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华南:心与目之辩

——王阳明思想的一个主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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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华南  
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36)道与人拉开距离而为二,此时不可谓“见道”。非“体”之“见道”以“我”与“道”拉开距离为特征,阳明称之为“讲之以口耳”。只有讲之以身心,实有诸己,道与人一,道得人“体”,此时乃真正“见道”。“体道”之“体”指人与道相互交融,人在道中而道以人显。道得人自觉去“体”,则道在人身中显现,由此显现处方可谈“见”,此即“道必体而后见”。“良知即是天理”(37),“天理即是良知”(38)。良知于其发用之视听言动,于其发用之思皆能自知,故在良知上体认天理乃为明白简易之途。良知无内外,欲拉开距离去“看”,亦不能见天理。

   在阳明,物我一体乃本然之态,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就现实性说,物人相感才能真正成就“一体”。“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39)持守良知,任其发用,自能感应生民之疾痛。人人有良知,物物有良知,各任其发用,公是非,同好恶,则人而己,家而国,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中之天地万物、古今圣愚皆不“在外”。欲知天地万物,不可张目求之;欲知生民疾痛,惟务自家之良知。去其昏蔽,现其纯良,廊然大公,自照照物,皆如青天白日。

   以心去看,即以良知去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之“视”以消除内外之分为前提,它始终拒绝着距离性的观看,而追求破除了物我之隔,物我合一之“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40)在天地万物与人构成的一体中,人的节律跟随着天地万物的节律,天地开,万物露,则人的众窍也随之开显。耳目之睹闻被当作良知之妙用,睹与闻都被良知化,由此确保所视皆能合乎礼(或“理”)。阳明对此说得明白:“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41)非礼之视是目无主宰,逐物溺物。以心主宰目,则所视皆可得正。

   从修行角度说,从务外转向自家身心,确立“良知”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展开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之展开,须就心-理上展开,但理不可见,理之发见处——文才可见。因此,工夫只能由“可见”而至“不可见”。王阳明说:“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42)“博文”为“约礼”的工夫,就可见处用功,以达于不可见之理。此即上文所说“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阳明未弃“目”之“见”,目可得见者乃不可得见的理之发见处。通过做前者的工夫,后者才能够落实。王阳明于此将前者归为“下学”:“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43)上达只在下学中,由“下学”而上达,此是不二之选择。其在下学中上达,即将“目”之“见”纳入心或良知主导之下(此谓“正目”,即“非礼勿视”),并由此寻求“目不可得见者”。

  

   五、贵心贱目的历史流响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王阳明的著述中,“目”或者单独列出,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贵目贱心,见道与体道等,或者与其他感官及其活动一起列出,如:以见闻表述与良知之知相对的知,以耳、目、口、鼻四肢一起表述与心相对的“身”,以目-色、耳-声,口-味一起表述人的欲望,等等。尽管以不同方式出现,但“目”始终被放在与“心”相对的重要位置。这表明,自觉超越目及其活动乃王阳明心学建构的基本任务。

   从中国思想史看,先秦耳目之争,耳胜出,继而,秦汉耳舌之辩,舌胜出。由此确立了味觉思想之主导地位。舌为心之窍,心以味觉的方式展开,此乃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44)。如上文所论,阳明将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应作为心的基本活动方式。“感应”实质是相互契入、无距离彼此融合的交接方式,这是“心之窍”的“舌”(味觉)的典型活动方式。贵心而贱耳目,可以看作是对以上思想历程之再次重演。由此可说,阳明对心的活动方式的论述,正是对味觉思想的深度强化。心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凸显了“是非”这种道德关怀,不妨说,王阳明的心学乃道德化的味觉思想。

   味觉思想包含诸多维度。品味中通过味来识别品类(类的寻求),进而推演其根据(故的寻求),此为认知维度。品味中以闲适之心赏其情态、悦其情态,无辨识之心,无利害之心,此为审美维度。品味中审识其是否合乎人的价值规范,是否合乎人的目的、意志,由此有利害之选择、有善恶,此为品味之道德维度。王阳明自觉展开“心目之辩”,将“目”视作与“心”相对的、向外驰求的思想路线。随时警惕“目”所隐含的道德意义,比如,可能造成“心与理二”“物我之隔”“内外之分”等,从而极大丰富了味觉思想。

