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燕虹:劳伦斯·费林盖蒂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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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燕虹  

   内容提要:美国著名诗人和出版商劳伦斯·费林盖蒂是20世纪50年代“旧金山文艺复兴”及“垮掉一代”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致力于各种诗歌创作试验,把诗歌与音乐进行结合,把诗歌广泛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极强的口语性特征。他还将诗作与绘画结合,通过诗歌排版来展示诗歌内容,在诗歌表达的视觉效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各种创作试验,费林盖蒂对美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诗歌不仅具有批判性,还具有救赎功能。费林盖蒂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体现了文学的责任和他自己作为诗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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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是美国“垮掉一代”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也是美国“垮掉一代”诗人。他的诗学实践既受其他“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费林盖蒂对美国文坛贡献巨大,于2003年获美国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终身成就奖。费林盖蒂是“垮掉一代”诗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国内外学界对其关注甚少。本文以费林盖蒂的诗歌文本和生活经历为依据,探讨其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以期抛砖引玉。

   费林盖蒂1919年出身于美国纽约,出生前父亲去世,母亲迫于生计进了救济院,舅妈领养了他。7岁时舅妈神秘失踪,比思兰夫妇将其抚养成人。养父比思兰爱好文学,家中藏有丰富的文学书籍,引导费林盖蒂大量阅读,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1941年,费林盖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新闻学专业学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法国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1951年费林盖蒂毕业后定居旧金山,1953年与马丁(Peter Martin)合作创办“城市之光”书店,1955年创办“城市之光”出版社。他出版了许多“垮掉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卡塞迪(Neal Cassady)等人的作品,对“垮掉一代”文学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7年,费林盖蒂因出版《嚎叫及其它诗》(Howl and Other Poems,下文简称《嚎叫》)被指控犯有“传播淫秽作品罪”,被当局逮捕。美国民权自由联盟(ACLU)以及雷克思罗斯等作家纷纷写文章发表声明,抗议警方的拘捕行为,费林盖蒂自己也撰文为《嚎叫》辩护。他认为,淫秽的并非《嚎叫》,而是诗人所观察和揭示的社会,诗集所展示的淫秽荒原图景,正是迷失在原子弹威胁和疯狂的民族主义社会的真实反映。费林盖蒂指出:“《嚎叫》是二战以来,也许是自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发表以来,美国出版的最有意义的单篇长诗。”(转引自Cherkovski 102)最终,霍恩法官认为,《嚎叫》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并非淫秽书籍,宣布费林盖蒂无罪。这场官司的胜利不仅使《嚎叫》声名远播,劳伦斯(D.H.Lawrence)、米勒(Henry Miller)以及巴勒斯等作家的作品也因此在美国解禁,进一步推动了“垮掉一代”文学运动的发展。费林盖蒂经营的“城市之光”书店及出版社使他在“垮掉一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文学欣赏眼光和独立、反主流文化的经营宗旨,使“城市之光”成为六七十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一座耀眼的灯塔。

   费林盖蒂一生著述颇丰,出版了《心灵的科尼岛》(A Coney Island of the Mind)、《从旧金山开始》(Starting from San Francisco)、《事物的秘密含义》(The Secret Meaning of Things)、《随着芭蕉,回到遥远的城镇》(Back Roads to Far Towns After Basho)、《爱不是月亮上的石头》(Love Is No Stone on the Moon)、《睁开眼睛,敞开心扉》(Open Eye,Open Heart)、《现在我们是谁?》(Who Are We Now?)、《西北生态》(Northwest Ecology)等诗集①。其中《心灵的科尼岛》颇受读者青睐,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费林盖蒂的诗歌创作观念集中体现在诗集《作为反叛艺术的诗歌》(Poetry as Insurgent Art)中。他的诗歌语言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深受现代爵士乐与绘画的影响。他指出听觉和视觉是诗歌的大门;诗歌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可以拯救世界,而这样的诗歌应该广泛地融入民众的生活中。

   费林盖蒂被称为“用眼睛和耳朵进行创作的诗人”(Cherkovski 232),致力于各种诗歌创作试验,把诗与画和歌结合起来,尝试新的诗歌表现手法。他的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请使用清新的/妇孺皆知的语言”(Poetry as Insurgent Art 6)。他主张“用简短的句子表达复杂的思想”(17)。这种创作观念源自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卡明斯(E.E.Cummings)和帕钦(Kenneth Patchen)等诗人。他很推崇这些诗人的诗作,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政治教育。卡明斯被‘垮掉一代’诗人们忽略了。威廉斯则常常因为他的美国口语被提及。实际上卡明斯的语言比威廉斯更口语化……他说话美国腔更浓,喜欢用街头巷语。帕钦也是如此”(转引自Cherkovski 43)。费林盖蒂大量阅读他们的诗作,感受到美国日常口语表达的丰富多彩和便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斯伯格、雷克思罗斯等“垮掉一代”诗人们厌倦了以艾略特(T.S.Eliot)为首的学院派诗歌的书卷气,举起反对权威艾略特的大旗,提倡用日常口语写诗。费林盖蒂身体力行,是其中的活跃分子。1958年,他在写给《芝加哥评论》的《旧金山诗歌札记》(“Note on Poetry in San Francisco”)中指出,在旧金山活跃着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通俗易懂,口语化特点明显,可称之为“街头诗歌”(street poetry)。它们“使诗人走出审美密室……使诗歌走出教室,走出书本,突破语言的禁忌,回归街头”(转引自Cherkovski 120)。这种诗歌不但解放了诗人,也解放了诗歌,使诗歌回到大街小巷,回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在他眼里,街头诗歌与学院派诗歌截然不同,学院派诗歌像是“写给诗人和教授的诗,是关于诗歌的诗,它们占据杂志和诗歌选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印刷的诗句使诗歌寂静无声……关于诗歌的诗像是抽象画,导致艺术家的感官萎缩”(转引自Cherkovski 120)。而街头诗歌“像口信一样是口语诗,可以让诗歌发出声音。有些街头诗歌甚至可以用爵士乐来伴奏”(转引自Cherkovski 120)。街头诗歌使诗歌更适合吟唱,成为可以用眼睛和耳朵共同欣赏的艺术品。

