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5 2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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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杰  

   内容提要:章太炎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评判曾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直至晚年方有较为客观、全面的评判,且与同时代学者多有不同。他同情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的不得已,认同古本《大学》,也认同王阳明与王艮对“格物”与“亲民”的诠释而批评朱子。他将王阳明归入吴与弼的学脉,认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以及豪杰精神扩充了《论语》与《儒行》的人格培植学说,故认为阳明学属于“修己治人”之学而非“明心见性”之学。他批评阳明后学背离礼教,并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阳明本人,但对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却多有肯定。章太炎对阳明学的理解以及学术定位,虽然也存在某些误判之处,但是他的阳明学观因时代背景与自身立场而有着独特的价值,对于后人重新认识阳明学以及儒学史多有启益。

   关 键 词:章太炎  阳明学  《朱子晚年定论》  古本《大学》  修己治人

  

   近现代的学者重新审视中国的儒学史,或出于内在的对清代考据学的反动,或出于外在的对日本阳明学的回应,纷纷开始重新评判阳明心学的学术价值。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以及此后被认为是新儒家的熊十力、贺麟等人,都对阳明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章太炎也不例外。然而章太炎对王阳明以及阳明心学的评判却多有波动,至少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其间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到了晚年他则逐渐将阳明学纳入其儒学思想体系之中,并提出了许多与同时代其他学者不同的观点。

   章太炎论及王阳明,在第一阶段的代表文献为《兴浙会序》,此文普赞浙江先贤,其中对于王阳明的“学”与“政”都可谓推崇备至:“神阉不能螫,逆藩不能触,终戮刑天,以奠王室,若王文成者,学与政兼之矣。”[1]13

   到了第二阶段,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特别增加了《王学》一篇,其中说:

   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2]146

   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夫其曰“人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而类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而紊者也。[2]147

   此时,他几乎全盘否定了王阳明的“学”与“政”,先是认为其南昌、桶冈的事功与其学术无关,只是才气过人,而其学术则大部分来自他人旧说,不过还是承认“致良知”为其自得。此阶段另有后收入《说林》的短文《谴王学》,其中对他为何否定王阳明的事功,作了补充:

   守仁之学至浅薄,故得分志于戎事,无足羡者。……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3]116

   王阳明之学“浅薄”,故而其事功“无足羡”,在章太炎看来,朱宸濠比明武宗更具“长民之德”,故而阳明辅佐明武宗平定江西之乱当是极不明智的,这也就从“学”与“政”两个方面基本否定了王阳明。章太炎在前两个阶段中对王阳明的评判,几乎有着天壤之别,极不客观,因为其背后有着为革命而宣传的不同用意在①。

   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阶段,“以革命家现身”[4]67的章太炎,成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于是对阳明学的评判渐趋客观而全面。章太炎将《訄书》改编为《检论》,其中的《王学》改成了《议王》,其表述则大不相同了。此时,他虽未完全肯定王阳明的事功,但肯定其“少习兵事,才气过人,其为术财得半”[5]466,认为王阳明的事功是其才与学相得益彰而来。对于“知行合一”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知行固不能无先后。文成所论,则其一隅耳。然惟文成立义之情,徒恶辩察而无实知,以知行为合一者,导人以证知也。斯乃过于剀切,夫何玄远矣哉?[5]469

   这里,章太炎虽强调知行有先后,但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义之情”作了肯定,认为可以导人悟得真知。相对程朱“即物穷理”之学的“辩察而无实知”,则“知行合一”之学更为“剀切”,并不“玄远”。

   到了晚年,章太炎从事国学讲习运动,开始特别关注阳明学。他说:“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6]372他选择阳明学,则是因为阳明学介于儒、佛之间,且容易激发人心,对于培植人格大有助益: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多,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今先举王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6]373~374

   章太炎一直认为佛学、老庄之学极高,然而二者的语言“殊简”,或“平淡”或“高远”而不能适应实际,故“标举阳明”则应时方便。他在与吴承仕论学时,多有将阳明学与佛学比较会通,以便培植人格。

   可以作为章太炎对于阳明学认识的“晚年定论”的代表性文献,则当为作于“民国十三年孟秋”,也即1924年的《王文成公全书》之《题辞》与《后序》,以及当时国学讲习会的记录稿如《菿汉昌言》与《诸子略说》等,这些文献围绕的核心问题则为宋明理学所关注的程朱陆王之辩,以及章太炎晚年常讲的儒学史上的“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之辩,探析这两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章太炎晚年的儒学观很有必要②。

   论及程朱陆王之辩,则有两个学术史公案不得不提及,章太炎也一样。第一个公案便是朱陆早期和晚期的异同,也就是如何评价王阳明所编的《朱子晚年定论》的问题。章太炎说:

   晦庵读书既多,言论自富,故陆象山、王阳明讥为支离。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据《与何叔京》一书,由今考之,此书乃庵晦三四十岁时作,非真晚年。

   “晚年定论”,乃阳明不得已之语……实则晦庵恪守师训,惟好胜之心不自克,不得不多读书,以资雄辩。虽心知其故,而情不自禁也。[7]987~988

   朱陆之辩,陆九渊(象山)讥朱熹(晦庵)为“支离”,王阳明同样认为朱子学有“支离”之病,但是他并未放弃与朱子学达成某种和谐的努力,故而作有《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认为朱子晚年已经注重向内的工夫,然而却在《与何叔京》这一书信的考证上有明显的错误。虽然章太炎也同样认为王阳明的考证有误,但还是同情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的“不得已”,并站在王阳明的一边批评朱子的多读书、好雄辩。至于他说朱子“虽心知其故,而情不自禁”,则是说朱子心里其实赞同陆九渊的本心之说,只是好胜心的驱使方才不断雄辩,只是为了“恪守师训”方才不肯服输。再者,朱子说陆学不读书,章太炎也有辩驳:

