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军:司法人工智能的中国进程:功能替代与结构强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7 23: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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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军  

   【摘要】 司法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兴起源于市场与官方的双重驱动。市场化的特质在于无论其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只要有利可图便可推动运作。而官方的推动是因为人工智能能够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中的诸多表象问题,也即官方对司法人工智能赋予了能够解决问题、对司法改革有助益的功能预期。根据莫顿的理论,对功能项进行功能分析时,必须明确功能项有所助益的单位,而且要能够分清功能项的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正功能与反功能等。虽然司法人工智能具有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显性功能和正功能,也即替代改革后的司法体制解决问题,但是在结构上产生了强化司法体制改革所欲改革的既有结构的隐性功能和反功能。在中国,司法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的前提条件必须以促进与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为原则,否则就会产生扭曲、阻碍甚至消解司法体制改革的反功能。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司法体制改革;功能;结构

  

   从2016年开始,由谷歌(Google)旗下Deep Mind公司戴密斯·哈萨比斯领衔的团队研发的,以深度学习为机理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等中日韩棋手,连胜60局而无败绩,最终在2017年以战胜排名世界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而名冠一时。此一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引爆了本来就已经展开的人工智能开发与讨论热潮,一时间成为学术讨论与茶余饭后闲聊的热点话题,各种人工智能系统与程序开发公司俨然把住了这个瞬息万变时代的脉搏。在学术界,仿佛当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各个学科主动或被动将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宠儿引进学门,但是效应更为强烈,或乐观接受或谆谆告诫,或赞扬或批判,或满怀希望或悲观未来,或欢喜或恐惧。而当人们去探寻人工智能的历史后才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早就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促进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将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未来可能驱动整个世界的运转。

   在官方正式决策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的各行各业开始主动“拥抱大数据”、研发应用各种智能系统。法律领域概莫能外,法学与法律职业一直主动寻求人工智能的技术性辅助,尤其是在司法组织机构上下有序或者无序地进行人工智能系统的构造与适用后,捷报频传,这让人们看到了启动加速密码的中国法治建设希望,仿佛法治中国建设成功在握。事实上,法学界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探求人工智能的应用——运用电脑量刑。中国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也设立了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但是中国的司法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与国外的明显不同,缺少了法律的先行规范,即未确立明确的研发应用界限与伦理要求,而是采用了既有的改革逻辑:摸着石头过河、且行且立法。如此一来,在没有预先设定边界的前提下,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的中国司法体制建设,必将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需要深入探究:司法对人工智能的主动拥抱是预期寻求还是顺势而为?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能够助力中国司法体制建设?作为加速器的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够破解司法体制建设的困境,其具备了哪些客观功能?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在解决司法体制改革困境的同时,是斩断了既有的体制之链还是固化了既有的结构?对于人工智能的司法运用,不能因为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对此的大力投入和应用上的高速发展,就盲目地、没有任何预先规范的情况下不留余力地发展司法人工智能。必须考虑的是,镶嵌于中国既有组织与结构中的司法是否适宜,如若适宜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引进司法人工智能。论文根据上述问题,首先考察司法人工智能在中国兴起的逻辑,其次分析中国的司法人工智能工程如何助力司法改革,再次探究司法人工智能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隐性功能,最后讨论中国司法人工智能工程作用发挥的应然前提。

  

   一、司法人工智能的兴盛逻辑:市场与官方的双重驱动

  

   2016-2017年司法人工智能在中国迅速火爆起来,不但有多款案件审判智能系统开发使用,而且也有例如法小淘等搜索、咨询,甚至是案件结果预测的人工智能机器试水。可以说2017年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司法的元年。司法人工智能如此兴盛依赖的是市场利益驱动与官方改革管理的双重逻辑。此种逻辑虽然不是完全符合周黎安所提出的“官场+市场”理论,也即“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1]但也初具了官方提倡与推动而市场配合、市场的发起而官方为此做出反应的双重嵌入机构。

   (一)市场逻辑的利益驱动

   近年来,司法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是市场逻辑的产物,或者说司法人工智能市场化是其繁荣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市场已经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也是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的逻辑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法治)界定与扩大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与自由,确立社会和经济的激励机制,引导人们在预期规则范围内行为,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共利益,让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相容”,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社会各个领域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特性使然,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把社会各个相对对立领域的要素转化为‘普遍有用的体系’的内在驱动力”,[2]即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社会各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有被市场化的倾向。市场有效的原因是通过让消费者获得价值的方式,来获得利益并促进社会的发展。[3]司法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利用就是在市场的逻辑下,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基于利益驱动了研发主体的开发与推广行为。之所以司法人工智能开发迅速,就是因为资本会根据获得利益的多少等要素在市场上配置和流动,司法人工智能以需求为导向,研发其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吸引着市场对它的资本投入。

