景。

   第三、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我特别讲一下互补性技术,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第一例子是前面提到的交直大战,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后来变压器的发明,这是爱迪生没有想到的。有了变压器,上万伏的高压交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消耗很低。如果没有变压器的发明,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困难。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发明对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发明激光之后,连他们自己的专利律师都不主张去申请专利,因为这个技术对于AT&T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呢?1970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与高透明玻璃结合,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光纤,由此替代了原来的铜线电缆,使得数字传输成为可能,才有了互联网通讯。如果没有玻璃技术的创新,激光的商业价值就大打折扣。今天激光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无处不在了,连我们讲课都离不开激光笔,更不用说各种医疗诊断和手术了。

   100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发动机的进步,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难。但这些进步爱迪生当时没有预料到。

   第四、制度和文化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一定会使得一些利益群体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技术史专家斯密斯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每一个创新都诞生在不友好的社会,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所以创新非常难。

   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是蒸汽汽车。蒸汽汽车的发明比著名的雨山火车试验还要早,最初在商业运营上也比较成功,英国土地上出现了数十家蒸汽汽车公司。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包括马车业主、出售橡木和出租马厩的人、公路信托人、马的饲养者、与道路相邻的农场主,以及新出现的铁路公司的反对。这些既得利益者向英国国会游说,指控蒸汽车不安全,锅炉容易爆炸,车轮破坏公路,惊吓行人和马,如此等等。最后,英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红旗法案》,要求必须有一个行人在蒸汽车前方100码打着小红旗行走,以警告其他行人和车辆。这样,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行人步行的速度,蒸汽车运营公司都破产了。

  

   产业政策的悖论和自我证成

   以上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但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不可预测,没有共识。反过来,如果一个创新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那说明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

   同样,我们可以讲,一项新技术或创新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大部分认为前途光明、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没有必要专门出台产业政策鼓励了。

   这一点也意味着,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了。有人说,尽管产业政策可能不适用于创新,但对扶植传统产业是可行的,因为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我们是能看清的。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这样的产业,企业家比政府官员看得更清楚。比如说,李书福早就看出了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但政府政策阻止了他及时投入汽车产业。如果没有政府汽车产业政策设置的障碍,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会比现在成功得多。

   我们必须谨防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一种政策好像证明自己是成功的,其实可能是不对的。比如说,设想政府要鼓励养狐狸,养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廉价土地、优惠信贷,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所有经营狐狸的商家也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吃狐狸肉、穿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价格补助;任何人要养其他动物(如猪羊牛),或者吃其他动物的肉,都必须同时饲养或消费一定量的狐狸;等等。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的很兴旺。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出台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养了非狐狸的动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狐狸产业肯定能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养殖产业。但是,这不能证明这个狐狸产业政策是对的。这就是我讲的产业政策自我证成,但不能证明它是对的。

   我讲这个比喻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新能源汽车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发展很快。如果政府以后再用法律形式,规定比如说2030年之后不再允许使用燃油车,只能使用电动车,到那个时候燃油车会被彻底淘汰,电动车就会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这不能证明鼓励电动车的产业政策就是对的。用产业政策消灭其他可选项是非常危险的。

   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的竞争,最后燃油车成功了,这是靠市场的成功。过去一百年,燃油车的效率提高了八倍。发动机每瓦特功率的重量1885年是270克(奥托发动机),2002年已降到1克。相比之下,电动车效率的提升要慢得多。今天或今后的新技术变化也可能使电动车完全替代燃油车,但这要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政府说了算。政府的政策也许消灭的是更有潜力的技术。燃油车本身的进步潜力仍然非常大。我们只能留给市场来奖励或惩罚谁,而不是由政府做这样的奖惩。

  

   创新需要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什么市场说了算比政府说了算好?简单说,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政府是集中决策,搞得是一锤子买卖。

   有人问,市场就不犯错误吗?市场当然会犯错误,任何体制下都会犯错误,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它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是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挑毛病纠正错误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决策失误,但是最后经过竞争,适者生存,留存下来就是有生命力的技术和产业。

   相反,计划经济下出现的错误,谁来纠正呢?没有人。犯错误的人、做出错误决策的人自己不会纠正错误,因为纠正错误有失脸面,丢人。其他人也不可能纠正错误,因为你纠正错误就是得罪人,自己也得不到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下犯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小错误变成了大错误。事实上,对政府官员来说,理性的做法是掩盖错误。原来计划一百万投资做成的事,最后投入十个亿,证明自己成功了,其实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最后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让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要想真正推动社会的创新,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技术和产品,而不是用产业政策扶植这个、抑制那个。

   任何阻碍企业家自由选择、误导企业家判断的政策,都不利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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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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