   晦庵行辈,高出象山,论学则不逮。象山主先立乎其大者,不以解经为重,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顾经籍烂熟,行文如汉人奏议,多引经籍,虽不如晦庵之尽力注经,亦非弃经籍而不读也。[7]988

   陆九渊为学主张先立其大,也即发明本心,故而不以解经为重,甚至持有“六经注我”的观点。在章太炎看来则陆九渊并非弃书不读,只是经籍烂熟于胸之后,在讲学之中偶有引述,并不想再做“我注六经”的工作去注释经籍而已。

   所以说,在朱陆异同问题上,章太炎赞同王阳明,对朱子学的支离以及多读书、好雄辩多有批评。

   第二个公案是《大学》的古本、改本之争,王阳明主张“复古本”,并作有《古本大学旁释》。章太炎完全认同古本,肯定王阳明“复古本”之功:“自阳明言‘致良知以正物,物即事亲治民’等事,文义始明,趣入者不患其无途径。……故知阳明廓清之功伟矣”[8]97~98,“王阳明出,始复古本之旧,其精思卓识,实出宋人之上”[9]482。然此问题较为复杂,又涉及“格物”与“亲民”两处诠释之辨析,在章太炎那里对此都有反复的探讨。先来看“格物”之争,章太炎说:

   朱子“以穷知事物之理”为格物(宋人解格物者均有此意,非朱子所创也),阳明初信之,格竹三日而病,于是斥朱子为非是。朱子之语,包含一切事物之理。一切事物之理,原非一人之知所能尽,即格竹不病,亦与诚意何关?以此知阳明之斥朱子为不误。

   然阳明以为格当作正字解。格物者,致良知以正物。物即心中之念,致良知,则一转念间,知其孰善孰恶,去其恶,存其善,斯意无不诚。

   余谓阳明之语虽踔,顾与《大学》原文相反。《大学》谓“物格而后致知”,非谓“致知而后物格”。朱子改窜《大学》,阳明以为应从古本。至解格物致知,乃颠倒原文,又岂足以服朱之心哉?[7]990

   朱子训“格物”为“即物穷理”,则有求一切事物之理的意味在。在章太炎看来,一方面一切事物之理并非一人之知所能格尽,另一方面则《大学》的核心工夫当为“诚意”,而穷理与诚意并无直接关联,所以“阳明之斥朱子为不误”。王阳明在“格竹”失败之后便放弃了朱子的格物说,后来又训“格”为“正”,训“物”为“事”,为“心中之念”,则“格物”即“正物”,也即“致良知”,在“实事”之上做去恶存善的工夫[10]119~120。但是,章太炎虽然认为王阳明排斥朱子格物说不误,却并不认同王阳明将“格物”诠释为“致良知”,还是因为与《大学》的原文有所抵牾,《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格物”在前,“致知”在后,如将“格物”诠释为“致良知”则正好颠倒原文。这么看来对于王阳明的“古本《大学》”之说,章太炎认同其“复古本”,但对其关于“格物”的诠释持保留意见。不过他对阳明后学中王艮对“格物”的诠释表示了认同:

   格物致知之说,王心斋(艮)最优。心斋为阳明弟子,读书不多,反能以经解经,义较明白。谓《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语:致知者,知事有终始也;格物者,知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原系空文,不必强为穿凿。是故诚意是始,平天下是终;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知此即致知矣。[7]990~991

   章太炎认为诠释《大学》“格物致知”,最优者为王艮(心斋),因为读书不多,“以经解经”则反能直截了当,接近真理。故他在此处还说:“盖阳明读书多,不免拖沓;心斋读书少,故能直截了当,斩除葛藤也。”[7]991在王艮看来,“致知”就是“事有终始”,“格物”就是“物有本末”,因此“格物致知”原本就是“空文”,不必穿凿强解,而《大学》的工夫当从“诚意”开始至“平天下”终止,“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格物致知”就是要知道这个本末关系。这样诠释,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大学》原书“格物致知”无“传”的问题。章太炎非常认同王艮的相关诠释,也就认同晚明刘宗周等人对王艮的推崇,以及称“淮南格物论”是“格物致知”之定论。章太炎对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另外还说:

   格物之说,有七十二家之歧异,实则无一得当。试问物理学之说,与诚意正心何关?故阳明辟之,不可谓之不是。……明人乃有不读书之灶丁王心斋,以为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所先后。千载疑窦,一朝冰释,真天下快事。……《苍颉篇》:“格,量度也。”能量度即能格物,谓致知在于量度物之本末。此义最通,无怪人之尊之信之,称为“淮南格物论”。[9]482~483

对“格物”的解释多有歧异,程朱的“即物穷理”说,近于西学中的“物理学”,这正是章太炎所反对的,因为其近于空谈的“明心见性”之学了。王艮将“格物”诠释为“物有本末”、“知所先后”,还补充说“格物”也即“絜度于本末之间”,“物格,知本也”[11]34。章太炎又进一步论证,“格”的本意为“量度”,所以王艮训“格”为“絜度”,“格物致知”也即将修齐治平的本末之道,一一加以量度并规范下来。章太炎认同王艮的解释并加以发挥,也与他认为《大学》原本就是以“修己治人”为中心的观点相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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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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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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