   雷克思罗斯等“垮掉一代”诗人的诗学实践对费林盖蒂影响很大。切科夫斯基(Neeli Cherkovski)指出:雷克思罗斯对费林盖蒂的影响就像威廉斯对金斯伯格的影响一样重要(98)。雷克思罗斯感到美国诗歌囿于传统,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诗歌的声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弱。为了防止年轻一代诗人们变得越来越拘谨,雷克思罗斯在家中定期举办文艺沙龙探讨文学创作,也常常组织诗歌朗诵会,为年轻诗人提供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费林盖蒂经常参加这种文艺沙龙和诗歌朗诵活动,他非常敬佩雷克思罗斯的博学,是一位虔诚的听众。他说:“那时候我很胆小,参加沙龙好几年才敢开口发表见解。”(转引自Cherkovski 78)雷克思罗斯呼吁,艺术家们应该团结起来,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去改变社会(转引自Cherkovski 77)。费林盖蒂积极响应,他创办的“城市之光”书店和出版社常常出版一些有独立政治观点的作品,成为艺术家们聚会的场所。

   为使诗歌广泛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费林盖蒂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诗歌的吟唱特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吟唱吧,/不要陈述。”他还主张“做一只夜莺,而不是鹦鹉”(Poetry as Insurgent Art 23)。他认为诗歌的“语言要适合吟唱,不论有没有/韵律,在诗歌排版时就应/整理好版面。/不仅使诗歌适合‘朗诵’,/更要让诗歌适合‘歌唱’。/用乐器或其它音响来/陪衬你的声音/把你的诗绽放为歌。/向民歌手学习/从古至今他们是真正的吟唱诗人”(1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林盖蒂跟随雷克思罗斯常在旧金山北滩的一个叫“酒窖”的酒吧朗诵诗歌,这个酒吧离“城市之光”书店不远。他们朗诵诗歌时用爵士乐伴奏,效果很好,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在酒吧,费林盖蒂常朗诵《心灵的科尼岛》中的《口信》(“Oral Message”)。《口信》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试验之作,他在《口信》的序言中写道:“这7首诗是特地为配合爵士乐伴奏而作的。它们是自发的口语体《口信》,不是为了印刷的纸张而作的诗歌,随着不断的爵士乐伴奏朗诵试验,我还在不断地修改这些诗。”(A Coney Island of the Mind 48)为了研究美式英语吟诵方式,对比感受其与梵语或其它语种吟唱的不同,费林盖蒂进行过不少尝试和练习。他在《睁开眼睛,敞开心扉》中有关《美国曼特罗及歌》(“American Mantra and Song”)这一部分的注释中写道:“我曾经以唱、读、吟等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诗歌的不同版本,有时加上一些自发的重复,常常还用自动竖琴伴奏。”(Open Eye,Open Heart 117)费林盖蒂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尝试非常成功,他的朗诵吸引了不少观众,原本只能容纳一百余人的酒吧,有时会有四五百人等候入场。这种形式很快便流传开来,爵士乐伴奏的诗歌朗诵成为当时酒吧流行的娱乐活动。诗人肯尼迪(X.J.Kennedy)评价说:“费林盖蒂已经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很显然这些观众都希望诗歌能像电视一样清晰明亮,有幽默的插科打诨,平易近人……他的诗直截了当……像是逗乐有趣的谈话。”(转引自Cherkovski 151)

   费林盖蒂不但把诗歌与音乐进行结合,也尝试将其与绘画结合。费林盖蒂早年在法国索邦大学读文学博士时就对绘画非常感兴趣,曾在艺术学院旁听了许多课程,也常跟随美术专业学生一同临摹绘画。到旧金山后他与许多画家交往密切,如罗斯科(Mark Rothko)、托比(Mark Tobey)、斯蒂尔(Clyfford Still)等。这些画家热衷于各种绘画技巧试验,关注内心潜意识。费林盖蒂惊叹于他们的绘画技巧和作品中大胆而清晰的情感表达。他潜心学习,还特意租了一个画室进行绘画和写作,创作了大量画作,曾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纽约大学、帕特森博物馆等地举办过画展。

受绘画艺术的影响,费林盖蒂希望在诗歌表达的视觉效果方面有所突破。他认为,“诗歌是头脑中的画”(Poetry as Insurgent Art 38),“诗歌是永恒中的精彩瞬间”(53)。为了增强诗歌的画面感,他首先关注的是诗歌的印刷排版。威廉斯曾在写给费林盖蒂的一封信中谈及诗歌的排版方式,抱怨传统的诗歌排版让人感觉“好像诗歌是按照直尺写出来的”(转引自Cherkovski 95)。威廉斯的话对他触动很大。费林盖蒂不断试验,希望通过诗行的排版来增强表达效果,通过诗歌印刷在纸张上产生视觉效果使诗歌的表现力得以最大化。他有些诗很少使用标点符号,甚至没有逗号和句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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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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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语言与文化》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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