   非官方的司法人工智能研发主要是由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主体在认识到人工智能科技会带来利益后进行的,而且随着相关主体看到的利好,利益驱动机制的运作,近年注册与投资的司法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有理性、会算计、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经济人”。其中,驱动机制是利益最大化,即行为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机制是能够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理智地,即符合成本收益工具理性来选择方案。在既有经济增长点匮乏的时候,一旦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资本就会集结到新的增长点以期获得更大的长远利益。行业发展起于市场驱动,而随着市场的开拓,司法人工智能的市场热潮已经到来。但是,由于对法律、司法与法律职业的理解与认识所限,法律职业者对于司法人工智能持保守的态度。这是法学教育的结果,也是法学教育效果提高的表现。然而,为什么会在2015到2017年短短三年中,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市场就已经初具规模。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法律服务需求被市场逻辑“破壁”。在市场中有需求,就会有满足需求的产品产生。其中,个人与企业有降低法律服务成本的需求;科研机构有提高科研质量、改变研究方式的需求;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有稳定的客户一般不需要抢占或开辟新的业务,而小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为了提高效益和创造品牌自然会参加资本的运作与技术的开发;技术专家和有法律研究经验的专家也会以人力资本的方式加入市场运作。另一方面,司法系统表明了司法机关也对人工智能产生了需求。一般而言,司法机关的人工智能需求不会明显地显露出来,更不会按照市场的逻辑显露出来,因为司法机关的需求控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乃至政治系统手中。因此市场主体不能按照市场的逻辑,例如产品体验等方式,使司法机关产生需求。如果把司法人工智能的市场分为官方市场与非官方市场,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司法人工智能的市场就只是非官方市场。然而,官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官方市场的风向标,没有打开官方市场的司法人工智能很可能在非官方市场的开拓中受挫。当然,司法人工智能可以通过非官方市场的发展、繁荣逐渐向官方市场及其掌控者施压迫使其成为市场,接受市场化的服务。显然,中国司法人工智能没有经历这一漫长的过程,因为官方主动打开了司法人工智能服务的官方市场,而不论保守的法官与检察官是否赞同司法人工智能能够满足其工作需求。可以说,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兴盛得益于市场逻辑与官方决策的双重驱动。

   (二)中央的布置与地方的迎合

   官方市场的主动开放是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产物,起源于政治系统的发动。在政法体制下,政治系统的发动会迅速转变为司法系统的核心任务,在司法系统的动员与迎合中,司法人工智能的市场需求被快速激发出来。

   中国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也就是说其并不是与司法体制改革同时发生,而是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添加的“计划”。

   1.政治系统的发动。国家的一系列信息化发展决策的出台,奠定了司法人工智能市场开发的基础。在2016年7月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智慧法院”建设成为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智慧法院,提高案件受理、审判、执行、监督等各环节信息化水平,推动执法司法信息公开,促进司法公平正义。”[4]国务院在2016年12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明确表示:“支持‘智慧法院’建设。”[5]继而国务院在2017年7月20日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细化了智慧法庭建设的具体内容。[6]此类文件从顶层设计了司法人工智能战略,触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工智能建设。

   2.司法顶级系统的接受。与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的逻辑一样,[7]国家的人工智能战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司法机关的发展目标与工作重点。2016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提出中国“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在2017年5月11日全国法院第四次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周强认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人民法院工作的现代化,通过信息化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智慧法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手段,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支撑。”[8] “智慧法院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人民法院工作的一种形态”。[9]司法顶层系统为了实现法院系统的人工智能战略,定要将战略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甚至要描绘出战略实现的蓝图和路线。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颁布的《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中,明确了智慧法院建设的路线图:“2017年底总体建成、2020年深化完善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10]

3.司法顶层系统的动员。[11]仅仅是司法顶层系统发布文件,分配任务,对于完成国家政治系统配置的任务而言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要采用各种方式动员。其中举办工作布置会议、领导在各个场合的强调和讲话、领导的调研、鼓励和指明发展方向、树立典型与样本、在典型与样本所在地开现场办公会、设立项目等等都是促进系统完成任务的动员方式。有时还会综合使用上述方式以提高动员的效果,司法顶层系统动员下级法院系统开发、建立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运用了组合的方式。例如2017年2月6日在孟建柱到上海高院调研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要求”上海高院研发一套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目的的案件审理软件,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统”。又如,2017年7月10日,孟建柱在贵阳市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更加积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把理念思路提升、体制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应用和法律制度完善结合起来…”[12]在此次大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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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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