   王阳明确立的贵心贱目精神趋向随着王学的广泛传播而影响到其他领域。不离心言物,亦不离物言心,此在中国绘画中表现最为明显。真正的画作被理解与规定为经过画心消化过的物象,即经过心记忆、消化、心意化的物。画象不可单归于心或单归于物,实乃山水人物与画家之心灵交合者。莫是龙、董其昌提出画之南北二宗说(45),并对苏轼之看法大加赞赏(46),后者论画之“善画者画意不画形”思想被理解为区分南北的标尺。“画意”为南宗宗旨,“画形”为北宗宗旨。“画意”与“画形”之分又被邓以蛰准确地归纳为“心画”与“目画”之争。通常认为,绘画以形色创造意象,与视觉关系密切。但是,“贵心(意)”而“贱目(形)”的绘画思潮却在明代油然兴起。究其原由,一方面,以“象”论“画”(超越了以“形”论“画”)说奠定了中国绘画创作与欣赏之基调与方向,从而抑制了“目”的凸显(47);另一方面,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在明代的盛行无疑直接促进了绘画理论“贵心(意)”而“贱目(形)”之自觉(48)。因此,这股绘画思潮可视作王阳明贵心贱目说的自然流响。

   注释:

   ①关于“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之争的内涵,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②比如张载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闻见之知”(或“见闻”)狭而“德性之知”(或“德性所知”)无外。“不萌于见闻”表述的是,两者乃不同类的“知”。

   ③《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④《王阳明全集》,第120页。

   ⑤视觉、听觉、味觉之争的具体过程,请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⑥在阳明,“看”是“直视”:“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王阳明全集》,第115页)

   ⑦《王阳明全集》,第120页。

   ⑧《王阳明全集》,第107-108页。

   ⑨《王阳明全集》,第122页。

   ⑩《王阳明全集》,第109页。

   (11)《王阳明全集》,第32页。

   (12)《王阳明全集》,第22页。

   (13)《王阳明全集》,第51页。

   (14)在孔子,“多闻”高于“多见”,而并未完全弃绝“多见”,更未弃绝“多闻”。不过,由“多见”向“多闻”之转向确实显示出思想由客观外在向内在转换的倾向。阳明一概斥之为“务外”,显然与孔子思想有出入。

   (15)《王阳明全集》,第71-72页。

   (16)《王阳明全集》,第90-91页。

   (17)《王阳明全集》,第107页。

   (18)《王阳明全集》,第36页。

   (19)关于五官与五脏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心窍”说,最终确立“舌”为“心窍”,可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王阳明将“血肉之心”(生理性)与“神明之主”(精神性)相统一的“心”分判为“二”。作为精神性的“心”,其窍被理解为“多”,如目、耳、口、鼻、四肢,而不是“一”(如《黄帝内经》中的“耳”或“舌”)。

   (20)朱熹以“知觉”说“心”,由所知觉而说“道心”与“人心”,并未言及“血肉之心”。陆九渊开始以理说心,他强调没有“二心”,但并未明确言及“心脏”与“心”的关系。

   (21)《王阳明全集》,第46-47页。

   (22)《王阳明全集》,第124页。

   (23)《王阳明全集》,第108页。

   (24)目对应形与色,先秦时,随着“目”的凸显,“形”亦成为当时的思想范式。但是,随着视觉被抑制,“形”被超越,“色”则相应被选择与目对应,此在“五色”“五味”“五声”说中有明显表现。相较于“形”,“色”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容易随着个体生理、心理状况而变化。洛克把颜色归为“第二性质”,认为它具有主观性,正基于色的以上特征。

   (25)《王阳明全集》,第104页。

   (26)《王阳明全集》,第124页。

   (27)《王阳明全集》,第47页。

   (28)《王阳明全集》,第76-77页。

   (29)《王阳明全集》,第44-45页。

   (30)《王阳明全集》,第76页。

   (31)《王阳明全集》,第76页。

   (32)《王阳明全集》,第76-77页。

   (33)《王阳明全集》,第37页。

   (34)《王阳明全集》,第105页。

   (35)关于“道”是否可“见”,思想家们有争论。比如,庄子认为,自然感官不能接近道。所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但经过“坐忘”等修行工夫,我们可以“闻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36)《王阳明全集》,第75页。

   (37)《王阳明全集》,第72页。

   (38)《王阳明全集》,第110页。

   (39)《王阳明全集》,第79-80页。

   (40)《王阳明全集》,第106页。

   (41)《王阳明全集》,第119页。

   (42)《王阳明全集》,第6-7页。

   (43)《王阳明全集》,第12-13页。

   (44)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45)“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此条见于莫是龙《画说》,同见于董其昌《画旨》,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是莫是龙提出,而董其昌大加提倡,遂流行于世。

   (46)莫是龙认为,南宗始于王维,所谓“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引自潘运告编著《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又见于毛建波校注,董其昌:《画旨》,西泠书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9页)

   (47)关于中国绘画史上由以“形”论“画”,发展至以“象”论“画”,参见贡华南《心(画)与目(画)——中西绘画中的视觉及其位置》,《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48)关于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如朱良知《试论心学对董其昌画学的影响》,《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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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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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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