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秋: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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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  

   内容提要:19世纪英国文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重要文学来源之一。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与创作方法,以及较高的艺术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重视它的主要原因。19世纪英国文学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资源与材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许多内容,就是在对它们的研究与评论中,提出、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也对19世纪英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 键 词:19世纪英国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中,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恩格斯生于1820年,逝于1895。两人一生中,均在英国生活了很长也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①。19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不仅为他们的文学阅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与这一时期其他国家文学一道,为他们的文艺思想提供了文学方面的启示与来源,他们的文艺思想反过来也对当时及以后的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②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19世纪英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间的渊源与联系,了解文学与文艺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

   弗·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写道:“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爱好中上升到了第一位。”[1]恩格斯其实也是如此,自从定居英国之后,英国文学也就成为他的最爱之一,这从他著作中丰富的英国文学知识就可知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喜爱英国文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创作方法与文艺观上的现实主义、内容上的社会主义因素、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提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提出的具体语境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思想交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具体指的应该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创作的小说。不过,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就应该不限于社会主义者所创作的小说,其他作家包括资产阶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可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必然结果,社会主义者的诉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是一致的。广义地说,一部作品,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如实地反映了现实,就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倾向。正如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2]巴尔扎克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他违背自己的政治见解,描写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不过,倾向往往带着主观色彩,而对于19世纪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一定赞成社会主义,他们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在对现实的如实描写中,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因此,对于这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的这类因素,最好叫作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倾向。这里的社会主义因素指的是作品中那些动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永世长存的信念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考查,19世纪英国文学中,社会主义因素是十分丰富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其一,是对现实的真实表现。真实地表现现实并不容易。现实是复杂的,有现象也有本质,有假象也有真实,有个别也有一般。要真实地表现现实,既需眼光,更需勇气。狄更斯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批判美国人的拜金主义,受到美国人异口同声的讨伐;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揭示英国道德的虚伪,受到猛烈的攻击,最后不得不放弃小说创作,改写诗歌。然而,表现现实的真实仍是19世纪英国作家至少是优秀的英国作家的追求。他们的这一追求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与赞扬。马克思肯定狄更斯等作家对英国现实的反映。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3]。恩格斯赞扬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克兰这种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4],但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中形象地表现了它。

   其二,是对人道主义、良善道德的肯定与推崇。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建立理性的王国为号召。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5]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实现,美好的社会并没有到来。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被公开否定。许多英国作家继续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坚持人道主义,提倡建立平等、良善的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如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哈代则主张用纯朴的自然的道德来对抗、取代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在哈代看来,所谓自然的道德也就是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道德,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纯朴良善的道德。如苔丝,虽然她犯了“通奸罪”“杀人罪”,但哈代却称她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因为她顺从的不是资本主义虚伪的道德,而是自己内心的召唤。人道主义和良善道德,成为19世纪英国作家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不仅健康了其创作的内涵,也提升了其精神的高度。

   其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阴暗面的揭示与批判。到19世纪为止,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将世界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作过肯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劳动的剥夺之上的,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在这个社会必然出现大量金钱至上、损人利己、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19世纪的英国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些现象。他们大多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对英国社会的罪恶与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批判。在这方面,狄更斯最为突出,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以及富人的为富不仁、穷人的穷困潦倒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批判,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诉求和斗争的反映与肯定。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工业发达,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哈克奈斯、乔冶·爱略特等作家,都写过大量描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喜好、诉求,肯定他们为争取自身利益、自身的解放所进行的反抗与斗争。如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小说最后的结局虽然走向劳资和解,但是却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生活的贫困和他们觉醒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小说也描写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小说女主人公、时装店女工玛丽·巴顿以为凭着自己的美貌,能够获得厂主儿子哈利·卡森的爱情。最后却痛苦地发现,哈利垂涎的只是她的美貌,却没有与她结婚的想法。最后她与哈利决裂,与一直默默地爱着她的工人杰姆结婚,两人一起出走加拿大。小说不仅写出了工人的诉求,而且写出了他们的觉醒与反抗,“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2]

   其五,是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对他们品德的赞扬与肯定。狄更斯曾经说过,他对于人民,有着最大最大的信心,对于统治者,则只有最小最小的信心。这里的信心既有对下层民众道德品质的肯定,也有对民众力量的肯定。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的描写,《巴纳比·拉奇》对戈登暴动中的民众的描写,都突出了民众的力量。说明狄更斯对民众中蕴含的伟大力量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自然,19世纪英国作家大都没有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他们更多地是从人性、道德、品质等方面描写民众,强调底层民众的忍耐、牺牲、善良、仁爱、顽强、慷慨、乐于助人等美德。他们社会地位不高,也经常为一日三餐发愁,但他们的道德是高尚的,精神是富足的,思想是健康的。如狄更斯笔下的辟果提、埃丝特;夏洛特笔下的简·爱、哈代笔下的苔丝、爱略特笔下的织工马南等。即使是被人们称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华兹华斯、骚塞,其诗歌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普通民众,诗人歌颂他们自然、单纯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诗意与幸福。

   自然,严格地说,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因此而苛求它们。因为只要是对资本主义不利的,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因素。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坚定的参加者,也需要大量的同盟军、同路人。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对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世纪英国文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资源与材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者,他们奋斗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革命实践要求与经验也必然对他们的文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既是文艺思想,自然离不开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自古希腊以来的欧美文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欧美文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素养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与英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文学有关的内容和名词。作家的名字如狄更斯、勃朗特、盖斯凯尔、爱略特、司各特、卡莱尔、拜伦、雪莱、骚塞、菲尔丁、莎士比亚等;作品方面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城市姑娘》《蒸汽王》《艰难时世》等;人物方面如俾克史涅夫、鲁滨逊、福斯塔夫、夏洛克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喜爱19世纪英国文学,而且对之下了较大的功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9世纪英国文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贡献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许多内容,是在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评论与阐释中,提出、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这首先是现实主义。

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萨克雷、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尔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3]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对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批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做了充分的肯定,既肯定了他们对于当时英国现实的真实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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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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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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