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秋: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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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  
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因是一部“关心人的书”,也受到恩格斯的赞扬[18]。自然,只是为下层民众而写还是不够的,作家还要写下层民众。要像狄更斯等作家一样,将先前在文学中“充当主人公的”“国王和王子”,变成“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19]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根红线,我们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它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2]社会主义文学或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应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反映他们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映不应是一种表层的、一般的反映,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根据现实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进行的反映。通过这种反映,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反对这种制度。如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流行的歌曲《血腥的屠杀》。马克思指出,“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度。”[20]而英国宪章派诗歌《蒸汽王》则批判了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这首诗表面上是在指责蒸汽,但实际上是在批判操纵着蒸汽机的“祭司”(资本家)和在背后支撑着这些“祭司”的制度。诗歌号召工人们“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趁他还没有吞灭全国人民。”[17]资本主义时代发明了蒸汽机,但蒸汽机却被用来奴役工人,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加痛苦。进一步思考,机器本身是没有趋向的,有趋向的是操纵它们的人和制度。诗歌的矛头和内在的深意就这样突显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评论英国文学,直到90年代,晚年的恩格斯仍然关注着英国文学的发展。19世纪英国文学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文学作品和研究对象,在其文学素养和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否也对19世纪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不过,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也还没有确凿资料说明狄更斯、萨克雷、夏绿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直接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或者直接看过他们的著作。这一方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

   不过,作为一种规律,一种先进的思想产生之后,它不可能不对其所产生于中的社会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探讨: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部分英国作家有过直接的交往,如恩格斯与哈克奈斯。部分英国作家、批评家如卡莱尔读过他们的著作,直接受到过他们的影响。而卡莱尔在当时英国是一个重要的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与狄更斯等人的关系很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必然会通过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传播开来。因此,说狄更斯等人间接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应该不是牵强附会。

   其次,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之后一直定居英国,恩格斯50年代之后也主要在英国生活。英国是他们50年代之后主要的活动场所,其生活、学习、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界、理论界和思想界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有着极高的威望。这种威望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英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影响到英国社会,并通过他们影响到19世纪英国作家和英国文学。

   再次,1836—1848年英国掀起的宪章运动是19世纪英国社会和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和英国作家产生了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宪章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等都深受影响。宪章运动使他们看到了英国社会的矛盾,认识到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力量,使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关注并且参与了宪章运动。1842—1844年恩格斯乔居英国期间,曾和宪章派一起战斗,帮助办好宪章派的报纸《北极星报》,并在1845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赞扬、评论宪章运动,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也曾号召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像宪章派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解放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还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琼斯、哈尼等建立了联系,通过教育与帮助他们,间接地参与并且指导了宪章运动。可以说,受到宪章运动影响的作家也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康德的美学著作只有对一个具体文本的剖析,而这一文本是德国威廉皇帝的创作”,这使人怀疑他在美学鉴赏方面的判断力。黑格尔显得比康德高明,“他在美学著作中就不针对同时代的作品,而采用了古希腊时期作品,这样就不会因为一时的鉴赏而产生麻烦。在黑格尔这种看起来比较保险的批评实践中,就割断了文学批评对于现实的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作用,所以黑格尔在思想体系看来当时是新颖的,而在所体现的美学趣味上则是保守的。而反之如果要积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的文艺问题,从原先的理论研究中往往难以拿出现成的可以切实适用的,这样也就是在体现现实针对性的时候,这种新的研究和过去的理论之间就缺乏自洽!”[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避免了黑格尔的尴尬。他们的文艺思想既联系过去,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并且主要是建立在现实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之上。19世纪英国文学构成了这现实基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探讨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互动和影响,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马克思于1849移居伦敦,以后的岁月主要住在伦敦并逝于伦敦。恩格斯于1849移居伦敦,后到曼彻斯特,1870后再次移居伦敦并逝于伦敦。1849年之前,恩格斯也曾在伦敦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

   ②本文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狭义的,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马克思、恩格斯。

   ③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④莎士比亚不是英国19世纪作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将他放在现实主义行列中,与19世纪英国作家同等看待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评席勒“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他们只是将席勒作为观念性作家的代表进行批评,并没有全盘否定席勒的创作。

   ⑤卡西尔认为,语言是人类生活的提升和凝集。“语言概念的最初功能并不在比较经验与选择若干共同属性;它们的最初功能是要凝集这些经验,打个比方,就是把这些经验融合为一点。”(参见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1-62页。)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地获取各种经验,这些经验有的由于相同或不断重复,有的由于与人的主体需求和意愿相符而得到人们的“注意”,为了把握这些现象,使其在自己的意识中固定下来,人们便使其与一定的符号联系起来,这就是初始的语言。这可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观点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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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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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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